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New Leftists）
译者前言:
左翼诞生的时代背景，即在法国大革命中对自由主义的贯彻。左翼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其在对旧制度中人身依附和宗教控制的强烈批判中确立自身，追求进步，因此其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与坚持，奠定了它与社会主义合作的基调，即形成和社会主义的“防御性同盟”，对抗一切潜在对自由和主权的威胁。
然而，一旦这些威胁减弱，其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矛盾将更加凸显。诸如“硅谷左翼”、“企业左翼”（Corporate Left）、“觉醒资本主义”等，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思潮出现时，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平等、自主性、劳动者自决等价值就会被很快抛弃，特别是是在劳动场域。取而代之的则是身份政治等概念。这些概念看似一劳永逸地规定并指导了个人与社会如何互动，实则运行脱节僵化。社会关系中的有机纽带也会被“社交资源管理”等概念替代。
就政治层面而言,左翼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强调，需要一个机构去对个人主权进行确保，因此它促生了一种对Nation（国家/民族）和代议制的需求。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因为‘左翼’首先其自身就是，且从一开始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凭借其对个人自由和良知自由的依恋，凭借其对国家权力以及随后超国家权力形式的依恋，凭借其对本质上由教育和工业化所推动的进步的信念，凭借其对生活方式及身份认同多样性的宽容，左翼就是一种自由主义。”它并不抗拒将重要的，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生产及经济决定委托给精英与专家，因此，在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西方代议制，实际上已经简化为纯粹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脱节。而欧盟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和批评，尤其是精英官僚主义与地方社会的矛盾，正是“左翼”框架这一局限所带来的。反观社会主义对社会的强调，使得它并不天然地需要代议制国家的存在，因此它是非国家的（non-national）的，而不必须是反国家（antinational）的，“因为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社会’，并非那些像使资本增值一样去培养、维护和发展其关系与网络的个体所实施的‘社交’；它是一个由种种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编织而成的社会，这些关系先于个体存在，通过历史传递给他们，个体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被塑造为个人的；它是一个由各种制度（institutions）结构化了的社会，个体无法直接、更无法单独地去支配这些制度，因此只有在集体行动中，他们才有机会对这些制度施加影响。”总而言之，它不像左翼那样，把国家或者其他超越社会存在的“主权保护者”，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工具，而仅仅把国家/民族当做一种可选工具，同时也拒绝将对个人自身（在社会中且总是在社会中）的探索委托于一劳永逸的概念（如身份政治），亦拒绝将其对社会的参与委托于精英的代议制。
在本书前言摘译中，作者重新整理并定义了社会主义中社会的概念，与流行时兴的作为人际关系资本的“社交”做区别。进而揭示了在这一现象背后，“左翼”和“社会主义”不同的思想源流。
在第一章摘译部分中，作者继续梳理了左翼概念和社会主义概念的区别，并追溯了在法国近现代历史中，左翼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前者因其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对“进步”的追求，在不同时代选择了和不同思潮的合作，特别是其在冷战后放弃打破资本主义的雄心，并在某种程度上和技术官僚达成了的合作。但它对民主自主性与社会的忽视，切断了它和社会主义的合作，并正在系统性地与更广泛的阶层脱节，最终可能沦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附庸，摧毁他们所依赖的根基。
作者与文章简介
About the Author and Article
弗兰克·菲施巴赫（Franck Fischbach）现任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当代法国社会哲学的核心奠基人。其研究深耕社会主义议题，致力于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其代表作《社会哲学宣言》（Manifeste pour une philosophie sociale）系统确立了当代社会哲学的理论范式与现实诉求；而在另一力作《无对象：资本主义、主体性与异化》（Sans objet. Capitalisme, subjectivité, aliénation）中，他通过对劳动与异化概念的深度剖析，精准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病理，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
