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老太骂“野蛮”，伦敦卤猪头肉次日狂卖三百斤|伦敦|卤味|卤猪头|猪头肉|老汤|英国|面条|饺子

我在伦敦卖卤猪头肉，被英国老太指着骂 "野蛮"，隔天竟卖出三百斤

我在东伦敦的摊位摆了三个月，卤锅架在折叠桌上，底下用卡式炉煨着。每天早上六点出摊，下午三点收，刨掉摊租和材料，勉勉强强够活。

那条街叫Brick Lane，周末全是游客，卖什么的都有。我左边是个土耳其人卖烤肉卷，右边是个孟加拉小哥卖咖喱角，再过去是好几家复古衣铺。就我一个卖卤味的，而且只卖一样东西——猪头肉。

这事说起来有点荒唐。我在国内做了十几年厨师，前几年跟着老婆孩子移民过来，到这边发现中餐厨师证人家不认，去餐馆打工又被嫌英语差。后来琢磨着摆摊，成本低，试过卖煎饼果子，英国人吃不惯薄脆，加俩鸡蛋人家嫌贵。试过卖饺子，隔壁土耳其人卖的羊肉卷饼三镑一个卖得飞起，我饺子五个四镑，一天卖不出二十份。

后来一个华人超市的老板跟我说，你试试卖卤味，英国人没见过。我说人家不吃猪头，他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试了。第一次卤了五个猪头，出锅的时候那个香味把隔壁土耳其小哥都引过来了。他闻着看了半天，问我这是什么，我说pig head，他缩了缩脖子走了。

头一个星期，基本是华人来买。留学生、中餐馆的厨师、附近住的华人大爷大妈。英国本地人路过，大多看一眼就走，有的小孩好奇想凑近，被家长一把拽开。那眼神我熟悉，跟看猴差不多。

但慢慢有人开始站住看了。不是买，就是站在摊位前面，看着我拿剔骨刀把卤好的猪头肉一片片片下来，切得薄薄的，码在油纸上，淋上蒜醋汁。那个动作我练了快二十年，每一刀下去肉片颤巍巍地卷起来，油亮亮的，琥珀色的皮连着粉白的肉，中间的筋晶莹剔透的。

有人看，就有戏。

第二个礼拜，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买了第一份。他犹犹豫豫地站了五分钟，问了七八个问题——这是什么部位的肉，怎么做的，为什么是这个颜色。我英语磕磕绊绊地答，他听完点点头说"sounds interesting"，递了三镑五过来。

他咬了一口，嚼了嚼，眼睛眯起来了。然后又咬了一口，跟我说"very good"。我不确定他是真觉得好还是礼貌，但他第二天又来了，带了他老婆。

就这么慢慢攒了些熟客。到第三个月，每天能卖四五个猪头，周末多一些。我寻思着这样下去能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一起住了，不用她再在那边中餐馆洗盘子。

然后那个英国老太来了。

她来的时候是个周五下午，人正多。我正给一个年轻姑娘打包，她买了两份说要带给同学尝尝。老太排在她后面，穿着件灰色的粗花呢外套，头发白得干干净净的，手里攥着一只帆布袋。她排了三分钟队，一直盯着我案板上那个没切完的猪头看。猪头是侧放着，眼睛闭着，耳朵耷拉着，鼻子上还带着卤汁的光。

轮到她的时候，她没说要什么。先是往后退了半步，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案板上的猪头。她的手指在抖。

"That is barbaric."

我愣了一下。以为她嫌贵，我说half pound three fifty, whole pound six。

她没有接话，声音提高了一截："You eat the whole head? The eyes? The nose? This is a face. A pig's face. It had a mother. It had a life. You cut it and boil it like it's nothing. This is barbaric."

周围已经有人看过来了。那个年轻姑娘还没走，拎着油纸袋子站在旁边，表情有点尴尬。后面排队的人也不往前走了，就站在那儿看着。

我手里的刀悬在半空。猪头肉的油顺着刀刃往下滴，一滴，两滴，落在案板上。我脑子里翻着那几个英文单词，barbaric，野蛮的，残忍的，不开化的。这个词我在报纸上见过，说某些国家的人吃狗肉是barbaric。现在轮到我头上了。

我想跟她说，这个猪头是正规肉厂进的，经过检疫，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了，这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想跟她说，你吃的鱼不也带眼睛带脸吗，你吃的牛排不也来自一头有母亲有生命的牛吗。我还想跟她说，我摆这个摊是为了养活我老婆孩子，我来了三年了，英语还说不利索，但我没偷没抢没拿过你们政府一分钱补助。

但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嗓子眼堵着一团东西，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气，反正就是说不出来。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她的蓝眼睛很干净，干净得让人更难受。后面有个年轻男人说了句"come on, leave him alone"，拉了拉她胳膊。老太甩开他，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走了。

帆布袋在她身后一甩一甩的，袋口露出半截法棍面包。

那天的生意受了影响。本来排着队的散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买的时候也不怎么看我。那个年轻姑娘走之前小声说了句"she shouldn't have said that"，我点点头，没说话。卤锅里的汤还在咕嘟着，那个猪头被我切完了，最后几片肉搁在案板上，没人买。

