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奔赴北大荒的第一天，行李丢失又复回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在人头攒动的北站我登上了去北大荒的列车，开启了我至今魂牵梦绕的十年知青生涯。
行前，凭着上山下乡的证明，买到了两卷120照相机黑白胶卷。原本想用这宝贵的胶卷，留下我在学校、火车站与家人同学分别的身影，可谁知，由于胶卷质量有问题（胶卷有霉斑，不知是相机机主调换了胶卷还是其它），好不容易拍了32张照片的底片，只印出了四张照片，而且还是带霉斑的，给我悲壮的出行，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遗憾。
父亲、我和两个姐姐及姐夫在火车站的留影（仅存的照片之一）
为了不让母亲伤感，父亲和我的两个姐姐给我送行。 火车站送行的人挤满了站台。送行的同学为了让我和我父亲告别，挤出了一条通道，让我父亲从人群后面来到我车窗前，没想到他跟我说的告别的话居然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火车开动了，望着站台上伫立的父亲渐渐变小的身影，始终没有眼泪的我，突然泪流满面，怎么止也止不住。
列车过了淮河，进入了地理意义上的北方。一望无际的黄土大平原展现在眼前，有些土地是干裂的，从车窗内很容易就能看见大地上的一条条裂缝。干燥的风，不时刮起地面一阵阵黄土。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临时停车，这时，铁道两边出来好多人，他们或老或少，提着铁壶、热水瓶，拿着碗，沿着列车窗口呼喊：“喝不喝水? 喝不喝水?”
经过二十多小时的行程，大家早就口渴了，纷纷伸出手去接他们递过来的水，贪婪地喝了下去。有同学要给他们钱，他们却连连摇手说：“不要，不要”。 从他们的衣着看，他们并不富裕（那衣服大多是黑色的，虽不褴褛，但有补丁，那粗瓷大碗有的甚至有了缺口）。望着他们那粗壮或瘦弱的手，望着他们又黑又红的脸，我们只能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是谁让他们来的？是什么让他们对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匆匆过客如此热情？我无从知道，但从那一刻起，我真正认识了我们的人民！我们勤劳善良的人民。
好多年以后，我看到一幅题名为“父亲”的油画，那幅画中的父亲真象当年那个给我水喝的老人！
作者与同班同学吕关孝临行前在“上海站”合影
火车到了密山。同班同学吴立仁和王葆春早到车站了。 他们不知我在哪节车厢，就沿着列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大声喊我的名字。终于在第九节车厢找到了我和同窗吕关孝。
同学相见分外亲热。我俩当即决定不去854农场了，去吴立仁王葆春他们的857农场，我们相信只要有决心，什么事都能成。 我和吕关孝与同车的别班同学说了一声，就匆匆下了车，至于我们的拎包及托运的行李箱子（那是我们安家的全部家当）怎么处理，我们连想都没想。
出了车站，我们就住进了857农场的招待所，分别了才一个月的同学，仿佛像分别了几年一样，互相打听着想要知道的消息。
黑夜很快过去。清晨醒来，我们的脑子也开始清醒了。 去857农场，要过穆陵河，河上有一个边防检查站，过边防检查站要边境通行证，我和吕关孝没有，怎么办？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都自己否定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偷越边境，那是什么结果。 我们只好徒步回到密山车站，向站长如实报告我们的一切，由他安排我们。
第二天，我和吕关孝只能怏怏地与吴立仁、王葆春挥别。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旅程，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行程的终点：迎春车站，这个距当时铁路终点东方红站仅十多公里的地方。
我们被分配到八队，这个离迎春镇仅4公里的地方。 854农场用场长的吉普车把我们俩送到队里。
吕关孝的行李物品.，一件不少地放在他的宿舍里，而我的行李却不见了。