本文摘自《Qu’est-ce Qu’un Governement socialiste？（何为社会主义治理？）》中前言与第一章的部分内容：“对社会主义的遗忘 (Introduction: L’oubli du socialisme)”，与“社会主义与左翼 (Le socialisme et la gauche)”。
对社会主义的遗忘
（本章节在原书中为7-15页，译者摘取11-15页）
...我们的时代面临着一种双重放弃的威胁，即同时对自主的个体性（l’individualité autonome）和对放弃和对自主社会(société autonome)的放弃，而这两者是互为条件的：今天有许多人“宁愿摆脱一种，他们怀疑其无法成为的生活模式的自主性义务，而更愿意投身于集体自我的大熔炉中”，也就是说，投身于一个融合的、社群主义的、身份认同的且压抑的自我[1]”，这距离社会主义的理念——即一个由自由男女组成的、以自主、集体且理性的方式，决定其自身联合体的目标与组织的共同体——相去甚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在我们的时代不利于恢复和重塑社会主义的假说，已经是十分委婉的说法了。
请大家明白，我的立场绝非再次老调重弹地断言，我们的社会已经任由一种个人主义在其内部滋长，以至于再也没有空间容纳社会感、共同感或仅仅是集体感。这种类型的抱怨会直接导向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和对过去的怀旧，这与一种社会主义类型的假说很不相容。更不用说，这种抱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诊断之上：与其说是个人主义的问题（原则上社会主义并不反对个人主义——至少从勒鲁开始这就应该很清楚了），不如说是我们当代世界中“社会”（le social）所采取的形式，或者说社会所残留的形式的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已经不再有结构、不再有历史，因此不再有厚度，它被缩减为我们所谓的“人际关系”（relationnel）的集合，而人际关系本身又被简化为某种类似“资本”的东西。今天的个人确实拥有人际关系，但他们是在管理这些关系，仿佛他们拥有对这些关系的绝对支配权，也就是说，他们在积极的关系和消极的关系之间进行筛选，旨在最大化前者并最小化后者，同时管理这两者所带来的风险。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绝不是当代个人的这种“人际关系”：它拥有一段非直线发展的历史，它是由斗争、矛盾、前进与倒退构成的；它是由诸如家庭、所有制体制、社会分工形式、社会阶级分层等结构构成的——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个人无法直接摸到的“社会”，人们不能作为纯粹的单个人直接支配它，尽管不排除他们至少能部分地支配它，但这始终只能是集体性地支配。
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已经观察到，一个“伟大的人际关系梦想”正笼罩着我们当代社会：“接触、相聚、群体生活、网络、欢聚、交流”就像当代个人的圣杯，他们正耗尽心力“去重新编织那转瞬即逝的社交之网[2]”。如果把这种“伟大的人际关系梦想”和这种社交规划当作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立足点，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恰恰相反，与其说是有利条件，不如说是需要被超越的障碍。面对它们，我们必须申明：“社会”（le social）绝不等于“社交”（la sociabilité），正如它不能被还原为“人际关系”（le relationnel）一样。“社会”不是个人内在拥有的一种关系能量储备，更不是让个人靠着在大卖场里那些充当书店的“身心健康”（bien-être）专区，可海量寻得的战略性或伪心理学秘诀，去做到所谓的最佳管理——而且在这里，“最佳”是什么意思呢，无非就是对个人自身的私人和个人利益来说达到最大化。
“社会”竟然能被简化成这样，这表明在重新启用社会主义的奠基性假设时，面临着一个额外的——而且是巨大的困难：因为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社会”，并非那些像使资本增值一样去培养、维护和发展其关系与网络的个体所实施的“社交”；它是一个由种种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编织而成的社会，这些关系先于个体存在，通过历史传递给他们，个体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被塑造为个人的；它是一个由各种制度（institutions）结构化了的社会，个体无法直接、更无法单独地去支配这些制度，只有在集体行动中，他们才有机会对这些制度施加影响。
尾注
End Notes
[1] Theodor W. Adorno (阿多诺), 《Que signifie:repenser le passé》, dans Modèles critiques, trad. M. Jimenez et E. Kaufholz, Paris, Payot,1984, p.107.
