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茶色玻璃门半掩着，我站在门外，9点59分。
里面传来黄亮的声音，中气十足，带着几分得意：“这公司是我一手打下来的，我那黄脸婆天天在家，啥也不懂。老实说，要不是我爸妈压着，我早把她扫地出门了。”
有人跟着笑，笑得暧昧。沈雅文的声音加进来，软绵绵的：“黄总，您可真不容易啊。”
黄亮大笑：“雅文懂我。”
我低头看了眼手机。
9点59分47秒。
手指轻轻一点，屏幕上弹出几个字：“股权转让协议已送达。”下一秒，黄亮的手机响了。
透过门缝，我看见他低头看手机，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僵住，像水泥浇铸过一样，动不了了。
我推开那扇门，走进去。
01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在厨房热汤。黄亮说他要加班，让我别等他，但我还是炖了锅排骨藕汤，想着他回来饿了能喝一碗。
汤炖到九点半的时候，我听见门响了一下。但黄亮没进屋，反而又关上了门，脚步声往楼道那边去了。我心里犯嘀咕，披了件外套跟出去。
走到二楼转角，听见他在打电话。
压着声音，但楼道里安静，听得一清二楚：“那套房子我已经过户到你名下了，你先住着。至于她那边，我迟早让她签字离婚。你放心，她那人没脑子，什么都听我的。”
我靠在墙上，心跳得咚咚响。
二十三年的夫妻，他说我没脑子。
我没往前走，也没出声。
轻手轻脚转回屋里，把汤倒进水池里，关了灯上床。
黄亮半夜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背对着他躺好了。
他洗漱完躺下，翻了个身就睡死了，打着呼噜，鼾声很大。
那晚我睁着眼睛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想了一夜的事，终于想明白了。我悄悄翻了黄亮的手机，趁他洗澡的时候。
锁屏密码是女儿的生日，我没费什么功夫就打开了。
微信置顶的聊天框，备注是“文文”，头像是个年轻女人的自拍，皮肤白，嘴唇红，笑得很好看。
我往上翻了翻，那些对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眼睛里。
“老公，想你了。”
“今晚别回去了吧？”
“你那个黄脸婆怎么还不滚啊？你自己说的，等我当上老板娘就娶我的。”
黄亮的回复，肉麻又下作。
我翻了足足五分钟，把手机放下，手指头都是抖的。
但我没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哭不出来了。
以前黄亮骂我、打我、当着外人面甩我脸色的时候，我偷偷在厕所里掉眼泪。
可那会儿，我坐在床边，把他们的聊天记录一条一条记在脑子里，眼泪就是出不来。
我想起女儿小的时候，黄亮还不像现在这样。
那时候他刚开了公司，每天回来累得跟狗似的，还会拉着我的手说：“老婆，你辛苦了。”后来公司做大了，手下有了几十号人，他开始不回来了，一开始是应酬多，后来是懒得回来。
再后来，就有了那些女人，一个接一个。
我试着闹过，吵过，甚至去他公司找过一趟。
结果他当着全公司的面吼我：“你一个家庭妇女懂什么？整天就知道疑神疑鬼，你有本事你也出去挣钱啊？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那次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十几个员工看着我，有人低头偷笑。
我脸上烧得慌，但还是没哭出声，只是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他公司了。
可那天早上，我看着那聊天记录，突然想明白一件事。
他硬要我净身出户，对不对？他外面有人了，对不对？他想甩了我，对不对？
好，那我偏不如他的意。
下午，我趁着黄亮去公司，出门打了个车。
去了城西一家律师事务所。
那是我在手机地图上搜了很久才选的，一个离家很远、黄亮绝对不知道的地方。
接见我的律师姓陈，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我把情况说了说，他在本子上记了几行字，抬头看我：“您先生的公司在哪个区注册的？”
“江东区。”
“公司全名？”
“辉煌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他皱了皱眉，手指停在键盘上：“您说的是……辉煌地产？黄总那个？”
“你认识他？”
“谈不上认识，知道这个人。在江东这一片，算是有头有脸的。”他推了推眼镜，看我一眼，“您确定要查？”
我说：“我确定。”
陈律师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让我签了一份委托书。
走出律所的时候，外头飘起了小雨。
我站在路边，看着灰蒙蒙的天，心里不知是酸还是痛。
二十三年的婚姻，我陪他从无到有，给他生了孩子，照顾他妈瘫痪的那些年，连屎尿都是我倒的。
可他最后给我的是什么？
一句“你一个家庭妇女懂什么”。
我攥紧包带子，走进雨里，没打车。
02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陈律师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
