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名人律师参选，几个月变总统领跑者！强硬言辞惹争议|伊万|哥伦比亚|巴西|曼努埃尔|灭绝|马克斯

哥伦比亚候选人阿韦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的迅速崛起，几乎让所有评论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词：民粹主义。但这个标签不仅不准确，还把他的精英主义政治，翻译成了一种反建制式的不满表达。

参议员曼努埃尔·塞佩达·巴尔加斯曾在前往哥伦比亚国会途中，于车内遭枪杀。他是爱国联盟最后几位幸存领导人之一。这个左翼政党诞生于一场和平进程，随后却遭到系统性的摧毁。数千名党员被杀害、失踪或被迫流亡，国家对此袖手旁观，有时甚至直接参与其中。

32年后，他的儿子、参议员伊万·塞佩达，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对阵阿韦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后者是一名名人律师，与非法贩运和准军事主义的灰色世界关系密切。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曾承诺要“开膛破肚左派”，如今凭借一场烟火般铺张的竞选活动，在本周末第二轮投票前的民调中领先。

在同一张选票上，哥伦比亚上演了一场对决：一方是政治灭绝的幸存者，另一方则是实施这种灭绝力量的政治后裔。评论界几乎一致用“民粹主义”来解释德拉埃斯普列利亚的陨石般蹿升。

他扬言要监禁并消灭对手；还在直播中向一名年轻女记者施压，逼她评论自己的“下体”。这场把对穷人的厌恶和厌女情绪提炼成政治奇观的竞选，不仅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也被证明是最有效的一次。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并不是评论界已经认定的那个。

民粹主义构造的是一种纵向对立：它把分散的不满缝合成共同的人民，再让这个人民转而反对其上的统治者。即便它带有强烈的反精英色彩，它所建构的“人民”仍然可以不断扩展，甚至把昨天的对手纳入其中。

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做的却完全不是这件事。他并不是把被排斥者和受压迫者组织成多数派；他本人就是建制的一部分，是权贵与腐败者的律师，还为自己的竞选提供资金，打造出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铺张的竞选活动。

把德拉埃斯普列利亚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并不是对他言论的道德评判，而是在指出他所组织起来的是哪一种情感认同，并进一步追问：在当下的哥伦比亚，是什么让这种认同成为可能？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到巴西哲学家弗拉基米尔·萨法特莱，这一思想传统更倾向于把法西斯主义理解为一种情感机制，而非一套教义：它把恐惧、权威和快感捆绑成一种结构，并使之变得时髦、可居其中。

它最根本的动作，是把差异从共同生活的条件，转变为必须被遏制、最终被清除的威胁。在德拉埃斯普列利亚的言辞中，左翼人士或少数不再是共同世界的成员，而成了承载焦虑的容器；这些焦虑真正的来源其实在别处：孤独、对承认的渴望，以及一个对几乎所有人都承诺更少的未来。

矛盾是真实存在的；诀窍在于，把矛盾从制造它的结构上剥离下来，再钉到一张具体的面孔上——通常是一个本就遭受压抑、还可以继续被惩罚的人。让-保罗·萨特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至今仍然锋利：如果犹太人不存在，反犹主义者也会发明出一个犹太人。

一旦接受这个前提，残酷就会变成审慎。支配性的情感，不仅仅是仇恨，更是冷漠——一种经过训练的无能，无法感受到他人的命运与自己有任何关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并不需要说服别人。他与其说是在提出论证，不如说是在发放许可。他为一种模糊的恐惧命名，并授权人们将其清除，直到那些原本不可言说的东西，开始显得像常识一样自然。

他不再把对手视为可以在辩论中击败的竞争者，而是视为必须摧毁的敌人。如此一来，他也摧毁了民主赖以存在的根本：一个可以在其中展开冲突、却不把任何人标记为应被清除对象的共同空间。

德拉埃斯普列利亚竞选中许多夸张的特征显然来自国外，但他所调动的情绪却是本土生成的。它来自一段漫长的暴力历史，而2002年至2010年执政的强硬派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在两个任期内精明地打磨了这种历史遗产。

乌里韦主义从来不只是一个政党或一套纲领。它更像是一种情感结构，一种反叛乱式的常识：在这种常识中，差异本身都变得可疑，不平等则被包装成秩序的代价。学生、工会成员、农民组织者和人权捍卫者，不再被视为民主生活的参与者，而被塑造成内部敌人的代理人。于是，他们遭受暴力先是变得可以想象，随后又变得司空见惯。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变化也与佩特罗政府不断累积的挫败感同时发生。这个进步派政府提出“全面和平”的承诺，曾让人期待哥伦比亚终于能够摆脱数十年的武装冲突。但多个地区暴力持续、武装团体分裂、犯罪经济扩张，已让许多哥伦比亚人感到国家正在失去控制。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关于武力与恢复权威的承诺，确实围绕着真实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