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亦有可怜之处......
浮尸
2010年5月7日，重庆入夏前最后一场大雨刚过。
江津区真武镇外的綦河，水位涨得比平时高出一截，浑浊的河水卷着树枝、塑料袋和上游冲下来的杂物，一路向东。河水泛着黄绿色，像一锅煮过头的青菜汤，散发着潮湿的腥味。
下午三点左右，一个渔民撑着竹筏来到河湾处下网，但当他收起第三网时，感觉网底格外沉重。
渔民探头往水里看，隐约看见一团暗红色的东西。是个用红色被单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约莫一人长短，外面还用麻绳捆了几道。
渔民蹲下来，用刀尖挑开被单一角——里面露出来的，是一只惨白的人脚。
他连滚带爬地往后退，手里的刀子掉在地上。河水还在哗哗地流，那团红色的包裹却像有生命似的，在岸边微微晃动着。
报警电话打出去不到二十分钟，警车就呼啸着赶到了现场，技术员小心翼翼地剪开绳索，一层层掀开被单，被单里，是一具裸体女尸。
死者年龄约四十岁左右，头部被几个塑料袋套着，身体被绳子前后捆扎，腰间死死绑着一根一米多长的石制护栏。
法医初步判断：死者死于他杀，死亡时间约一周。
一个民警蹲在护栏旁，用刷子扫去上面的泥污。几个阿拉伯数字渐渐显露出来——7，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数字，成了整起案件的第一把钥匙。
好人
真武镇不大，沿着綦河两岸铺开，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袁焕华就是镇上留守的中年人之一，1971年出生的他，案发时刚满三十九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手掌粗大，指缝里常年嵌着洗不净的木屑和机油。他沉默寡言，走在路上目不斜视，见了熟人才勉强挤出一个笑。
镇上的人都知道他——袁焕华，骑摩托车拉客的，兼做木匠活。
镇上的人提起他，都挑大拇指：“老袁是个好人。”
这种好，不是装出来的，他几乎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参加任何红白喜事上的赌局。白天在工地或家具厂做木匠，晚上就骑着那辆摩托车在镇口等客。
他一年到头穿的都是那几件旧衣服——一件灰色的工装外套，洗得发白；一条深蓝色裤子，裤脚磨出了毛边。老婆给他买什么他穿什么，老婆不买，他就一直穿旧的。
他的钱，全部交给老婆。
袁焕华的好，从十九岁那年就开始了。
1990年，他还在工地上做小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挣不了几个钱。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叫阿梅的姑娘。
阿梅比他小几岁，模样俊俏，爱笑，说话声音清脆。但她家里穷，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在镇上一个小作坊里做零工。
袁焕华第一次见她，心就动了。他没什么文化，不会说漂亮话，只会傻愣愣地往阿梅手里塞东西——一袋水果，一盒点心，或者一件他觉得好看的花衬衫。
后来听说阿梅想继续读书，但家里拿不出学费，袁焕华当场拍板：“我供你。”
那一年，他十九岁。此后整整三年，袁焕华在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干活。别人下工了去喝酒打牌，他接着加班；别人嫌累的活，他抢着干。他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寄给阿梅，供她吃穿读书。
阿梅中专毕业那天，袁焕华特意请了一天假，穿着唯一一件像样的白衬衫，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去看她。
她站在校门口，穿着一条新裙子，笑得像朵花。
袁焕华看着她，觉得这三年的苦，值了。
1994年，两人结婚。婚礼办得简单，但袁焕华高兴得喝醉了——那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喝酒。
婚后，阿梅不想回农村住。袁焕华就带着她来到真武镇，在城中村租了一间小屋。几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小雪。
从那天起，袁焕华更拼了。
迷失
婚后的日子，一开始是甜的。
袁焕华每天早出晚归，阿梅在家带孩子。晚上他收工回来，锅里总有一口热饭。女儿会叫"爸爸"了，会摇摇晃晃地走路了——这些细碎的瞬间，是袁焕华最幸福的时候。
为了给妻女一个真正的家，他白天做木匠，晚上跑摩的，节假日还接各种零活。几年下来，他的手糙得像砂纸，腰也落下了毛病，但他终于在镇上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但足够一家三口住。
袁焕华还特意在自家隔壁租了一间小屋，把阿梅的父母接了过来。他说：“你们是阿梅的爸妈，也就是我的爸妈。”
岳父母对这个女婿，挑不出半点毛病。
但阿梅，似乎并不满足，她长得好看，又爱唱歌，后来被镇上红白喜事乐队招去当了主唱。哪家有红白事，她就跟着乐队去，唱几曲，拿一份报酬。
这本来没什么不好，但乐队里的人鱼龙混杂，有人爱喝酒，有人爱赌博，有人专爱勾搭有夫之妇。
阿梅跟着他们，渐渐变了，她开始频繁出入牌局，她也开始讲究穿戴，衣柜里挂满了新衣服，袁焕华拉一趟货赚十块钱，她一件衣服就要两三百。
