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这栋老式塔楼的第五个年头，我对门601室换了租客。那天刚好是个周末，我拎着从超市采买的速冻食品走出电梯，迎面撞见几个皮肤黝黑、轮廓深邃的外国人正在搬箱子。
走在最前面的男人冲我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文跟我打招呼，说他们是从印度来的，以后就是邻居了。
他叫拉吉，旁边那个穿着亮色长裙、有些腼腆的女人是他妻子普里亚，还有一个正躲在妈妈腿后探头探脑的五六岁小男孩，叫阿诺。
我礼貌性地扯出一个微笑，点了点头，迅速闪身进了自己的屋子，反锁上门。在这个拥挤又冷漠的一线城市里，我的生存法则是：保持距离，互不打扰。
我习惯了回到家就躲进绝对安静的私人空间，习惯了那种就算对门住上一年也互不相识的都市默契。
但拉吉一家人的到来，彻底打破了这种默契。
最先入侵我领地的是味道。那是一种极其浓烈、复杂且霸道的气味。每天傍晚六点半，准时从601的门缝里钻出来，穿过狭窄的楼道，无视我紧闭的防盗门，直愣愣地往我鼻子里钻。那是咖喱、孜然、姜黄粉混合着洋葱在热油里爆炒的味道。有时候味道里还夹杂着某种奇异的酸辣味，呛得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直打喷嚏。
为了对付这种味道，我买了一大堆空气清新剂，甚至在门口的玄关处点上了香薰蜡烛。但没用，那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像是有生命一样，顽强地盘踞在楼道里。
除了味道，还有声音。这家人似乎天生不知道“压低嗓门”是怎么回事。拉吉经常在阳台上打电话，大概是打给远在印度的亲人，他语速极快，声音洪亮，就算隔着两道玻璃门，我都能听见他爽朗的笑声。
小男孩阿诺则喜欢在楼道里拍皮球，那“砰、砰、砰”的声音，每一次都精准地砸在我本就疲惫的神经上。
起初的半年，我真的非常懊恼，甚至考虑过要不要找房东退租。我是一个经常需要加班的互联网打工人，每天拖着被工作掏空的身体回到家，只想拥有一个没有味道、没有噪音的真空环境。好几次，我气冲冲地走到门后，想要拉开门去警告他们安静一点，但透过猫眼看到阿诺举着皮球天真无邪的脸，或者看到拉吉手里提着菜满头大汗的样子，我那句带刺的话又咽了回去。
算了吧，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惹不起我躲得起，戴上降噪耳机，关紧门窗，熬一熬就过去了。
第二年冬天的时候，那阵子流感肆虐，我也没能幸免。起初只是嗓子疼，到了第三天晚上，我突然开始发高烧，体温直逼四十度。我一个人蜷缩在被窝里，浑身像是在冰水里泡过，又像是在火上烤，骨头缝里都透着酸痛。我想爬起来给自己倒杯热水，双腿却软得像面条，刚走到客厅就跌坐在了地毯上。
手机屏幕亮着，微信里有几百个联系人，工作群里的消息还在不断闪烁，但我不知道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此刻能向谁求救。外卖平台上的跑腿服务排到了两个小时以后，我连下楼买药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我迷迷糊糊靠在沙发上喘息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起初我以为是幻听，但敲门声很执着，“咚咚咚”，伴随着拉吉的声音。我挣扎着爬起来，扶着墙打开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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