[2] Robert Castel, La gestion des riques, De l’antipsychiatrie à l’après-psychanalyse (1981), seconde édition avec nouvelle préface de l’auteur, Paris, Minuit, 2011, p.188.
社会主义与左翼
（本章节在原书中为17-39页，译者摘取17-27页）
然而，毫无疑问，有必要对我刚刚描绘的那幅极其暗淡的图景稍加修正。为此，借用让-克洛德·米歇亚（Jean-Claude Michéa）提出的“左翼”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分是不无裨益的——即使不能接受其所有的推论（特别是涉及对大众民族文化的盲目崇拜方面），至少在形式上是可以借用的[1]。这一区分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能让我们避免思维上的走捷径，即草率地认为：左翼（或各种左翼派别）如今陷入的僵局，是由于其对社会主义的援引，以及它与社会主义长期以来，保持的过于紧密和深厚的联系所导致的。这种草率的推理，无疑出自那些，想要把左翼从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牵绊中解放出来的人；他们认为，抛弃这一被视为累赘的指涉，将是重塑或重振左翼的最可靠途径。但是，这种“推理”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即假设左翼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而简单、或者说完全的等同关系，在一段漫长的时期内，仅以法国为例，这一时期从第三共和国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也就是说，假设左翼在这一时期真正是社会主义的）。然而，这一时期并不是左翼认同社会主义（反之亦然：社会主义认同左翼）的时期，而是左翼竭力吸收社会主义、解除其武装并将其驯服的时期——这完全是两码事。左翼和社会主义真正实现认同（其意义是指很大一部分左翼真正倒向了社会主义，或者换句话说，左翼本身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只是在极其短暂且处于例外历史环境（德雷福斯事件、抵抗运动、去殖民化）下的情况，而且，这种认同本质上体现为一种防御性联盟，以对抗那些被视为左翼和社会主义共同敌人的势力（例如教权派和保皇党、纳粹占领者及其合作者、法西斯主义）。
这样一种断言，显然需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左翼”，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为什么左翼不能纯粹且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左翼首先在对旧制度（l'Ancien Régime）机构的批判、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批判中确立自身，因此它拥抱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特别是良心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探究：正是在这里，左翼与反宗教批判建立起了联系（这种批判，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被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认同）。左翼，也是对现代社会运动的拥抱（这种运动被理解和解释为“进步”），首先体现在它自身与旧社会的彻底决裂中，但随后更重要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对这一运动的延续和扩大中。左翼同样——至少在最初——对人民的独立和主权，有着与对个人的独立同等强烈的依恋：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本身在整个19世纪最初是一种左翼意识形态的原因。民族/国家（La nation）是左翼自然而然地构想，去实现其主权人民共和理想的框架。当然，在更近的一段时期，左翼先是转向了国家间合作的理念，然后当它坚决投身于欧洲建设进程时，又转向了超国家框架的理念。但是，对民族和国家框架的依恋，在很大一部分左翼中依然强烈，甚至在当前时期有加强的趋势：对于经典的共和派左翼来说自然如此，但对于所谓激进左翼的一部分来说甚至也是如此，正如弗雷德里克·罗东（Frédéric Lordon）在近期的著作中令人惊讶地对“民族”进行重新平反而证明的那样[2]。
我们在那里绝对找不到构成社会主义基本要素的东西，即国际主义（l'internationalisme）——无论是在民族主义左翼（les gauches nationalists尽管其表现为何种版本）或是超国家主义左翼（supranationaliste）；国际主义区别于左翼如今已皈依的各种形式的超国家主义；也就是说，国际主义是指参照一种贯穿于各民族和各人民之中的力量（instance）或趋势；进一步说，它指的不是某种凌驾于诸民族之上并将其吞并的东西，而是指某种穿透它们、游走于它们所有人之中，且不甘于被禁锢在它们任何一个之中的东西。
这种趋势就是走向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趋势，这些力量是指那些允许对社会运作的规则和目标、对社会演进的形式和目的进行集体和民主掌控的机制（institutions）：这些趋势和力量，在历史上确实诞生并开始形成于民族国家（l'État-nation）的框架内，但它们携带着一种普遍意义，正因如此，它们超越了其诞生的民族国家框架，并跨越国界相互交流。