镇上的人开始背后议论——“老袁这老婆，怕不是个无底洞。”“何止是无底洞，听说她跟乐队那个拉二胡的……”
袁焕华也有所耳闻，他不是傻子，那些风言风语，像针一样扎在他耳朵里。但他选择装聋作哑。
他以为，只要自己挣得够多，对妻子够好，她总有一天会回头。
200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袁焕华带着女儿小雪上街找阿梅。
那天阿梅去办一场白事，按理说半夜就该回来，但一直到凌晨都不见人影，电话也不接，袁焕华骑着摩托车，带着小雪，打听了平时和阿梅一起出白事的朋友，终于在镇上一家小旅馆的二楼找到了阿梅。
只是——推开门的时候，阿梅和一个男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那个男人，是这场白事上的道士。
小雪站在父亲身后，她那时才十四岁。她看见了母亲赤裸的背，看见了那个陌生男人惊愕的脸，也看见了父亲瞬间惨白的脸色。
袁焕华的手在抖。他有一千个理由冲进去，把那个男人从床上拖下来，狠狠地揍一顿。他也有一千个理由质问阿梅：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但他没有，他轻轻关上门，拉着女儿的手，转身走了。
回家的路上，小雪一句话也没说。袁焕华也一句话没说。
他只是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寸一寸地碎掉。
从那以后，阿梅更加肆无忌惮。
她开始上网聊天，认识了一个姓谢的男人。那男人三十五岁，无业，没房没车，但能说会道，会哄女人开心。
阿梅像是着了魔。她嫌袁焕华"没意思"“不会说话”“只会赚钱”。她主动提出了离婚。
2010年3月，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十六年的婚姻，就此结束。
女儿小雪后来对人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对我爸来说，也许是件好事。”
但她不知道，对袁焕华来说，这恰恰是一切悲剧的开始。
侮辱
按理说，离婚了，两人就该各走各路。但袁焕华放不下。
他不但放不下，反而比以前更"关心"阿梅了。
阿梅和谢某住在一起，没有收入。谢某整天游手好闲，除了会说甜言蜜语，什么也不会。家庭所有开销——全是阿梅在操心，而阿梅的钱，大多还是来自袁焕华。
离婚后，袁焕华几乎每隔几天就要给阿梅送钱。只要阿梅要，他就给，从不问用处。
镇上的人看不下去，劝他：“老袁，你们已经离婚了，你还管她干啥？”
袁焕华低着头，半天才憋出一句：“她跟我那么多年，我不能看着她受苦。”
他甚至还带着女儿小雪，跪在阿梅面前，求她回家。
那天阿梅正和谢某在街上逛街，看见袁焕华父女跪在地上，她皱了皱眉，像是看见了什么丢人的东西。
“你起来，别在这儿丢人。”
“阿梅，回家吧，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回来……”
谢某站在一旁，嘴角挂着笑。
小雪再也忍不住了，她拉着父亲的手，哭着说：“爸，你别求她了！她不配！”
袁焕华没起来。他还是跪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说：“回家吧，回家吧。”
阿梅转身走了。
2010年4月30日傍晚。
天阴沉着，像是要下雨。袁焕华刚收工回家，正坐在门槛上抽烟——他平时不抽烟，但最近几个月，他渐渐抽上了。
阿梅推门进来，没有敲门，没有招呼，就像这还是她家一样，袁焕华愣了一下，赶紧站起来：“阿梅，你……你怎么来了？”
阿梅没看他，径直走进屋，在沙发上坐下。
"我来拿点东西。"她说。
袁焕华忙不迭地给她倒水。阿梅接过杯子，喝了一口，突然说：“老袁，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跟谢某商量过了，我们打算搬回来住。”
袁焕华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在地上。“搬……搬回来？住哪儿？”
"就住这儿啊。"阿梅说得理所当然，“你那房子不是空着一间吗？给我们住。”
袁焕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阿梅又补了一句：“对了，我准备给谢某生个孩子。孩子生下来跟你姓，对外就说是你的，你负责养。”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袁焕华觉得自己的耳朵在嗡嗡作响，跟他姓？让他说，那个野种是他的孩子？让谢某住进他的家，睡他的床，花他的钱，还让他替他们养孩子？
那一刻，袁焕华胸腔里那个早已碎裂的东西，突然烧了起来。
晚上7点，谢某来了，阿梅留他吃饭。饭桌上，阿梅和谢某有说有笑，谢某甚至当着袁焕华和小雪的面，伸手揽住了阿梅的腰。
袁焕华一口饭也没吃。他坐在桌子另一端，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
小雪扒了几口饭，就放下筷子回了房间。她把自己的门反锁上，躲在门后，听见客厅里母亲的笑声，和父亲沉重的呼吸。
谢某吃到一半，接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先走。阿梅送他到门口，两人站在门外低声说了几句，又亲热地抱了一下。
谢某走后，阿梅回到屋里，开始收拾东西。她一边收拾，一边对袁焕华说：“你去把西屋收拾出来，谢某明天就搬过来。”
袁焕华没动。