那天我特意挑了黄亮出差的间隙，坐了半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律所。陈律师的办公室在九楼，窗台上摆了两盆绿萝，叶子垂下来，看着挺精神。
他把一个档案袋放在桌上，推过来：“查到一些东西。”
我接过来，没急着拆。看着他的脸，等着他开口。
陈律师靠在椅背上，像是在斟酌措辞：“您先生的公司在工商局的注册资料显示，您是公司的股东。”
我愣住了：“我？我是股东？”
“对，您名下持有30%的股份。”陈律师翻开一页纸，指了指上面的登记信息，“这应该是公司成立初期登记的，用的是您的身份证件。当时可能为了避税，或者为了满足股东人数要求，黄先生以您的名义登记了部分股份。后续十多年间，这些股份一直没有变更，法律上您就是合法持有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话。
那时候黄亮刚起步，父亲拿出了全部家当，还给他找了几个老战友凑钱。
父亲是个老会计，做事谨慎，当时跟黄亮说：“这股份，得写我闺女的名字。”黄亮嘴上答应得痛快：“爸，您放心，金凤是我老婆，我不写她名字写谁的？”
现在看来，父亲那会儿可能就看出了什么苗头。他是个精明人，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不会轻易相信谁。
陈律师接着说：“不过，虽然是登记在您名下，但股份的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黄先生手中。这十多年间，公司的重大决策您应该也没参与过。”
我摇头。
他叹了口气：“那您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私下跟黄先生协商，争取和平解决，拿到一些补偿；二是走法律途径，主张您的股东权利。”
“第二个选项目前行不通，因为您需要拿出证据证明黄先生侵犯了您的股东权益。以现有的材料来看，走法律途径会很难。”
我盯着桌上那份档案，手指摩挲着纸边：“你是说，我拿他没办法？”
陈律师沉默了一会儿，说：“除非，您还有其他证据。”
那天我从律所出来，脑子里一直转着一句话：除非还有其他证据。
我心里明白，黄亮那人做事滴水不漏，公司的账目肯定都找人做平了。他能瞒着我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但有些东西，他不一定能瞒住。
我想起父亲去世前那段日子。
那时候他病重，躺在医院的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黄亮偶尔去看一眼，待不到半小时就走了，说是公司忙。
父亲也不说什么，只是撑着跟我说话：“凤儿，你爸这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就你，是我最放心不下的。”
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只当是他病糊涂了。
他咽气那天下午，我守在床边。他突然睁开眼，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个病人：“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有一封信。”
说完，手就松了。
我哭得天昏地暗，哪里还记得什么信。等办完丧事，老家那边的床铺都已经收拾干净了，我一直没回去找过。
现在想起来，那封信里，也许就有父亲想告诉我的话。
当天晚上，我跟黄亮说我妈身体不舒服，我得回老家一趟。黄亮正窝在沙发上看手机，头也没抬：“去吧去吧，别烦我就行。”
我连夜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车，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县城。
老家是个老式居民楼，三楼。
钥匙还挂在包里，生了一点锈，费了老半天劲才把门打开。
屋里一股灰尘的味道，已经大半年没人来过了。
我开了灯，走到父亲住的那个房间。
床头柜还跟当年一样，老式的木柜子，漆面都斑驳了。我拉开最下面那层抽屉，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张过期的报纸和一本旧账簿。
我把账簿拿出来，翻开一看，里面夹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着几个字，是父亲的笔迹：“凤儿亲启。”
我的手有点抖，拆开信封，里面是几页纸。
第一页是他的遗嘱，写得简单，说把他留下来的那套老宅子和存款都留给我。第二页，我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上面写的是：“凤儿，爸活不了多久了，有些话只能写下来告诉你。当年黄亮开公司，我帮他找了三个老战友凑钱，每家都拿了十万，一共三十万，是以你的名义借的。当时签了字据，我替你保管着一份。”
我翻到第三页，是一张手写的欠条复印件。
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能看清内容：甲方黄亮，乙方苏金凤，借款三十万元整，按一年期利息结算。