收摊的时候我坐在折叠凳上发了会儿呆。隔壁土耳其小哥过来递了杯茶，拍拍我肩膀说"people are stupid, don't worry"。我喝了口茶，烫得舌尖发麻。

那天晚上回家，我妈打视频电话来问今天卖了几个。我说四个。她看出来我不对劲，问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有点累。她说累了就早点睡，钱慢慢挣。挂电话之前她又说，儿子，咱家做卤味的手艺是你爷爷传下来的，你太爷爷那辈就在镇上卖猪头肉了，英国人不懂是他们的损失。

我妈不知道什么是barbaric。她要是知道了，大概会说，野蛮就野蛮吧，野蛮了快一百年了，你太爷爷的猪头肉养活了咱家四代人。

我把手机搁在桌上，看着那锅老汤。汤里沉着十几味香料，八角桂皮草果香叶花椒丁香，我妈配的方子，我爷爷配的方子，我太爷爷配的方子。汤面飘着一层金黄的油，闻起来是甜的，咸的，香的，热乎乎的。

第二天是周六。我没想那么多，照常五点半起来，把冻着的猪头解冻，焯水，下卤锅。这次卤了十个。

十点出摊的时候，远远看见摊位前面站了人。我以为是熟客，走近了一看愣住了——十几个人排着队，里面有昨天那个年轻姑娘，有买过好几次的那对夫妻，还有好几张陌生面孔。队伍尾巴上站着一个光头男人，胳膊上全是纹身，看上去不好惹。

我手忙脚乱地架桌子、摆案板、把卤锅放上去。锅盖一掀，那个香味炸出来，早上空气凉，热气腾腾地往上冒，白乎乎的一团。

第一个买的是那对夫妻。男的跟我打招呼说"morning chef"，要了两份大的。他老婆在旁边笑着补了句"my colleagues all want to try, they heard about you"。我把肉片好打包递过去，她接的时候说了句"don't let that old lady get to you, okay?"

我点头，说谢谢。

然后人来疯了。我也不知道消息怎么传的，那天的Brick Lane好像一半的人都知道了拐角有个卖猪头肉的中国摊位。学生来了，打扮时髦的年轻人来了，扛着相机一看就是游客的也来了。最离谱的是那个光头纹身男，他买了三份，当场站那儿就吃完了，竖起大拇指跟我来了句"mate this is banging"。我后来才知道"banging"是特别好的意思。

那天我从十点切到下午三点，中间没抬过头。十个猪头全卖完了，又打电话给超市紧急送了五个来，现卤肯定来不及，但老汤热着切了也能卖。切到最后我手腕疼得发酸，刀都握不紧了，但心里那个热乎劲儿，跟锅里的卤汤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

三点半，最后一个猪头卖完。案板上干干净净的，油纸用光了，连葱花都撒完了。我坐回那个折叠凳上，看着空锅空案板，手还在抖。

隔壁土耳其小哥过来，还是递了杯茶，咧着嘴笑："how many today? Twenty pigs?"

我说大概十五个吧，加起来三百多斤。他吹了声口哨。

那天收摊的时候我数钱。零钱铺了半桌子，五镑十镑二十镑的都有，还有个老头给了我一枚两镑的硬币当小费。算下来那天流水快九百镑，比过去三个月任何一天都多。

我在那个折叠凳上坐了很久。天有点阴了，云层低低地压在那些维多利亚式房子的尖顶上。街上人还不少，有人从我摊位前面过，看了空锅一眼，问明天还来吗。我说来。

其实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想那个老太。我不知道她今天来没来，来了又会不会看见这排队的场面。我想象她拎着帆布袋站在人群外面，看着这些人争先恐后地买她嘴里"野蛮"的东西，她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但更重要的是，我想通了另外一件事。

昨天她指着猪头说这是脸，有眼睛有鼻子，有母亲有生命。她是站在她的位置上看的。在她从小到大吃饭的桌上，动物被处理成肉块、肉片、肉排，干干净净的，看不出原来的形状。猪头这种直愣愣的东西摆出来，她受不了，觉得残忍。

但在我爷爷的案板上，在我太爷爷的担子上，猪头从来就是猪头。眼睛也好鼻子也好，都是这只猪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拆了骨头，剔了肉，用几十种香料慢慢煨，把硬的煨成软的，把腥的煨成香的，把一头猪最费功夫的那张脸做成一口下去满嘴油光的东西。这怎么就野蛮了。

我是厨师，我这双手跟肉打了半辈子交道。我当然知道每一块肉都来自一个活的东西。正因为知道，才不能糟蹋。我爷爷当年收徒第一课教的就是"惜物"，剩的边角料熬汤，骨头留着吊高汤，皮冻了做灌汤包。一个猪头到我们手里，能用到的地方全用上，嚼不动的地方扔回去继续熬，熬到汤浓了，化在里头，一滴都不浪费。

那天晚上回家，我给我妈打了电话。我说今天卖了三百斤猪头肉。我妈在视频那头笑得合不拢嘴，说你爷爷要知道乐得从坟里蹦出来。我说妈，那老太骂我野蛮。我妈的笑声停了半秒，然后她说了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