“袁焕华，你聋了？”
阿梅骂了几句，见他仍不吭声，便转身去浴室洗澡。她没关门，水声哗啦哗啦地响着，一边洗一边还在催促：“赶紧的啊，别磨蹭……”
袁焕华慢慢站了起来，他走进厨房，从刀架上抽出一把菜刀，刀刃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吞没
浴室里水汽弥漫。阿梅背对着门，正在洗头。她没听见身后的脚步声，也没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袁焕华站在门口，手里握着菜刀。
他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那是他爱了二十年的女人，是他资助三年、奋斗半生才娶回家的女人，是女儿的亲生母亲。
也是那个，把他的尊严一次次踩在脚下，还要让他替别的男人养孩子的女人。
"阿梅。"他叫了一声。
阿梅没回头：“干嘛？赶紧收拾房间去，别在这站着……”
袁焕华举起菜刀，没有犹豫，连劈四刀。
阿梅倒下的时候，撞翻了浴室里的塑料凳子。鲜血从她的肩膀、胸口喷涌而出，混着淋浴的水，顺着地漏往下流。
袁焕华站在原地，手里的菜刀还在滴血。
他喘着粗气，看着倒在血泊中的阿梅。她的身体还在微微抽搐，嘴唇翕动着，像是在说什么，但已经发不出声音。
袁焕华手里的刀掉在地上。他瘫坐在浴室门口，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他哭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一种压抑到极致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
他杀了阿梅。他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死在了他的刀下。
哭完之后，袁焕华冷静了下来，或者说，是一种可怕的、近乎机械冷静的状态。
他站起身，开始处理尸体。用一床被子和白布把她赤裸的尸体裹得严严实实。
接着，他想起屋后綦河边的护栏。那些石制护栏，一根就有一米多长，几十斤重。他用摩托车上的撬棍，硬生生拔下了其中一根，护栏底部刻着编号：7。
夜深了，天下起了雨。
他骑着摩托车，沿着綦河边的土路，一路向西。雨水打在脸上，他分不清是雨是泪。
来到一处水深流急的河湾，他把尸体和护栏一起推了下去。
"扑通"一声，红色的包裹在水面上晃了一下，很快被浑浊的河水吞没。
死路
2010年5月7日，阿梅的尸体被发现。
警方根据那根刻着"7"字的护栏，很快锁定了真武镇。通过失踪人口排查，他们确认死者就是离婚后不久失踪的阿梅，案发一周后，袁焕华被抓获。
当警车开到他家门口时，镇上的村民围了上来。
“你们抓老袁干什么？”
“老袁是好人，你们肯定弄错了！”
民警耐心地解释，但村民们不依。他们看着袁焕华被押上警车，眼里满是不解和愤怒。
消息传开后，整个真武镇都轰动了。
“阿梅那种女人，死了活该。”
“老袁这是被逼急了，换了谁都忍不了。”
“他平时对我们那么好，不能让他坐牢！”
有人提议写联名信，给老袁求情，一张桌子，一支笔，一盒印泥，摆在了镇口的槐树下。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不到一天，十里八乡的村民纷纷赶来。他们排着长队，在联名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按下红手印。
三千多人。这张薄薄的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名字和红手印。
更令人意外的是——阿梅的母亲，也来到了签字现场。
她头发花白，佝偻着背，在众人的注视下，拿起笔，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有人问她：“老太太，他杀的是你女儿啊，你怎么还替他求情？”
她抹了一把眼泪，说：“我女儿这些年做的事，我心里清楚。不是老袁对不起她，是她对不起老袁。她这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死路。”
尾声
2012年5月10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公诉人陈述了案情，法医出示了鉴定报告，女儿小雪出庭作证，讲述了母亲多年来的所作所为。
辩护律师拿出那份按有三千多个手印的联名信，以及阿梅母亲亲笔写下的谅解书。
袁焕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袁焕华站在被告席上，没有说话。他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手铐。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在想那个19岁就爱上的姑娘？想那个曾经温暖的家？还是想那个雨夜，他把妻子和7号护栏一起推下河时，水面上的那一点涟漪？
阿梅的放纵和绝情，最终把她自己逼进了那条河。
袁焕华的深情和懦弱，最终把他自己送上了法庭。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可恨之人，亦有可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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