落款日期是2000年3月17日，那时候我和黄亮刚结婚第二年。
这张欠条，黄亮应该早就忘了。
或者说，他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份东西。
当初是父亲一手操办的，拿的钱也都是父亲找来的。
黄亮只负责签字，钱到账了，他也没多问过。
我把欠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包里。又翻了翻那本旧账簿，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公司前几年的流水，还有一些黄亮签字的复印单据。
父亲这辈子是个老会计，做事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他一定是在公司初创那几年，悄悄留下了一些东西。他知道黄亮这人，早晚有一天会翻脸。
那晚，我在老屋的床上睡了第一宿。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水泥地上，白惨惨的。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一句话：爸，你早就料到这一天了，是不是？
第二天一早，我回城之前，又去了一趟父亲生前的战友家。
那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姓丁，我喊他丁叔。
丁叔住在一楼，院子里种了几棵葡萄树，葡萄藤爬满了架子。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他沉默很久，慢吞吞地开口：“老苏跟我打过招呼。当年那些钱，你爸都是从我们几个老兄弟手里借的，说是帮你男人周转。”
我问：“丁叔，那些钱还上了吗？”
他摇头：“还了一部分，剩下的，老苏生前说不用还了，就当是他给女婿的。”丁叔顿了顿，叹了口气，“你爸这人，一辈子好面子，也没说过黄亮什么。但他跟我喝酒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女婿这个人，心太大了，怕留不住。”
我坐在他家院子里，葡萄藤的影子落在脸上，一抖一抖的。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沉得喘不过气来。
03
回城之后，我开始暗中行动。
陈律师帮我查了辉煌地产的股东结构，发现除了我手里的30%，黄亮自己握着55%，另外15%分在四个小股东手里。
那四个小股东，有两个是黄亮的老乡，一个是他的大学同学，还有一个，是我当年给他介绍的生意伙伴，姓彭，黄亮叫他老彭。
我找陈律师拿到了老彭的联系方式。
老彭六十多岁了，退休之后住在郊区，养养花种种菜。
我打电话过去，提了父亲的名字，他犹豫了一下，答应见我一面。
见面那天我穿得朴素，拎了一篮水果。老彭家院子很大，种了两颗石榴树，红彤彤的石榴挂在枝头。他让我在院子里坐，倒了杯茶。
我把话说得简单：“彭叔，我跟黄亮过不下去了，他外面有人，想把我扫地出门。我手里有我爸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些证据。但我不够人数，压不过他。您要是能帮我，事后我不会亏待您。”
老彭端着茶杯，半天没说话。石榴树上落了一只麻雀，叽叽喳喳叫了几声，又飞走了。
“我跟黄亮合作了十几年，他这人，精明是精明，但心不正。”老彭放下茶杯，“这些年，公司挣了不少钱，他分给几个股东的，能有多少？我心里有数。”
我听着，没插话。
“你爸当年对我有恩，”老彭说，“要不是你爸牵线，我也搭不上这趟车。这个忙，我帮。”
老彭答应说服另外两个小股东。
他说：“那两个老乡，这几年对黄亮也有意见。公司分红越来越低，黄亮还经常找各种名义从公司挪钱。他们心里不痛快，缺个领头的。”
走的时候，老彭送我到大门口，说了句：“闺女，你爸要是还活着，一定不想看你受这个罪。”
我咬着嘴唇，没让自己哭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等老彭那边的回信，一边着手做准备。
我找了个理由，自己跑去注册了一个小公司。
按照陈律师的建议，公司经营范围跟辉煌地产类似，但规模小得多。
我在公司注册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黄亮现在心思全在沈雅文身上，对我基本不闻不问。
他每天回家就是吃饭睡觉，有时候干脆不回来。
我做好了饭，他连筷子都不动一下，说是在外面吃过了。
我也不说什么，倒掉就是。
大概过了一个月，老彭那边回复了消息：两个小股东同意了。
加上老彭自己，他们三个手里的股份一共是10%。
再加上我的30%，一共是40%。
这点股份虽然还是比不过黄亮手里的55%，但按照公司的章程，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股东联合起来，可以对公司的重大决策提出异议。
再加上我手里那张欠条，以及父亲留下的账本，我有了叫板的资本。
我打电话给陈律师，把情况说了。陈律师沉默了一会儿，说：“苏姐，你真打算跟他硬碰硬？”
我说：“不硬碰硬，难道等他把我扫地出门那天再跪着求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那行，我这边再帮你查查黄亮这几年的资金流向。如果他有挪用公款或其他违法行为，咱们手里的牌就更多了。”
