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帕特罗为其秘书开票行为辩护，回应法官质疑称：“本来也可以只写‘咨询’”。法官在就“发票制作”问题询问西班牙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后，将其秘书列为被调查对象。
赫特鲁迪斯·阿尔卡萨尔直到今年5月前都鲜为人知。彼时，西班牙国家法院法官何塞·路易斯·卡拉马在所谓“普卢斯乌尔特拉案”的司法叙述中，将她指认为萨帕特罗的执行臂膀，称其在一个涉嫌通过兜售影响力牟利、并由萨帕特罗在幕后主导的犯罪组织中扮演角色。
从当时的表述中，已可看出承办法官对这位前社会党领导人私人秘书的重视。本周，这一点得到进一步印证：卡拉马正式将她列为被调查对象。就在此前不久，他刚刚就这名行政助理“制作发票”的问题询问过萨帕特罗。
截获的对话显示，这名秘书不断询问应开具多少张发票、以什么名目开具、金额应写多少。与她对接的是克里斯托瓦尔·卡诺。承办法官称，在与“相关分析公司”有关的事务上，卡诺相当于“赫特鲁”的对应角色。
这家公司属于胡利奥·马丁内斯·马丁内斯——萨帕特罗的朋友。萨帕特罗曾为该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并因此获得近500000欧元收入。
具体而言，调查材料显示，这名秘书曾对如何为一张20000欧元发票作出说明表示疑惑，也曾表示愿意“共同商定项目名称”。在卡拉马看来，这“暴露出背后缺乏真实服务”。
而且，由于“这种模式反复出现”，也说明存在一种“稳定且反复实施的操作方式”。他说，鉴于萨帕特罗办公室的核心地位、其企业邮箱的使用情况以及相关指令的性质，萨帕特罗“应当知情”。
上周三，卡拉马正是围绕这些问题进一步追问。那一天，西班牙历史上首次有以被调查人身份坐在法官面前接受问询。卡拉马开场说：“这里有一些你秘书赫特鲁迪斯和克里斯托瓦尔之间的邮件，后者有点像马丁内斯·马丁内斯那边的总管……内容涉及如何制作发票、该写什么项目。”
萨帕特罗则感谢法官“插入这个问题”，因为这给了他称赞“赫特鲁”工作的机会。他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工作人员。自2000年起，她就一直跟随我工作，先是在我担任反对党领袖时担任首席秘书，后来又担任政府秘书。”他还表示，任何可能归责于她的责任都由自己承担。“她始终是按照我的指示行事的。”他说。
不过，紧接着，萨帕特罗便着力化解法官提出的犯罪嫌疑。他解释说，如果秘书会有疑问，是因为咨询工作包含“多种活动”，并不只是撰写报告。咨询中也包括更为非正式的“顾问建议”。
他举例说：“我曾有一项咨询工作，内容只是每月共进一次午餐，聊聊天、交换看法。”他还补充说，有时相关工作也需要出差。“开票时，我们会尽量以最接近那段时间实际完成工作的方式来表述。”他表示，事实上，“本来也可以只写‘咨询’，这完全正常”。
尽管作出这些解释，卡拉马仍坚持认为，阿尔卡萨尔的邮件“传达出另一种可能性”。他举例说：“也就是，‘来看看我们该写什么项目，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将这种情况置于涉嫌利益交换的“运作逻辑”中加以理解。
法官强调，归根结底，“发票就是发票”。萨帕特罗则再次回应：“是的，但发票之所以如此填写，是因为咨询本身存在不同标准。有时更多对应报告，有时更多对应出差，有时则对应顾问服务。”他再次强调，相比通常以笼统“咨询”名义开票的做法，他们实际上努力对所提供的服务作出更具体说明。
这场围绕“赫特鲁”和发票问题展开的交锋，反映出法官对萨帕特罗为其跑步伙伴公司提供服务一事缺乏“可追溯性”的怀疑。在这场持续近3小时的问询中，承办法官明确表示，依据自己的经验——甚至包括与所谓“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打交道的经验——萨帕特罗与“相关分析公司”之间这种非正式的运作方式“并不正常”。
他说：“我们没有书面合同，没有书面的委托单，而且，除非你纠正我，我们也没有什么电子邮件往来。”这是他对萨帕特罗提出的指责。
与之相对，这位曾入主蒙克洛亚宫的则强调“合同自由”，指出合同也可以是口头形式。同时，他还表示，自己与马丁内斯之间互信程度很高，以至于某些形式要求并无必要。对此，承办法官回应说：“在商业世界里，不能以任何方式运作……必须有书面合同。”
法官最后补充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很遗憾，税务局是存在的”。他提醒萨帕特罗，在这一点上，税务机关与自己看法一致：必须留下“书面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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