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金茨堡的《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并不是一部常规的历史学著作，这是一部以破译历史中的“痕迹”之随笔组成的历史学著作，是一部在真相迷宫中找寻自我定位的历史学著作。卡洛·金茨堡，当代意大利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微观史研究领域的先驱，其著作《奶酪与蛆虫》常被奉为微观史领域的必读书目。而在《线索与痕迹》中，卡洛·金茨堡尝试解读一系列有关于真实与虚构的历史痕迹，探讨一个历史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如何理解历史中的叙事与真实。
事实上，金茨堡认为《线索与痕迹》并不是一本无端的随笔著作，而是一本与新历史主义论争的战书。上世纪70年代，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将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艺学批评引入到历史理论研究中，其作品《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分析了历史中不同的阐释策略，强调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相似性——即为依赖叙事以构建意义。叙事是历史写作的重要部分，但海登·怀特的观点显然更加激进——他怀疑“真实”的存在，认为既然想像是一个存在于历史与文学中共通的因素，那么历史的所谓客观就成为一种伪命题，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界限也由此变得模糊。卡洛·金茨堡认识到海登·怀特的理论对历史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影响。这种让真实与虚构无从区分的学术观点，不仅让历史学难以再如以往一样，坦然面对如兰克所言的“真有其事”的历史；也让相对主义成为一种表面上宽容，实际上造就虚无主义的工具。
《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
《线索与痕迹》并没有选择以强调历史的真实性的方式与怀疑主义对垒。相反，书中的文章，大多都切入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通过对叙事的研究来捕捉怀疑主义者理论中的裂缝。这种裂缝往往诞生于最为直接的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把历史著作中讲述的事情当成是真的？
人类的历史充斥着各种断线。金茨堡回到历史中的虚构当中，重新审视那些富有文学叙事色彩的历史作品。如何理解怀疑论？金茨堡以罗博泰洛，这位在16世纪就提出“历史学家的目的是叙事”的学者，到底是如何思考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联系为例，重新回到对修辞、引用与历史真实性的讨论。曾经，罗博泰洛坚持历史学家“并不虚构杜撰，只是解释阐明”。而后来，罗博泰洛又认为，历史学的方法论要素与修辞学同属于一类。他为历史学辩护，坚持历史相较于其他叙事手段，具有所谓的特殊性。但他又不得不将修辞学视为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去论证历史学的真实性。不论是修昔底德讲话中的虚构，还是其对历史中实在文物解读后的推理，都是一种修辞学的体现。但是这两种修辞学糅合在一起，就构建了一种含混的景象。为此我们要回到修辞本身，去看待历史学家为了追求真实感，是如何进行修辞的创新，不论是采用编年体，强调追求真相而摒弃虚构的话语，还是以大量的引用和注释在历史书写中构建真实感。伴随着教会史学与文物研究的兴起，文献证据成为一种战胜过往以修辞为核心的历史书写的工具。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的形成。金茨堡认为，这种对“修辞再现往昔”理念的不信任，形成了人们普遍对认知局限性的一种考量。“我们对往昔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带有不确定性。”
不论是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论食人部落》中对巴西部落居民的描述，还是波托茨基伯爵在旅途中对西伯利亚萨满的调查与发现，金茨堡都找到了不同于传统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真实的探讨。蒙田对巴西土著居民“野蛮”的三重看似矛盾的定义反映了自身在殖民时代，对于“文明与野蛮”这一概念的自我认知的困境。而波托茨基等游历天下的贵族，通过对不同民族的探访和对话去研究萨满的仪式，用真实的沟通理解异域的风俗，以口头对话的方式更新欧洲学者对萨满的认知。在金茨堡看来，知识的积累往往是断断续续，而非一以贯之；知识始于谬误，而历经反复校正、遗忘与重新发现。
