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官僚主义，欧盟几乎无可救药。理论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法律太多了。尽管欧盟作出过承诺，但在官僚化问题上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转向。要改变这一点，布鲁塞尔需要一次根本性的思维转变。
削减官僚负担，几乎是欧洲企业最迫切的愿望之一，也是政界最常挂在嘴边的承诺之一。欧盟委员会同样把这作为目标。企业抱怨自己快被各种行政要求压得喘不过气来，竞争力也因此受损，这样的声音已经大到布鲁塞尔无法再忽视。
但在现实中，欧盟委员会的这项工作并没有真正取得进展。削减官僚障碍的举措推进得半心半意，而委员会仍在继续制定新法律，仿佛关于官僚化拖累经济的争论根本不存在。
委员会似乎的确有一些反思。它知道，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执掌委员会的7年里，立法过于频繁。它也意识到另外两个问题。
第二，企业被施加了过度膨胀的报告义务。比如，它们必须详细说明自身经营活动会对环境和人权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监管思路上，欧盟实际上发生了一次转向：监管者对企业抱有高度不信任，要求企业证明自己已尽可能在各个环节采取预防措施，以防员工违规。相比之下，传统做法即使放到今天，可能仍然更合理，也更少制造官僚负担：如果企业和管理者有过错，就严厉处罚，并依靠这种威慑发挥作用。
面对企业关于法规造成多重负担的抱怨，欧盟委员会作出了回应。它希望通过所谓的“综合法案”清除这些重复规定。
但真正意义上的“大松绑”并没有发生。比如，欧盟虽然提高了《供应链法》适用门槛，只有营业额超过15亿欧元的企业才需遵守这项法律。
这意味着，中小企业将获得减负——但更多只是理论上的。在日常经营中，许多大企业很可能仍会要求供应商说明自己是否遵守某些环境标准，并优先选择那些愿意提供这类信息的供应商作为合作伙伴。
尽管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曾试图解决这一困境，但并未真正成功。其他法律的减负效果也大多只是局部性的。民间有句俗话可以解释这一点：挤出去的芥末，装不回管里。新法律一旦出台，就会持续产生影响，即便后来被削弱也是如此。比如，实力雄厚、资金充足的市场参与者会迅速适应，由此形成新的惯性。正因如此，有些法律从一开始就不该被制定出来。
更令人惊讶的是，欧盟委员会仍在推进其他可能进一步推高官僚负担的立法。正在征求意见的《优质就业法》就是一个例子。
欧盟为这项法律设定了很高的目标。负责这一事务的委员罗克萨娜·明扎图表示，欧盟希望成员国中的每一份工作都成为“优质工作”。这意味着，工作应获得公平报酬，健康风险也应尽可能低。对欧盟来说，这项法律也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公平的工作岗位将增强欧洲竞争力。
不过，《优质就业法》最终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具体规定和透明度要求，目前仍不清楚。因为这项法律本身就带有欧盟如今试图通过“综合法案”清除的那些缺陷，比如重复立法。该法拟加强对为分包商工作的劳动者的保护，但在这方面，欧盟和成员国层面其实早已有相关法律。
显然，欧盟更愿意用一部新法律去纠正问题，而不是确保现有规则得到落实。更何况，欧洲大多数劳动者的处境显然并不差，因此未必需要一套包罗万象的法律体系。毕竟，在欧盟最近的一项调查中，85%的受访欧洲人表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雇主的善待。
当然，如果这一比例还能更高，那无疑是好事。但通往这一目标的路径，应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良好教育。对企业来说，合格员工是宝贵资源，而出于自身利益，它们也会更体面地对待这些员工。
那么，布鲁塞尔为什么总倾向于用庞杂的法律体系来应对问题？这背后有一套政治经济学解释。
第一，官僚化的责任早已不只在欧盟委员身上，欧洲议会议员同样难辞其咎。这与他们对自身角色的理解有关。比如，没有哪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愿意在某个委员会里工作，却不提出一些“属于自己”的主张。绿色派、民主派和其他议员也是如此。谁愿意回到自己的选区，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推动过？
第二，成员国在谈到官僚主义时，固然很喜欢把矛头指向布鲁塞尔，但它们远没有自己表现得那样无辜。很多时候，它们都有“隐藏议程”。一些政府会表现得仿佛自己特别重视环境保护，并以生态理由为新规辩护。
但实际上，它们想做的是把竞争者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并让本国企业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第三，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也很难对那些令企业抱怨不已的法律采取激进清理。毕竟，这些规定有一部分正是她本人推动制定并热情宣传的。如果她现在大刀阔斧地推翻它们，自己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削弱。
此外，她的政治基础也曾出现松动。两年前，冯德莱恩争取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时，虽然在欧洲议会中失败的风险不大，但并非完全不存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向从左到右的不同政治力量都作出了承诺。
例如，在选举前，温和左派要求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内容”。冯德莱恩接受了这一要求，比如表示将推动雇主与雇员之间开展更多集体谈判。这一承诺如今也体现在《优质就业法》中。
此外，冯德莱恩还认为，欧洲正面临住房危机。于是，在布鲁塞尔，委员丹·约根森接手了新设立的“住房”事务。冯德莱恩的判断并没有错。住房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爆炸性的议题。
但这位委员从布鲁塞尔出发，实际上很难产生多大效果。住房危机必须在国家和地区层面解决，依靠本土的政策工具。
即便如此，一套机制仍会运转起来，而这也暴露出一种导致官僚化的思维方式：欧盟委员会在处理一些本应由成员国更适合负责的事务。对公民来说，这种“越界”几乎必然会带来失望：欧盟委员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机构，但它终究无法兑现被不断抬高的期待。
其实，欧盟本来拥有许多优势。它汇聚了传统、长处和短板各不相同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组织来说，把成员国中的最佳实践推广到整个欧盟，本应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策略。好的解决方案未必非得来自欧盟委员会，因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往往离实际操作较远。成员国完全可以相互借鉴，看看哪个国家在某个问题上解决得尤其好，然后加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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