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讲一本你可能已经熟悉的书：《世说新语》，这是第一篇。
《世说新语》，通俗点讲，可以说是一部古代名流的“热搜八卦合集”，而且，它读起来的感觉，有点像咱们现在用手机刷短视频，书上都是段子。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后面再来验证。
先说一个结论：《世说新语》是最像“书”的书，是只有文字才能营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既不属于真实历史，也不是主观虚构，这本书的目标既不是讲故事、也不是讲道理，而在营造一种风范、烘托一种境界，那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南朝宋的宗室刘义庆。像很多大人物名下的书一样，一般认为，《世说新语》也不是刘义庆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他门下一帮文学之士共同编的。
南朝文豪刘义庆
世说新语
当然，刘义庆可能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当时，他就以“爱好文义”著称，手下又有那么多最著名的文学家，《宋书》甚至说“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皇帝给他写信，总会认真斟酌一下措辞，免得被他嘲笑没文化。所以，刘义庆大概也不只是《世说新语》的挂名主编。
《世说新语》的内容，由1133则小故事组成。故事都很短，有的只是一两句话，长的也不过只有几行。这些故事的来源，大概是当时流传的一些名人轶事，编者再加上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加工，最终形成我们目前看到的文本。所以我们可以把《世说新语》想象为汉末三国魏晋时期的名人言行录。《世说新语》书中就有两个故事，恰好可以说明这些言行录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故事说，东晋的袁宏（这个人文学水平很高，“倚马千言”说的就是他，说他在行军途中，倚靠在马上，片刻间写成七篇公文，同样出自《世说新语》）写了一本《名士传》，书里的内容大概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听谢安讲的魏晋时期名士们的故事，所以他就拿给谢安看。谢安看了，嘲笑他说：“我确实曾经跟大家说过不少当年的事，但那是‘特作狡狯耳’，开玩笑随便说说的，谁知道袁宏当了真，竟然把段子拿去写成书了！”
第二个故事是说东晋的另外一个文学家裴启，他写了一部《语林》，记录汉魏以至当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简单说就是名人名言大集合。这部书一度非常流行，大家纷纷传抄。书里面记载了谢安的几句话，结果传到谢安自己的耳朵里，谢安说，“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我根本没说过这些话，是姓裴的自己编的。简直是古代鲁迅。
记载名人言行的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远的如《左传》《国语》就不说了，汉代刘向就编过一部《世说》，可惜书已经亡佚。
不少学者认为，《世说新语》本名《世说新书》，意思是新编的一部《世说》，也有学者主张，这本书原来就叫《世说》。一般的看法认为，宋代以后《世说新语》这个书名才正式取代旧名，流传开来。
像袁宏《名士传》、裴启《语林》这样的书，当时应该还有。《世说新语》应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方面吸收了这些书里的不少内容，另一方面也做了挑选和剪裁。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世说新语》的史学价值，因为《世说新语》也从史书里编选了不少内容，而且所谓“名人八卦”，也不可能全是虚构，总是虚虚实实，有真有假。
我们今天看到的《世说新语》的书，除了刘义庆等人编纂的这三十六门原文之外，一般都附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的注释。注释里面往往引用了同一故事的类似记载，有时候几乎一模一样，有时候情节有差别，有时候故事一样、但是主人公换了人，就是这种虚实掺半状况的体现。
但后世读者关注的是，《世说新语》传达的时代氛围和名士风范，是那个时期所特有的。
具体某句话是不是某个人说的、某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像书里描述的那个样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一个魏晋时期的名士，确实有可能会说出那样的话，做出那样的事。这些语言和行动自己构成一个精神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崇尚自我，追求美好，风流韵致，魅力非凡，特立独行，甚至惊世骇俗。
《世说新语》共分三卷、三十六门，每一“门”的标题都是一种内容上的分类，基本上按照主流价值从前往后排序。
