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一旦结束，全球市场可能会涌入过剩武器、退役战斗人员以及无人机作战经验，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流向非洲，使当地冲突更加致命。非洲和欧洲各国政府应当从现在开始为此做准备。
过去4年里，俄乌战争的爆发，似乎离非洲各国首都十分遥远。除了粮食和燃料价格上涨等连带冲击外，非洲国家总体上并未被卷入这场冲突。
但一场危机可能正在逼近。乌克兰战争结束后，大量军事能力将突然流入全球市场，包括囤积的武器、经验丰富的无人机飞手，以及久经战阵、往往带有创伤经历的军事承包人员。历史表明，非洲国家很可能会吸收其中相当一部分，这将显著推高非洲地区冲突爆发和升级的风险。
苏联解体后，大量武器库存进入全球流通，非法军火网络也借助中间人扩散到非洲冲突地区，其中包括后来在美国入狱的俄罗斯军火商维克托·布特。
重大冲突往往还会向市场释放大量受过训练的战斗人员。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及罗得西亚白人少数统治终结后，前军人活跃于非洲多地的冲突和武装夺权企图之中，其中也包括通过南非私营军事公司“行政成果”等渠道介入。
非法武器和军事技能可以迅速流入非洲冲突。近些年，据报道，拥有反叛乱经验的哥伦比亚雇佣兵已出现在苏丹。这些先例凸显出一种持续存在的风险：非法武器和军事专长会迅速迁移到非洲战场。联合国裁军事务研究所估计，非洲流通的4000万件小武器中，约40%属于非法武器。
俄罗斯一直在积累一批经受过实战检验的非洲战斗人员。近期一系列报道揭露了人口贩运网络：数以千计的非洲男女被送往前线岗位，或被置于俄罗斯军工厂近似奴役的环境中。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最终都会返回本国。
当前这场战争，正在大规模制造这种过剩的武器和军事经验。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并大幅扩大了手持式无人机等低成本武器的工业生产。
两国也都承受着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乌克兰经济遭到重创，但一旦达成和平协议，欧洲主导的重建资金很可能会被释放出来，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欧元。这将给退役的乌克兰士兵留在国内提供现实理由，而不是去海外寻找工作机会。
俄罗斯面临的道路则更为艰难。其战时经济模式——高强度军费支出、劳动力短缺和国家干预——在冲突结束后可能很难退出。制裁以及愿意合作的经济伙伴有限，也使大规模重建或刺激计划不太可能出现。这可能促使莫斯科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变现：武器和安全服务。
截至2024年，俄罗斯已与43个非洲国家签署军事合作和技术协议。2026年5月，俄罗斯国家武器出口机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披露，围绕46个非洲国家的150项军事技术合作协议，相关支出达到200亿美元。
如果把私营部门也计算在内，俄罗斯介入非洲安全事务的程度，以及其军事和防务投资的范围，会更加清晰。瓦格纳集团及其继任者“非洲军团”目前已在非洲部署数千名战斗人员，并被指在马里等国卷入严重暴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已经历过一次武装哗变，即2023年6月已故瓦格纳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发动的兵变。对他而言，让大批退役战斗人员和军事承包商继续在海外活动，或许比任由他们大规模回国更有利。
乌克兰也可能成为这一链条的一部分。基辅在非洲签署的军事协议很少，而且即便停火后，乌克兰很可能仍将长期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但在多年被禁止出国之后，一些退役乌克兰士兵势必会试图将自己的战场经验变现。已有报道称，乌克兰承包人员与苏丹局势有关；还有说法称，乌克兰人曾向图阿雷格武装人员教授无人机操作。虽然规模仍然有限，但这一先例本身值得警惕。
当然，一些非洲政府可能乐于接纳这些过剩的军事能力，原因之一就是维护政权安全。但也会有许多政府对另一种前景感到不安：尖端军事知识和装备落入叛乱组织或恐怖团体之手。
在这个问题上，部分非洲和欧洲利益可能是一致的。欧洲各国政府显然不希望其南部周边地区出现更多不稳定局面。眼下，它们既要在东翼应对俄罗斯，也要处理西边一个强硬且难以预测的白宫，同时还要巩固东地中海安全。
立场相近的非洲和欧洲国家应为这样一种局面做好准备：大量非法武器和军事能力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流入非洲冲突地区。欧洲机构在打击武器走私方面经验丰富，可以与非洲各国政府、港口和边境管理部门深化情报共享。这种合作还应扩大到与乌克兰当局的直接协调，以防武器或军事技能落入不当之手。
欧盟还应重新投入既有机制，例如“欧洲和平基金”。这一机制最初旨在支持与非洲的安全伙伴关系，但乌克兰战争使欧洲的优先事项转向内部。非洲各国政府也应继续强化泛非机构，例如非洲联盟及其“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以及现有的地区性机制。
地区合作的框架其实已经存在，非洲建设并维持自身地区安全架构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内罗毕议定书》和“区域小武器中心”就是非洲持续开展地区合作、打击非法武器贩运的最清晰例证之一。联合国裁军事务研究所与区域小武器中心在2026年的一项评估发现，过去20年间，成员国在武器标识、库存管理、记录保存和转让管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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