社会主义内在的国际主义维度，足以揭露构成双重变态（perversion）的理念：一方面是“民族社会主义”（socialisme national）或“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e，即纳粹）的理念；另一方面是“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e dans un seul pays）和“社会主义祖国”（patrie du socialisme，正如前民主德国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 [unser sozialistisches Vaterland]）的理念。这里的“社会/社会的”（social）应当被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l'ensemble des rapports sociaux[3]），并且，如果他在原文中特意用法语写下了“ensemble”（总和/结合体）这个词，恰恰是为了避免使用德语词汇“Ganzheit”（总体/整体）：确切地说，社会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总体”（totalité），这与国家的/民族的截然不同，后者总是渴望去形成一个总体。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的”在本质上与“国家的/民族的”是不相容的：将这两个词拉到一起的任何尝试，历来都只会导致后者对前者的吸收和否定。让-克洛德·米歇亚在对超国家化或全球化左翼（也就是说，退回到了其自由主义起源的左翼）进行正当的谴责时过于激动，以至于忽略了区分超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正是由于未能做出这种区分，他最终被导向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对国家/民族的依恋，以及国家本身的框架是与社会主义相容的——这是一个错误。
社会主义是次国家的（infranational）和跨国的（transnational）：它提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种种关系和纽带，这些纽带不仅处于国家层级之下，而且还贯穿各个国家；并且这些纽带和关系（它们本身不是国家性的，或者因为具有跨国性而总是已经被“去国家化”了的）才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纽带和关系。社会主义甚至不是反国家的（antinational），它仅仅是非国家的（non national）（因此它也不是超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维度，没有比巴黎公社或名副其实的“国际纵队”更好地阐明了。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布鲁诺·卡尔桑蒂（Bruno Karsenti）的观点，他写道：“‘国际’（l'Internationale）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并非因为它把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从他们所属的社会中剥离出来联合在一起，以便将他们投射到一个新的、乌托邦式的世界社会中，而是因为，它使所有民族中那些，朝着政治的民主化与社会化这一同向发展的趋势，汇聚在一起[4]。”社会主义特有的国际主义，并不意味着它反对民族国家（l'État-nation），更不意味着其计划是以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国家”形式来超越民族国家，而是“它要求这种（民族国家的）形式去强化其本质冲动，这种冲动不是将公民共同体，禁锢在一种投射于主权国家内部的僵化认同上，而是越来越多地将共同生活的规则，向共同行使的判断和行动敞开，并建立起能够促进这种规则转型的集体进程的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提出，所有的民族国家内部都存在着它们可以共享的民主趋势，而关键在于如何将其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就是一种民主主义（démocratisme），而这也是它与“左翼”的一个显著差异：后者（指“左翼”）与民主有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它往往满足于一种低强度的民主生活，而且它对“共和国”的依恋，往往与其民主实践的活力成反比。它很快就安于民主的唯一形式——代议制，而代议制本身又被缩减为纯粹的政治制度（没有与同样应当是民主的社会生活衔接起来），结果是，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重大决策委托给少数所谓的精英专家（他们因为在“名校”受过“良好教育”而被假定为具有胜任能力），对左翼来说竟然毫无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左翼是自由主义的（libérale）：它将民主维持在其代议制的政治形式中，并且它很难想象社会和经济世界，也能服从于民主化进程，或者企业和经济领域的行动者，不仅能被理解为被集体代表的群体，更能被个体性地视为拥有表达权，以及参与意志形成和决策制定的权利的公民。
