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9日，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区域国别视野下的民族国家构建与现代化进程研究”青年学术团队共同主办的“慈善、福利与国家：近现代西方的济贫实践与社会治理”学术工作坊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成功举办。来自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湖州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爱德基金会和武汉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和基金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国别和学科的视角，围绕近现代西方济贫与社会治理及相关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工作坊海报
工作坊开幕之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杜华教授作主旨说明。他指出，贫困应对与治理是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基本难题，近代以来因人口增长、贫富分化、经济危机、战争与瘟疫等因素而愈加复杂与紧迫。与此同时，社会观念变迁与国家权力扩展不断重塑对贫困的理解。贫困治理不仅是社会史议题，更与政治史、文化史、观念史及社会经济史等多领域密切相关，历来为学界关注。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 Thompson)、美国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先驱默尔·柯蒂(Merle Curti)、法国社会史名家让-皮埃尔·居东（Jean-Pierre Gutton）都曾留下经典作品。这些前辈学者提出了诸多至今仍然没有定论的重要问题。比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文化中，人们究竟如何从道德、经济、宗教、法律或医学等角度认识贫困？导致贫困的原因是什么，是个人品行与能力的问题，还是经济结构、制度安排和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果？个体、社会团体和国家又分别如何处理贫困？济贫是一种道德救济，还是一种权力对社会关系的重新界定？济贫实践是否在缓解苦难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控制和国家权力的扩张？贫困者究竟只是被动接受救济的对象，还是也在围绕生计、公平和共同体责任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参与塑造历史进程？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贫困治理是理解近现代国家能力、社会治理、阶级关系与道德秩序的重要入口。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这个议题所探讨的是历史学的本质问题：人作为个人存在的价值与尊严到底是什么？正因如此，这个议题正在与跨国史、情感史、环境史、新资本主义史等新兴的学术潮流相融合，一直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次工作坊既是对近现代西方济贫实践的专题讨论，也是一次从贫困问题出发重新思考国家、社会与人的关系的学术尝试。
上午首场会议以“近代早期欧洲的宗教改革、济贫请愿与王权治理”为主题，聚焦欧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慈善与济贫制度的深刻变迁。四位学者分别从德意志、英格兰与法国等不同区域经验出发，探讨宗教改革、国家权力扩张与社会结构变化如何共同塑造近代欧洲济贫制度与慈善观念的演进。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付家慧老师以《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与济贫改革的关系探究》为题，围绕宗教改革与济贫改革的互动关系展开分析。她指出，学界既有观点多强调宗教改革对济贫改革的推动作用，或将其视为诸多动因之一，但往往忽视其在实践层面带来的张力与挑战。通过考察16世纪德意志的历史情境，付家慧认为，宗教改革重塑了慈善伦理，使济贫由教会主导转向世俗政权主导，并推动救济制度趋向理性化与制度化，如设立公益金、实施对象甄别等。然而，这一转变亦削弱了传统以“得救”为动机的捐赠机制，导致救济资源相对不足；同时，在人口流动加剧与宗教冲突背景下，对外来贫民的救助趋于收缩，引发基督教普遍之爱与地方性的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她进一步指出，德意志分裂的政治格局限制了统一性制度供给，地方性济贫实践难以应对结构性问题，最终为19世纪国家层面的社会立法奠定了历史前提。