我说好。
可我心里明白，这还远远不够。
黄亮那人心狠手辣，这些年他在外面做的那些事，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婚外情。
他敢明目张胆地把沈雅文带到公司，敢在网上发那些话，说明他已经不在乎了。
他有恃无恐。
我手里缺的，是一张能把他彻底打倒的底牌。
那张底牌，在沈雅文手里。
这是我设想中最难的一步。我该怎么接近她？黄亮的情人，年轻漂亮，在公司一人之下。她凭什么帮我？
可我没想到的是，机会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那天下午，我照例去菜市场买菜。
路过一家咖啡馆的时候，隔着玻璃窗，我看见了沈雅文。
她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了一杯咖啡，手机搁在桌上，正低头抹眼泪。
我脚步顿了顿，犹豫了三秒，推门进去了。
04
咖啡馆里人不多，我走到她桌子旁边，站住。
沈雅文抬起头，看到我的瞬间，脸上的表情像是见了鬼。她擦了擦眼睛，下意识想站起来走。
我说：“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她警惕地看着我，没动。
我在她对面坐下，叫了一杯白开水。她一直盯着我，眼神里既有戒备，也有一丝藏不住的慌张。我递了一张纸巾过去。
她犹豫了一下，接了。
“你哭什么？”我问。
沈雅文低着头，不说话。她的手指捏着那张纸巾，揉成了一团。
“他打你了？”
她猛地抬头，眼睛瞪得很大：“你怎么知道？”
我没回答，端起水喝了一口。窗外有一个骑三轮车的大爷经过，叮叮当当响了一路。
“他跟你说，他离婚了以后就娶你，对不对？”我看着她的眼睛，“他说我早晚会签字的，对不对？”
沈雅文的脸一点点白了。
“他是不是还说，让你先忍着，等他把我赶出公司，一切都会变好的？”
她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告诉你他私底下怎么说的，”我从包里拿出手机，翻了一段录音，按下播放键。
那是黄亮跟一个朋友的通话，陈律师帮我搞到的。
录音里黄亮的声音很清晰：“那小娘们儿以为我真要娶她呢，开什么玩笑。等她帮我办完事，我给她一笔钱，打发走就是了。我想结婚，怎么也娶个能帮我做生意的，娶个秘书？脑子有病。”
沈雅文听着，脸上最后一点血色都褪尽了。她的手抖得厉害，端起来的咖啡杯差点拿不住。
“他跟你说的每一句‘我爱你’，”我把手机收起来，“背后都有一句‘等利用完再说’。你自己想想，这些年，你有没有帮他在公司做过什么不方便说出去的事？”
她没说话，但我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了。她确实帮黄亮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比如把一些资金转到私人账户，比如在账目上做一些小动作。
“他把你也搭进去了，”我压低声音，“如果有一天东窗事发，第一个被抓去问话的不是黄亮，是你。因为签字的人是你。他让你签过字，对不对？”
沈雅文的眼泪掉下来了。她趴到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很压抑。
我没催她，就坐在那儿，看着她哭。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他让我在一份合同上签过字，说是公司内部调款用的。我当时问了，他让我别管那么多，说不会有事。”
我心里一沉。
那份合同，一定就是用来转移公司资产的。
黄亮这步棋走得够绝，就算出事，他也可以把责任推到沈雅文身上。
而沈雅文，被她那点所谓的“爱情”糊住了眼，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签什么。
“我可以帮你，”我说，“只要你跟我合作，把这些年他让你做过的事，一五一十告诉我。”
沈雅文看着我，眼里的挣扎清晰可见。
我趁热打铁：“你现在不帮我，将来有一天他把你甩了，你手里什么都没有，还要替他背锅。黄亮那种人，不会对你有一丝一毫的内疚。”
沈雅文沉默了大概两分钟。
那两分钟里，店里又进来两个客人，点了咖啡，说笑着走到角落坐下。
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落在桌上，灰尘在光线里浮动。
“你想让我做什么？”她终于开口。
“把你经手的资料，全部复印一份给我。转账记录、签字文件、合同的副本，只要能证明他违法操作的，我都要。”
“他知道了会弄死我的。”
“他会先弄死我，”我说，“你自己想想，谁更危险。”
沈雅文咬着嘴唇，过了很久，轻轻点了点头。
那个下午，我们在咖啡馆坐了一个多小时。
她把她知道的都告诉了我，包括黄亮计划在董事会上做什么。
他说要逼我签离婚协议，让沈雅文当场“作证”说我出轨在先。
然后他会把我告上法庭，让我净身出户。
我听完了，没什么表情。
这些把戏，已经在我预料之中了。
临走的时候，沈雅文拉住我：“苏姐，他手里有一份你签过的文件，是当初公司成立不久的时候，让你签的‘授权委托书’，说你有事的时候他可以全权代理你的股份。虽然你不是自愿的，但那张纸上确实有你的签名。”