在《线索与痕迹》的第十一章，金茨堡借由一个真实的案例去探讨“孤证”，这个存在于法学的经典概念。他通过历史记载中关于14世纪发生在普罗旺斯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来说明法学概念中的“孤证不为证”在历史中的难以适用——历史很难像法律一样有两种不同来源的证据。但这并不是我们抛弃“历史真实”这一概念的依据。很多事情只能依靠话语，依靠记忆和复述去记录，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一种虚构。如果没有将真实的经历称为真实的能力，正如金茨堡援引法国历史学家维达尔-纳凯所言：“没有这种真实，如何能够在虚构与历史中做出区分。”
孤证是一个引子，指向了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怀疑论者理论构建的开端，即为以历史叙事的“孤证”特性怀疑历史的“真实”。怀特理解了克罗齐对“实证主义历史研究”与“确如其事的历史”之间的区分是一种确实的存在。而对这种区分，也确实有一种怀疑主义的阐释方式。然而，当怀特开始讨论维达尔-纳凯对福里松的驳斥时，怀特认为这种驳斥“可能对大屠杀的真实性带来改变”。怀特一直强调相对主义的宽容，反对那些感情用事会影响历史真实性的做法。但在面对人类社会真实的苦难时，只是将那些对历史的修正看作另一种阐释的模式，而这种辩护并不是有悖于真相，而是另一种真相。
卡洛·金茨堡
金茨堡的文章总是富有一种饱满而深邃的人文关怀。但在这一章，金茨堡却言辞犀利地反驳海登·怀特理论的谬误。他指出了怀特所谓的怀疑论下相对主义的宽容存在着自我矛盾。“当智识和道德分歧最终不与真相相关联的时候，将不复有可宽容之物。”金茨堡在怀疑论面前，再次强调了历史学家捍卫真实的重要性。当一切的历史，都因为其天生具有的“虚构”的属性，以及历史学家不可避免的“感情用事”，成为可以无限怀疑的对象，成为可以宽容的理由。那么我们的历史的“真实”是不是再也没有了意义？金茨堡昭告读者，这些不是历史学家放弃追求事实的理由。面对人类历史上的灾难，面对历史中的记忆与对记忆的摧毁，金茨堡援引利奥塔尔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法，“那些真实之外的元真实——也即是对历史的摧毁”。笔者认为，金茨堡向读者传递了这样的理念：如何捍卫历史的真实？关键在于认识历史的真实。
真的，假的，虚构的。任何叙事都暗含着某种真实的关系。在《线索与痕迹》中，不论是对伏尔泰、司汤达等人的纯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还是对蒙田、波托茨基伯爵等人的个人风俗记闻的历史解读，抑或是对《阿纳卡西斯游记》这种糅合了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小说的创作历程的分析，金茨堡都继承了他在前言所提及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理念——“用虚假或伪造的文献来构建历史真实”。那些存在于历史中的种种伪作，那些流传于历史中的虚构，都隐藏着一种真实。这种真实的存在在提示着历史学家，不要放弃对微观层面的历史，以及对非常规的历史材料的关注。我们如何在这些不起眼的文本线索中找寻历史的痕迹？如何通过这些游离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痕迹理解历史？我认为，这是《线索与痕迹》中这些看似零碎的文章的共同主题。
“真相当然是一个终点，而非起点。”在这个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历史中的真实与谎言的标准愈发模糊的时代，回顾历史中的叙事与虚构需要一种侦探一般的精神，在线索中思考，在痕迹中摸索，“用扎实的方式面对，通过一系列事例来阐明”。或许，金茨堡还带有一种科学历史学时期，历史学家如实直书的风范，然而他并没有选择向兰克等学者一样完全依托于宏观的文本，也没有走向后现代主义史学，放弃历史叙事中真实的一面。他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更为曲折，却更有意义的路：在叙事文本的裂缝中、在微观的历史细节中探查历史。在这个人文社科学界普遍强调理论与范式的今天，金茨堡这种回到真相本身，直面历史真实的思考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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