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被枪决82年后进入先贤祠他终于被承认为一位真正的法国人。他与吕西安·费弗尔共同创办《年鉴》杂志，把经济学引入历史学研究，也让历史学摆脱了狭隘的爱国主义藩篱。
1744年8月，路易十五患上严重痢疾，病情一度危重，甚至有人准备为他施行临终圣礼。由于国王与情妇沙特鲁公爵夫人同居，教会起初不予允许。令民众惊讶的是，这位“备受爱戴者”遣走了美貌的情妇，得以领受圣餐，并发誓如果自己活下来，就为圣热纳维耶芙修建一座教堂。
当时医生并不清楚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宫廷便暗中召来一位犹太裔临床医生伊萨亚斯·乌尔曼。正是他控制住了当时尚未被认识的伤寒。路易十五因此保住性命，但由于反犹主义，治愈之功被归于巴黎的守护圣人，而不是这位来自阿尔萨斯的医生。
国库无力支撑建造教堂，国王便诉诸财政拮据的政府常用的老办法：举办一场规模巨大的皇家彩票。即便如此，圣人“赢了”却并未真正得到回报，因为教堂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才完工，随后即被收归国有，改为先贤祠，成为“祖国之父”的陵寝。
于是，他被贴上革命叛徒的标签，遗体被从墓中拖出，扔进乱葬坑。马拉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只是方向相反。作为“人民之友”，他遇刺后几天，一支充满悲情的送葬队伍穿过巴黎，将他安放进先贤祠。但他在那里连5个月都没待满。右翼发动变局后，在叫喊声中把他拖出，改葬在附近一处公墓。
进步派与反动派轮流掌权，导致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顶部的十字架先后被拆下又装回，共有6次。如今形成了一种折中：十字架仍立于穹顶之上，但先贤祠本身是世俗的。马克·布洛赫进入先贤祠的过程没有那么剧烈。他与吕西安·费弗尔共同创办《年鉴》杂志，把经济学纳入历史学，也让历史学摆脱了狭隘的爱国主义藩篱。他还写下《国王的神奇力量》，以创新方式研究中世纪君主的治愈权力，开创了“心态史”研究。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布洛赫在索邦大学任教，但因其犹太人身份，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道路被阻断。53岁时，尽管已有6个孩子，还患有支气管炎，他在德国国防军入侵法国后再次投身战场，成为法军中年纪最大的上尉。
他亲历了法国在纳粹面前的崩溃——整个过程仅用了46天——也亲眼见证了法国社会对敌人的热情合作。因犹太人身份被大学排挤后，他加入了抵抗运动，并在雷恩负责领导工作。他在地下状态中写下《奇怪的失败》，对法国投降作出冷峻分析。
“这些页面会出版吗？”这是这部记述开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手稿之所以没有遗失，是因为一位朋友将它埋在自家庭院里。法国解放后不久，这部作品由一家抵抗运动出版社出版，但此后几十年几乎被遗忘。
原因并不难理解。布洛赫在书中揭示了军事高层面对“闪电战”的软弱，对纳粹主义性质的误判，右翼的苟安，以及共产党对民众政治动员的解除。他那些尖锐而刺耳的真话，与戴高乐主导的和解叙事格格不入。
《奇怪的失败》直到1972年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当年，罗伯特·帕克斯顿出版《维希法国：旧卫队与新秩序》，揭示法国通敌合作的广泛程度，这位美国学者由此重新撕开了这道伤口。杀死马克·布洛赫的，正是这种通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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