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顾维钧的印象，还停留在巴黎和会上那句振聋发聩的发言，很少有人知道，1972年他隐居纽约的时候，毛主席专门托人给带了口信。那是一个飘着雨的黄昏，中国代表团翻译章含之撑着伞，拐进了曼哈顿的一栋褐石老公寓。门打开，走出的就是已经年近九十，当年在巴黎和会叱咤风云的顾维钧。
开门说出来意之后，原本松弛的客厅一下子静了下来，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在房间里绕。顾维钧听完没说过激的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反过来拉着章含之问东问西。小到北京的街头交通，大到长江大桥一天的通行量，他问得细之又细。那天晚上他兴致特别高，手里的水杯攥得紧紧的，就怕漏听半个字，末了望着窗外的雨幕，轻声说了句，我的根，还是在那里。
这事还要往回倒二十多年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顾维钧还守着华盛顿的国民党使馆。他心里门儿清，满墙的社交请柬，用不了多久就成废纸。没出一年，英国印度这些国家先后承认新中国，往日宴会上围着他转的盟友，见了他都绕着走，连喝杯酒都要换个杯子躲开。这种社交场上的冷遇，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戳人。
那时候国民党内部也乱成一锅粥，蒋介石退去台湾，李宗仁留在美国，各说各话各站各的队。顾维钧夹在中间，私下说自己就像驿站里的老马，每一步都踩在裂缝上，还得端着外交家的仪态不能乱。他早早就跟身边助手透了退意，只是怕自己一走，美国人直接把使馆降格，蒋介石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接摊，就一直耗着。
后来朝鲜战争打起来，美台关系短暂回温，蒋介石也动了让顾维钧交权的心思。先是给了个考试院长的闲职诱他去台湾，后来干脆直接发电报叫他回去面谈。顾维钧哪能看不懂这意思，这就是要他谢幕了。他干脆顺着台阶下，直接递了辞职报告，蒋介石假意挽留两句，道别时候连大门都没送出来，没了往日半分客套。1956年他收拾完最后一箱行李，彻底离开了待了多年的双橡园使馆。
本以为离开官场就能彻底隐退，结果台北又把他推出来竞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当时美国为了讨好日本，在大会上斡旋了十多轮投票，折腾到1957年初，顾维钧才在海牙宣誓就职。接下来十年任期里，他审了十七宗案子，写的书面意见言简意赅，还能看出年轻时哥大训练出来的严谨劲儿。
1966年台湾那边又找他，让他再竞选连任，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架不住对方反复恳请，只能答应，前提是美国得表态支持他。那时候美国另有打算，反过来劝他主动退出。顾维钧拿着电报笑了笑，提笔写了辞函，从这之后，他身上再也没了任何官衔。
真正清闲的退休日子是在纽约过的，顾维钧每天九点起床，吃早饭的时候读一小时《纽约时报》，午后固定出门散步，回了家就练字画画。他画水墨只画梅兰竹菊，落款常写“小圃主人”，满是文人的闲情逸致。有一回遇到抢劫，他乖乖掏出几美元，还调侃说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朋友听完哭笑不得，说这跟他当年在国际谈判桌上的圆滑一模一样。
日子就围着公寓周边两公里转，该玩的该享的福都有，可思乡的劲儿挡也挡不住。老家嘉定的塌棵菜、罗汉菜，江南秋天的雨，全成了梦里饭桌上反复出现的念想。给老朋友写信，他会夹上自己写的汉诗，一句“白云底下望山河”，半个字都不提华盛顿的繁华灯火。
1971年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转年尼克松访华，整个风向都变了。毛主席知道顾维钧还住在纽约，特意让章含之顺道去拜访，专门交代说，告诉顾先生，时代不一样了，欢迎他回来看看。有人担心顾维钧会有顾虑，毛主席只说了四个字，以诚相待。
这才有了雨夜里那趟拜访，顾维钧听完口信，沉默了几秒，先用英文说我会考虑，随后又用中文补了一句，有机会，我想踏上黄浦江边的马路。这话八个字，道尽了藏了几十年的乡情，也藏着他的顾虑，他年纪大了经不住长途奔波，也怕自己过去的政治身份会让大家尴尬。
谁能想到，这个回家的机会，他最终还是没等到。1985年，九十八岁的顾维钧在纽约的公寓里安静离世，临终前把明代嘉定四先生的墨迹交给女儿顾菊珍，嘱咐她一定要替自己还乡。其实早在1983年，顾菊珍就已经回大陆探过亲，还把那三箱字画捐给了上海博物馆，顾家的族谱，早早就稳稳续上了。
顾维钧走后，《纽约时报》只发了短短两段报道，可在国内，研究近代外交史的学者都把他和伍廷芳、王宠惠并列，称他是民国外交界的三巨擘之一。章含之后来回忆那天的会面，说公寓里只有一盏落地灯，可那光，亮得照进人心里。他走过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重时代，最终没等到亲自踏上故土的那一天，可他从始至终，都没改那句“我的根在中国”。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顾维钧：一片乡愁系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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