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的要素结合起来，就会看到，阻碍左翼被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因素（除了一些例外的历史情况），恰恰是这个事实本身：所谓（或者说“仍然被称作”）的“左翼”，归根结底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位兼具“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法国前部长（译者注：指马克龙）曾说，自由主义是一种左翼价值观[5]——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左翼”首先其自身就是、且从一开始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凭借其对个人自由和良知自由的依恋，凭借其对国家权力以及随后超国家权力形式的依恋，凭借其对本质上由教育和工业化所推动的进步的信念，凭借其对生活方式及身份认同多样性的宽容，左翼就是一种自由主义。这当然可以算作它的功劳，但在这种情况下，当它执政时没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统治，也就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了。同样不应令人惊讶的是：为了让它转变为社会主义，要么需要极为特殊的情况迫使它这么做；要么就是它自发地、暂时地转向社会主义，因为它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中期政治利益。我注意到，这种“转向”实际上只有在如下情况才会发生：即那些自认为“左翼”的社会阶层——粗略且简言之地说，就是那些拥有更多文化资本而非纯粹经济资本的、开明且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发现与社会主义结成这种（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较长期的）“联盟”符合其利益。例如，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要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君主制可能的复辟，就像法国在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情况那样，另一个例子是，在1930年代以及后来在（纳粹）占领时期，由于反对法西斯主义，以及随后反对纳粹占领者的斗争的必然要求，左翼与社会主义结成了联盟。“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纲领”（Programme du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正是共和派左翼与社会主义之间，这场脆弱且始终不稳定的联姻的象征。
换言之，如果说左翼在当前时期处境如此糟糕，那并不是因为它与社会主义进行了过于漫长的“调情”；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它已经决定——至少（仅就法国而言）自1984年的转折点以来（但此事在整个1970年代就一直在酝酿）——以前所未有的明确态度，越来越公开地承认其自由主义的起源和认同；因为它选择越来越清晰地放弃迄今为止仍残存在其内部的社会主义诱惑，无论这种诱惑是以一种内疚感的形式，还是以一种退路的形式存在在紧急情况下，为了应对危险而强大的对手，这种结盟是可能的。通过切断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充满了矛盾和紧张），左翼在我们眼前淹没在自由主义之中，就像淹没在它自己发源的那条河流中一样，并且注定要在其中消亡。
至于左翼为何要打破其在战后和“福特制妥协”（compromis fordiste）时期与社会主义结成的纽带，原因必须在一种联盟的逆转中去寻找：左翼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即共和派、世俗派和进步派资产阶级）之所以打破与平民阶层的联盟，仅仅是因为他们发现，与那些由于福特制妥协的破裂，而刚刚找到重新启动资本积累新可能性的新统治阶级结盟，对他们来说更有利，也远比前者更有前途。
左翼资产阶级从中找到了焕发自身形象的资本，继续将自己视为“进步”和“运动”的化身，同时将平民阶层推向“保守”甚至“反动”的阵营。此外，左翼资产阶级与通过金融放松管制而致富的新有产精英代表之间的联盟，之所以变得更加容易，是因为这些新有产者不再带有旧有产者的那些缺陷：他们不再是“反动派”，对教权主义不再有丝毫兴趣，并且他们自己也彻底皈依了个人自治、宽容和“进步”这些伟大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凭借着与这些新的全球金融的新贵们的联盟，左翼从此可以致力于系统性地摧毁那些，依然见证着它昔日与平民阶层社会主义结盟的残余事物...
尾注
End Notes
[1] Jean-Claude Michéa，Les mystères de la gauche. De l'idéal des Lumières au triomphe du capitalisme absolu，Paris，Champs-Flammarion，2014。
[2] Frédéric Lordon, Imperium, Paris, La Fabrique, 2015.
[3] 原文文本中的“Ensemble”（总和）使用的就是法语。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纲第6条，引自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编辑的版本《1845年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翻译与评论》，巴黎，阿姆斯特丹出版社（Éditions Amsterdam），2008年，第14页。
[4] Bruno Karsenti,《Radicalité du socialisme》, Incidence, n.11，automne 2015，dossier《Le sens du socilisme: histoire et actualité d’un problème sociologique》, p.26
[5]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2015年9月27日在《世界报》艺术节（Monde Festival上的声明。
稿件翻译：火风
鸣谢：阿瑟威尔斯利
由NLR编辑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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