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初庆东教授以《17世纪英格兰民众的济贫请愿与地方政府的济贫逻辑》为题，基于数字化档案中的济贫请愿书，对济贫法在地方层面的运行机制进行探讨。他指出，传统研究多聚焦济贫法条文本身，而当前学界更强调法律在基层社会中的实践及其运作逻辑。通过分析大量17世纪请愿案例，初庆东揭示，英格兰济贫体系以教区为基本单位，在资源有限与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倾向优先救助“值得救济者”，并严格限制外来人口，从而形成以控制支出为导向的治理逻辑。在此制度框架下，民众通过请愿参与济贫实践，其叙事往往围绕“困境真实”“品行良好”与“符合宗教与法律正当性”展开，以提高获救济的可能性。这种叙事既反映了济贫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也体现出底层群体的能动性。初庆东进一步指出，济贫请愿提供了观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视角：治安法官、教区与请愿者之间存在多层级博弈与协商，使得国家权力的实施呈现出非单向度的协同运作特征。总体而言，英格兰济贫体系在缓解社会矛盾的同时，也通过制度化沟通机制维持了基层秩序。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盛仁杰助理研究员以《权力博弈视角下路易十四时期的巴黎普济院》为题，围绕社会救助制度中的权力关系与国家治理展开分析。他指出，巴黎普济院并非单纯的慈善救助机构，而是旧制度时期王权与高等法院、宗教团体等多方力量互动与博弈的重要场域。通过梳理自16世纪以来法国济贫政策的演变，盛仁杰强调，至17世纪中叶，在宗教观念转变与社会秩序压力的双重推动下，王权得以以“慈善”名义强化对贫民的集中收容与管理，形成以“大禁闭”为核心的制度实践。他进一步指出，普济院集救助、惩戒与劳动规训于一体，既体现出国家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控制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经济发展。然而，这一制度在推进过程中并非单向度展开，而是在地方既有传统与多元利益格局中遭遇抵制与调适，显示出所谓“绝对王权”在实际运作中的有限性。总体而言，巴黎普济院既是国家权力下沉与扩张的工具，也是多方协商与权力博弈的制度性产物。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詹娜教授以《近代法国慈善观念的多元思想脉络》为题，系统梳理了近代早期法国慈善理念的形成机制。她指出，相较于中世纪以宗教救赎为核心的单一慈善观，近代法国的慈善观念在黑死病之后经历深刻转型，逐渐呈现出多元思想交织的复杂结构。詹娜从重商主义、天主教改革、神学论争及贵族社会责任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强调不同思想力量共同参与了贫困认知、救济对象界定及治理路径的重构。具体而言，重商主义将贫困问题纳入国家经济治理框架，强调通过发展生产与强制劳动提升社会效率；天主教改革则重塑“精神贫穷”理念，鼓励世俗群体参与慈善实践；耶稣会与詹森派围绕慈善动机的分歧，进一步丰富了宗教内部的理论张力；贵族阶层则在身份焦虑与家长制责任中重申其社会义务。此外，以圣体会为代表的慈善实践整合多重思想资源，推动制度化救济的发展。詹娜认为，这些多元思想最终汇聚为兼具救助与规训功能的近代济贫体系，在维系社会秩序与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午第二场会议讨论的主题为“19世纪工业化城市中的贫困治理与秩序重建”，聚焦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下贫困问题的深刻演变。三位学者分别从法国、英国与美国具体经验出发，探讨国家、社会组织与个人如何回应工业时代贫困危机，揭示贫困治理从道德议题向社会问题转型的历史逻辑，以及多元主体在秩序重建中的协同与张力。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乐启良教授以《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工人贫困调查与历史影响》为题，系统梳理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围绕工人贫困问题展开的调查运动及其历史意义。他指出，工业革命推动财富增长的同时加剧了贫富分化，1831-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使贫困问题转化为突出的社会危机，并直接催生大规模调查实践。在政府资助下，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组织实地调研与有奖征文，维莱梅、比雷、弗雷吉埃等人的研究集中呈现了工人劳动强度、生活条件与健康状况的严峻现实，推动工人贫困由个别现象上升为社会共识。与此同时，不同阶层与思想阵营围绕贫困成因与治理路径展开激烈争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道德与节制，主张慈善与劳资合作；批判者则从制度层面出发，指向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倡导改革乃至社会变革。