上卷只有四门，分别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是出自《论语》的所谓“孔门四科”，代表了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
中卷九门，包括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也都是正面的价值。
下卷二十三门，既有“伤逝”这类追悼死亡的故事，也有“简傲”（高傲）这一类的故事，还有俭啬（小气）、汰侈（奢侈）、忿狷（脾气大）、谗险（说人坏话）等等不太正面的门类。
可见，这些故事带有强烈的“品评”色彩。换句话说，《世说新语》不是单纯地记录言行，而是对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明确的评价，等第还十分森严。我们举几个“德行”门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说管宁、华歆二人在园中锄菜，见地上有一片金子，管宁继续锄地，就像看见一片瓦石一样无动于衷。华歆把金子捡起来又扔掉。另一次，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大人物坐着豪车经过，管宁读书不辍，华歆丢了书出去围观。管宁把席子割开，不跟华歆一块坐了，说：“⼦⾮吾友也。”——您不是我的朋友啊！
管宁割席
第二个故事说，华歆对待子弟非常严肃，就算在家里休闲，也像上朝一般讲规矩。另外一位名士家庭，陈纪和他兄弟们则非常“柔爱”，大家轻松温柔，相亲相爱。《世说新语》评论说“两不失雍熙之轨”，这两种相处模式都挺好，都很和谐。
第三个故事说，王朗非常推崇华歆。他看见华歆家里每到年底祭祀的时候，都把家里的小辈叫齐了一起宴饮，也学人家照做。当时有一位有名的学者、文人张华评论说，王朗学华歆，学的都是些表象，“去之所以更远”，越学、离人家华歆就越远。
第四个故事，王朗和华歆乘船避难，有人想搭船，华歆很为难。王朗说，“船上还有地方，有啥不可！”后来贼人追来了，王朗想把搭船的人丢掉，华歆说，“我之前之所以为难，就是担心现在这种情况。但既然已经接纳了人家，怎么能丢掉呢？”《世说新语》说，“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世人就根据这个故事给他俩分了高下。
王朗
几个故事讲完，“品评”也就完成了。在这个序列里，王朗不如华歆，华歆不如管宁，当然，前提是他们三位都属于“名士”。
固然华歆有一些“黑料”，但比起“王朗”，华歆还算得上是偶像一般的存在，而三人中地位最低的王朗，其实在曹魏的文臣中不但非常重要，人品、能力也都数得上号。顺便说一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纯属虚构，王朗本人在史书中的形象还是非常正面的。
那么，品评的标准是什么呢？除了一些公认的标准之外，有些“士林领袖”的评论更为重要。这些领袖肯定自身就行端立正，深受世人敬仰，另一方面也特别会说话，能用精妙的表达给别人作出精准的定位。
《世说新语》中（当然史书中也是这样记载的），东汉名士陈蕃、李膺、郭泰就是最重量级的“点评嘉宾”，全书开头就是他们几位。
比如，年轻人如果能到李膺家里去一趟，就是无上的荣耀，称为“登龙门”；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说的话、做的事都称为士大夫奉行的原则，一旦做了官，就要“澄清天下”，改变国家的风气。
郭泰是太学生的领袖，他去汝南，先拜访袁阆，结果“车不停轨，鸾不辍轭”，用今天的话说，车子还没停好，人就要告辞，不想跟袁阆说话了；然后去拜访黄宪，一天一天地不想走，还在人家家里住了两晚上。
别人问他，他说，黄宪“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这个人就像巨大的湖泊，水体非常深厚，你去搅动，不会让它变得更浑浊，可是你去澄清，也不会让它变得更清澈——现代汉语实在很难传达“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这八个字的微妙，总之，《世说新语》最推崇的，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那种绝对的、干净的道德规范，而是作为人的完整、厚度和品格。
《后汉书·黄宪传》在下面还有一句话，说郭泰评价袁阆，说他就像泉水一样，虽然清澈，但是水量很小。两相对比，我们很容易想象黄宪与袁阆二人的差异，也能理解他俩的高下之分。
不止是这些直接表达“品评”的故事，整个《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品评的素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世说新语》的这一千多则言行录，有点像汉末魏晋名士们的考核材料，谁高谁低、谁好谁差，就从这些考核材料中体现出来。
按照鲁迅的说法，《世说新语》堪称“名士的教科书”，他的意思是说，书中记下这些最有文化、最雅致的人的生活方式、举止谈吐，可能也有供人学习、效法的用途。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反面教材，总的来说还是以正面表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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