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1926年的西安城,人最羡慕的活物,是耗子。

因为耗子会打洞,会藏粮。

而城里的人,不会。

那时候,你要是跟一个西安人说“恭喜发财”,他保准跟你急,他宁愿你祝他家里有粮。

这事得从城外那个叫刘镇华的人说起,他带着号称十万人的镇嵩军,把西安城围得跟个铁王八一样。

这人打仗的路数特别邪,他不跟你玩炮火连天,他要跟你玩“熬鹰”。

他打小在河南嵩山那片混,知道对付硬骨头,最好的办法就是断他的粮,饿他个筋疲力尽,最后自己就软了。

刘镇华站在城外的小土坡上,看着那高大坚固的西安城墙,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城墙,挡得住炮弹,挡得住人海,可它挡不住人肚子里的咕咕叫。

他跟手下人放话:“甭费那劲去攻城了,把四周的道全给我堵死,城外的麦子,一把火烧光,我等着他们开城门请我进去。”

那火,一烧就是几天几夜。

即将金黄的麦浪,变成了黑色的焦土,风一吹,那股子粮食烧焦的味儿,混着绝望,飘进了城里每个人的鼻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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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人,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自己下半年的口粮,变成了天上的黑烟。

城里头,当家的是两个人,杨虎城和李虎臣,人称“二虎”。

兵,满打满算不到一万。

城外,刘镇华的兵力是他们的七八倍。

这仗怎么看,都是个死局。

杨虎城心里也打鼓,但他面上不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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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手下的将官都叫到跟前,当着大家的面立了军令状:“各位,守不住西安,你们别来找我,直接上钟楼,那上面挂着的就是我的尸首。”

这话一出,底下嗡的一声,随即又静得可怕。

军心,算是暂时稳住了。

杨虎城盘算过,城防工事是袁世凯时期修的,坚固得很,死守问题不大。

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个字——吃。

当时管后勤的一合计,城里的存粮,加上大户人家的,省着点吃,能撑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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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的计划是撑过半年,到那时候,南边的北伐军肯定会闹出大动静,全国的局势一变,西安的困局自然就解了。

这是一个用全城人的命做赌注的豪赌。

可谁也没算到,一个更大的变数来了。

刘镇华的兵在乡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活不下去的老百姓拖家带口,全都往西安城里跑,指望这道城墙能保命。

城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几天功夫,城里凭空多出来六万多张吃饭的嘴。

杨虎城面临一个要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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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人关在门外,等于眼睁睁看着他们被镇嵩军宰了或者饿死。

把他们放进来,城里本就紧张的粮食,消耗速度会快得吓人。

最后,杨虎城一咬牙,下令开城,并且让慈善机构立马开粥棚,赈济难民。

这个决定,保住了几万人的命,也让西安城饥饿的倒计时,被狠狠往前拨了一大截。

围城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起初,大家还能凭票领点粮食,虽然是掺了沙子的陈米,但好歹能填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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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很快,粮仓见底了。

米价一天一个价,从几块大洋一斗,涨到几十块,最后是有钱也买不到。

饥饿,开始露出它最狰狞的面目。

人们开始吃一切能塞进嘴里的东西。

城墙根的野菜、公园里的树皮,都被刮得干干净净。

尤其是榆树皮,刮下来磨成粉,掺点水和成糊糊,吃下去能顶饿,但吃多了肚子胀得跟鼓一样,活活把人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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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连拉磨的牲口,看家护院的狗,逮耗子的猫,都进了人的肚子。

西安城里,有那么一段时间,安静得可怕,听不见一声狗叫,一声猫叫。

接着,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不能吃的东西。

油坊里榨完油剩下的油渣饼,本来是喂猪的,成了宝贝。

一个油渣饼能换好几件衣服。

吃下去烧心拉肚子,但总比饿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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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铺里那些能吃的药材,比如甘草、大枣,也被人抢购一空。

当这些东西也吃完的时候,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街上开始出现被偷偷割去身上肉的尸体。

再后来,有人传说,东大街有家包子铺,卖的肉包子馅儿不对劲。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但饥饿压倒了一切,那种包子,还是有人买,有人吃。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彻底没了,邻居看邻居的眼神,都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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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里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

士兵们每天的口粮,就是一碗发了霉的臭米熬的稀粥,为了维持体力,再给发一小块黑糖和一口劣质烧酒。

李虎臣看着手下士兵一个个饿得眼冒绿光,心一横,把自己最心爱的那匹枣红马牵出来,当着全军的面,一刀杀了,把马肉分给士兵们吃。

士兵们含着泪吃着马肉,嘴里嚼着,心里却跟刀割一样,他们知道,这是最后的血性了。

杨虎城明白,坐着等死,肯定就是个死。

他组织了几次突围,想从西边杀出一条血路,跟渭北的友军接上头,运点粮食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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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突围,都是拿人命去填。

镇嵩军的火力太猛,冲出去的弟兄,十个有八个回不来。

有一次,好不容易抢回来几车粮食,可为了这几车粮食,躺下了一百多个弟兄。

这些看似失败的冲锋,却把刘镇华的部队牢牢拖在了西安城下,消耗着他们的兵力和耐心,也为远方的援军争取了时间。

每一次冲锋号响起,都是在用命,给这座快要饿死的城市,再续上一口气。

八个月,整整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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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冯玉祥的国民军从北边打了过来。

刘镇华腹背受敌,他的兵也早就被这八个月的围城耗得没了锐气,一触即溃,仓皇逃窜。

1926年11月28日,沉重的西安城门,在吱吱嘎嘎声中,缓缓打开。

城外的人涌进来找亲人,城里的人扶着墙走出去。

胜利的欢呼声很快就没了,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街道上,到处是倒毙的尸骨,还没来得及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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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屋子里,一家人整整齐齐地躺在炕上,早就断了气。

据后来的统计,这八个月,城里饿死、病死的百姓,超过了五万人。

还有不少人,没死在围城里,却在解围后,因为太久没吃东西,一下子吃多了,活活撑死了。

战后,杨虎城下令,将全城收敛的几万具尸骨,合葬在新城东北角。

没有棺材,就是一层尸骨一层土。

老百姓自发地从城里各处用筐、用盆、用衣服兜着土,送到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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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积月累,堆成了一座巨大的坟丘。

公祭那天,杨虎城这个八个月里没掉过一滴泪的铁汉,看着那座新堆起来的土坟,泪如雨下。

他亲手写了一副挽联:

“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功劳,是保住了一座城,保住了西北革命的火种。

怨,是这五万多条人命的代价,太沉重了。

那座土坟,后来就叫“负土坟”。

多年以后,杨虎城自己也没能得到善终,他死在了另一场更深的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