该调查运动不仅促进了阶级意识的觉醒，也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周真真教授以《英国城市贫民治理中的“土地”应用（1836–1914）》为题，系统梳理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土地在贫民治理中的实践路径与功能演变。她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城市贫民数量激增，受乡土理想与社会批判思潮影响，土地被视为缓解城市贫困的重要路径，先后呈现出三种模式：其一为19世纪中叶，宪章派与欧文派提出土地合作社与农村公社方案，试图通过集体占有土地，使工人摆脱工业体系束缚，实现经济独立；其二为19世纪末兴起的劳工殖民地，主要针对城市最底层失业群体，通过组织化劳动与纪律化管理，实现就业训练与社会规训，部分替代传统济贫机制；其三为20世纪初，随着“回归土地”作为生计方案的式微，土地逐渐转向休闲与教化功能，表现为花园、公共绿地及乡村徒步等形式，旨在改善体质、陶冶道德并塑造合格公民。周真真认为，土地在城市贫民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向社会治理工具再到情感与文化资源的转变，既反映出工业社会中人地关系的重构，也揭示了城乡关系与贫民身份认同的深刻变化。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杨长云教授以《国家之外的治理：19世纪早期波士顿女子孤儿院与城市社会秩序建构》为题，探讨美国早期城市社会中非国家力量在治理中的作用。他指出，“asylum”在历史语境中既非单纯疯人院，亦非一般孤儿院，而是以收容失依儿童、尤其是弱势女性为核心的综合性慈善机构。19世纪早期，美国尚未形成现代福利国家体系，城市治理更多依赖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波士顿女子孤儿院正是在城市化加速、贫困与流浪儿童激增、传统救济机制失效的背景下产生，由中产阶级女性发起并主导，构建了一个区别于男性主导公共救济院的治理空间。该机构通过年龄筛选、教育与学徒制等方式，对儿童实施规训与社会化，旨在重建劳动力与社会秩序。杨长云强调，该孤儿院不仅是慈善组织，更是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体现了女性慈善网络在维系城市秩序中的关键作用，也揭示了现代治理并非仅依赖国家权力，而是多元主体协同运作的结果。
上午场圆桌会议围绕“比较视域中的近现代西方济贫运动”展开，七位与会学者的发言涵盖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多个国别，从观念、制度与实践等层面呈现了济贫问题的共性与差异。主持人熊芳芳教授将上午场的发言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济贫伦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教会、国家与社会组织在救济领域的权力消长；二是济贫实践中的多元主体叙事，包括国家、地方治安官、社会慈善力量，以及往往被忽视的作为被救济者的穷人群体；三是工业化冲击下贫困问题的新形态，以及不同国家在此背景下展开的治理实验。讨论中，与会者就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关系展开深入交流。美国史学者指出，美国自下而上的联邦主义传统使其长期依赖社会与慈善力量处理济贫问题，国家介入较晚；英国史学者则强调，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确立了国家参与救济的制度框架，并以教区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英国的工业化崛起，但工业革命后贫困人口激增，传统教区共同体的自治能力趋于瓦解，央地关系亟待重构。法国史学者则指出，大革命虽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救济权利，但因战争与财政困境，实际落实有限；此后历届政权对济贫态度摇摆，直至第三共和国时期方形成较为系统的福利立法，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则要到1945年。与会者还探讨了共和制观念与济贫问题的内在关联。有学者指出，无论美国还是法国，共和主义者均忧虑大规模贫困将腐蚀公民美德、动摇共和制度根基，这一政治焦虑深刻影响了各国的济贫政策取向。主持人熊芳芳教授对发言进行了总结，并宣布上午场会议圆满结束。
下午第一场会议以“镀金与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慈善转型”为主题，聚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慈善事业的深刻变革。四位学者分别从新贵身份建构、慈善组织网络、游戏场制度化与母婴福利观念演变等视角切入，探讨慈善如何由私人救济逐步走向制度化、组织化与公共治理，揭示这一转型背后的阶级逻辑、国家角色与公民观念变迁。