队长一个劲地安慰我，让我先和同学合睡，他们给我联系寻找行李。
我惶恐和不安地躺在别人的铺上。心里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一一七上八下。
如果我的行李真的丢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蚊帐外蚊子嗡嗡作响，仿佛飞机轰鸣声，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象快镜头的电视荧屏：一会儿是妈妈的泪眼，一会儿是行李的内装物品，一会儿是火车站送行的爸爸和姐姐，一会儿又是妈妈站在家门目送我离家的场面……
蚊帐外蚊子飞舞的嗡嗡地搅得我心烦：我的行李，是我全部的家当，它是母亲当了她祖传的一个金手镯（凭户口本拿到银行，每两（31.5克）96元），截了一段换来的。那手镯是母亲的命根子，三年自然灾害那么困难，她都没舍得卖掉，为了我去黑龙江，她毫不犹豫把它卖了。可是，我竟活生生地把它丢了，我怎么面对母亲？！母亲要是知道了，该怎样的为我心如刀绞？
行李丢了，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了，我身边仅剩10元钱，怎么买得起即将到来的冬季用品？想到传说中会冻掉耳朵、手脚的北国冬天，我的头皮阵阵发麻。若买了御寒衣物，我拿什么吃饭？离家时我对母亲说我第一个月就寄回家20元（每月工资32元），我怎么实现我对妈妈的承诺？
身边同事的呼噜声和着蚊群的嗡嗡声交替着在耳边回响，一会儿想到妈妈，一会儿想爸爸，一会儿怨自己做事太冲动，一会儿又原谅自己。一会儿诅咒蚊子声音太吵，一会儿又遗憾屋里静得只听见自己的耳鸣……
思绪一会儿在眼前，希望行李别丢了，一会儿又想到将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过去。
或许是心灵感应的呼唤，或许是时髦的量子纠缠理论的作用，忽然，我仿佛看到妈妈向我走来，她问我：“你怎么在这里？我到处找你。” 我说：“我在北大荒呀，你怎么来了？”母亲拉住我的手说：“我们回家吧，儿子，我们不去了。”
我一惊，这怎么行？同学们不得骂死我？把他们分到农村，自己却留在上海，不是跟骗子一样吗？“我不回去！”母亲死劲拉我，我拼命挣脱，却怎么也挣不脱，心中一急，梦醒了。
我艰难地度过了我的知青生涯的第一夜。
白天，队长没让我去上班，让我在家等消息。
九点左右，一辆马车在宿舍门口停下，车老板（不知为什么人们把赶马车的叫车老板），叫我上车去场部，说找到一件行李，无人认领，让我去看看。
我心急火燎随马车到了场部，在一间办公室里，一条崭新的线毯（凭知青下乡证明买的）包裹着的背包，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我一看，就兴奋地扑了上去，是我的，丢了整整三天的行李终于失而复得。
原来我在密山下车后，当天傍晚，火车到达迎春，分配完知青，各队就把知青和行李拉到各生产队去了，当时场面很热烈，人们并没有发现有一个行李没人领，它就孤零零地留在了场部，第二天不知谁发现了，就把它拉到了场办公室，等人来认领，等了一天也没人来领（此时我正在为如何无边境证通过边防站苦思冥想）。便以为是无主的行李，暂放进了一间空办公室。
回到生产队，打开行李，包在毯子被子里的，我心爱的小提琴和笛子，完好无损⋯⋯
作者今年在山东日照观日出时留影
弹指间一个花甲过去了，每当提起此事，就会禁不住地想，如果我的行李真的丢了，会是个什么结果呢⋯⋯（本文来源知青情缘）
作者简历：周全胜，1963年9月至1968年9月师大二附中就读，66届初中校友；1968年9月至1978年12月黑龙江虎林迎春农场兽医卫生员；1978年12月至1994年4月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先后任装卸工、保卫科干事、车间主任、副厂长兼实验工厂厂长；1982年至1985年7月就读上海电视大学获大专学历；1994年至2010年7月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后并入上海复星集团；2010年7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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