我的心一沉。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他拿出一份合同让我签字，说是公司流程，我稀里糊涂就签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自己都快忘记那回事了。
“他不一定找得到，”我说，“但以防万一，你帮我留意一下。”
沈雅文点头。
那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我每天都提着一颗心。
我不知道沈雅文会不会真的帮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反悔，回头去跟黄亮告密。
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翻来覆去地想，自己到底有没有走错这一步。
终于有一天，沈雅文主动给我发了一个定位。
那是个没什么人注意的小区，老房子，六楼。她租了一个储藏室，把那些东西都藏在里面。
我去的时候，她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穿着一件很普通的卫衣，帽子拉得低低的，跟以前那个在公司里打扮精致的女秘书判若两人。
她递给我一个文件袋，里面厚厚一摞。
“都在这儿了，”她说，“他自己都不知道我复印了这些。”
我接过文件袋，看了一眼，没打开。我知道那里面装着的，不只是一种可能翻盘的希望，更是我独自扛着这二十三年婚姻最后一根稻草的底牌。
“谢谢，”我说，“你也早点离开他吧。”
沈雅文低下头：“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恨她吧，她也只是个被利用的女人。
同情她吧，当初她插足我婚姻的时候，也没想过我的感受。
有些事，真的说不清楚。
那晚回到家，黄亮难得早回来了一次。他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神情愉快：“金凤，过几天公司开董事会，你也来一趟，有些事要跟你说。”
我心里一紧，但脸上没露出来：“什么事？”
“好事，”他笑着，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看不透的东西，“关于你的，咱们当面聊。”
他笑得很放松，甚至还有几分得意。我知道，他已经在准备他那场“大戏”了。他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以为自己终于要甩掉我这块绊脚石了。
他不知道的是，我也在准备我的那场戏。
05
董事会定在12月19号。
离那一天还有三天的时候，黄亮破天荒地做了一件让我觉得不太正常的事。
那天早上，他没有急着去公司，反而坐在餐桌边，慢悠悠地喝了碗粥。我给他盛粥的时候，他忽然说：“金凤，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端着粥碗的手顿了一下。
他又说：“我想好了，这次董事会开完之后，我把公司一部分股份转给你。你在家待了这么多年，也该有点保障。”
我没接话，把粥放在他面前。
他喝了口粥，抬头看我一眼，眼神格外真诚：“真的，这个事我考虑了挺长时间了。你看，咱们结婚二十多年，你为这个家付出不少，我也不是没良心的人。”
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感动。
甚至会掉眼泪。
可那天，我看着他，想起那天晚上在楼道里听到的通话，想起沈雅文给我的那些材料，想起父亲留下的那张欠条。
那张脸，怎么看怎么假。
我笑了笑：“是啊，都二十三年了。”
“那你到时候来开会吧，我会在会上宣布这件事。”他放下筷子，擦了擦嘴，“下午我让秘书把会议行程发给你。”
说完，他拎着包出了门。
我站在厨房里，看着那半碗没喝完的粥。
黄亮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对你好。他突然对我说这些好听的话，只有一个原因：他觉得时机到了，他要下手了。
他说的所谓“转股份”，一定是一份让我放弃股权的协议。他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以为我还是那个在家里待了二十多年、什么都不知道的家庭妇女。
他不知道的是，我已经在外面跑了三个月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陈律师那里，把沈雅文给我的材料都交给他过目。
陈律师翻了一遍，表情越来越凝重。
他放下材料，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又戴上：“苏姐，有了这些材料，我可以通知税务局和公安部门提前介入。”
“不用提前，”我说，“我要在董事会上。”
陈律师看了我一眼：“你确定？”
“确定。”
“黄亮在董事会现场的势力比你大，他手里还有你的授权委托书。说不定那份委托书就能让他当场否定你所有的指控。”
“我父亲留下的欠条怎么办？”
“那张欠条有一定法律效力，但时间太久，黄亮完全可以说已经还清了。缺少直接证据的事，法院不一定采纳。”
我深吸一口气：“那就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自己的路走绝。”
陈律师看着我，欲言又止。
“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女儿。
女儿在外地上大学，大一。她接电话的时候声音有点疲惫：“妈，怎么这么晚打过来？”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路灯，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妈就是想问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爸给我打生活费了。”
“他对你还好吧？”
“他就那样吧，打电话从来不超过两分钟，问的都是成绩。”女儿的语气有点失落，“妈，你跟爸是不是又吵架了？”
“没有。”
“那你说话怎么怪怪的？”
我笑了一声：“没事，就是有点想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妈，你是不是受委屈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我咬着嘴唇，强撑着：“没有的事，妈好着呢。你好好上学，别担心家里的事。”
挂了电话，我在床边坐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路灯亮了一整夜，我也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整夜，没睡着。
董事会前一天的晚上，黄亮在公司加班没回来。
我一个人坐在家里，把所有的材料又翻了一遍。
沈雅文的那些复印文件、父亲的旧账簿、那张欠条的复印件、还有我自己注册公司的执照副本，一件一件，整整齐齐地摆在茶几上。
我拿出手机，翻到沈雅文的微信，给她发了条消息：“明天的会，你来不来。”
她很快回复：“来。”
我又发了一条：“帮我录个东西。”然后发了一段语音，告诉她具体怎么做。
她没有多问，只回了两个字：“明白。”
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搁在茶几上。电视开着，放着什么节目，我没怎么看。屋里安静得只剩下电视的声音，嗡嗡作响。
十二点了。再过几个小时，一切就该有个结果了。
我站起身，走进卧室，从衣柜最底下翻出一条裙子。那是女儿高考那年夏天，我特意买的一条新裙子，一直没舍得穿。上面还挂着标签。
我拆了标签，把裙子抖开，对着镜子试了试。
镜子里那个女人，四十八岁，眼角有细纹，头发里藏了几根白的，但腰板挺得直直的。
我对自己说：苏金凤，明天过后，要么是新的开始，要么是一败涂地。但你走到这一步了，不能回头。
关上灯，我躺下了。
那一夜，我竟然睡得格外踏实。
06
12月19号，天气晴。
我早上六点就醒了，洗了个热水澡，换上那条新裙子，简单化了个淡妆。对着镜子看了半天，确认看不出什么破绽，才拎着包出门。
包里装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夹、一部录音笔、还有两部手机。
到了会场楼下，正好九点半。
辉煌地产的办公楼在江东区最好的地段，二十层的大楼，气派得很。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玻璃门里进进出出的人。
那些人都穿着正装，提着公文包，步履匆匆。
我走进去的时候，前台的小姑娘愣了一下，显然认出了我，但又不敢确定：“请问您找谁？”
“我来开董事会，”我说，“黄太太。”
小姑娘的脸色变了一下，连忙让我上电梯。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子里的自己，化了淡妆，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了不少。我深吸一口气，按了十八楼。
会议室在走廊尽头。走廊很长，铺了灰色的地毯，墙上挂了几幅山水画。我走得不算慢，但每一步都落得很稳。走到门口时，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是黄亮的声音：“说实话，要不是我当年有眼光，这公司哪能有今天？你们想想，我那个老婆，在家待了二十多年，什么都不会，连个财务报表都看不懂。你说，这样的女人，能管什么？”
有人赔着笑：“黄总说得对，嫂子确实不太懂公司的事。”
“所以啊，”黄亮的声音扬起来，“我今天要宣布一件大事。等会儿她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接着响起一个女人的笑声，甜腻腻的：“黄总，您可得好好说。”
“雅文，你过来坐。”
我抬手看了看手表。9点59分。
我伸手推门。
门开了一条缝，一眼就能看到里面：会议桌边坐了十几个人，主位上坐着黄亮。
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精神得很。
沈雅文就坐在他旁边的位置上，穿了一身香槟色的套装。
黄亮正跟旁边的几个股东说话，手还在空中比划着，很兴奋的样子。
“我告诉你们，”他提高声音，“公司很快就有大动作。我手里的股份已经有了安排——”
他的手机响了一下，一条消息跳出来。
他低下头，看了一眼。
那一眼，让他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僵住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