湖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郭继兰老师以《镀金时代新贵慈善与身份建构》为题，探讨美国镀金时代新兴富裕阶层如何借助慈善实现精英身份的塑造。她指出，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以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卡内基为代表的新贵虽迅速积累财富，却面临旧精英排斥与社会舆论批评，陷入身份合法性危机。为应对这一困境，慈善逐渐从传统的个人道德行为转变为进入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实践，成为新贵进行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通过资助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事业，新贵不仅重塑“财富托管人”的道德形象，还借助“科学慈善”彰显现代性与文化领导力，并在慈善网络中整合社会关系、巩固精英地位。同时，女性在家族慈善中的主导作用亦体现出性别分工的结构性特征。郭继兰认为，镀金时代的慈善既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阶级权力运作与精英文化建构的关键机制，揭示了公益与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任姝欢助理研究员以《美国组织化浪潮中作为“票据交换所”的慈善治理网络》为题，考察内战后半个世纪美国组织化浪潮中慈善治理领域的具体形态及其历史意义。她指出，1873年金融恐慌后，美国城市贫困问题加剧，改革者认为这种困境并非因为慈善资源匮乏，而在于教会、政府、互助社等机构各自为政、信息封闭、重复救济。在此背景下，自1877年起兴起的慈善组织会社（COS）借鉴金融领域“票据交换所”（clearinghouse）模式，以中央登记、信息交换与资源匹配为手段，将既有官方与私人慈善机构松散联合，形成“慈善信息交流中心”。从布法罗、纽约、印第安纳波利斯到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各城市依托自身条件发展出形态各异的复合救助网络；COS还通过董事会人员交叉任职与州慈善委员会、美国社会科学协会、全国慈善与矫治会议等机构形成广泛联结，组成贯穿地方—州—全国三级、跨越公私边界的复式、复合型、多层级的关系网络。任姝欢总结认为，clearinghouse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组织偏好、知识偏好和治理偏好，体现了美国在国家能力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依赖志愿性中介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特征。她同时指出，这一机制存在对贫困的道德化解读及对非裔美国人、新移民的系统性排斥等深刻局限，正视这些张力是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必要前提。
上海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博士研究生徐欣蕊以《从慈善到治理：约瑟夫·李与美国游戏场制度化的开端》为题，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游戏场由慈善实践走向公共治理的历史进程。她指出，“playground”在当时语境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操场，而是一种具有组织性与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约瑟夫·李将其纳入“建设性与预防性慈善”框架，强调通过营造有序游戏环境，引导儿童形成纪律、合作与责任意识，从而预防贫困与越轨行为，培养合格公民。徐欣蕊结合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指出游戏场的提出源于对青少年犯罪与移民问题的回应，其核心在于以有组织的游戏替代街头活动，实现对儿童行为的引导与规范。在实践层面，约瑟夫·李通过私人资助与实地观察推动游戏场建设，并进一步借助公民联盟促成立法。1908年马萨诸塞州通过相关法案，标志游戏场由私人慈善转变为地方政府职责，并逐步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她认为，这一过程体现了美国慈善由事后救济转向事前干预与人格塑造的转型路径，游戏场既是儿童活动空间，也是整合移民、塑造社会秩序的制度化工具，反映了进步时代慈善与治理合流的历史趋势。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陶芊老师以《美国母婴福利制度化过程中的福利观转变（1890-1935）》为题，探讨工业化转型期美国母婴问题由私人事务上升为国家干预领域的历史过程。她指出，母婴福利从早期城市层面的慈善实践，逐步通过1920年代相关立法及1935年《社会保障法》第五章确立为制度性保障，其背后体现出社会福利观由“施舍”向“权利”的深刻转型。陶芊通过中产阶级态度变化说明这一转变：19世纪末公众普遍将母婴救助视为针对贫困群体的施舍，羞于接受；至20世纪初，则逐渐将其视为女性与儿童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并积极参与政策诉求与反馈。同时，社会学兴起与社会调查推动母婴问题从个体健康转向社会问题，揭示其与贫困、阶级与资源分配不均的关联；经济学思维则将儿童生命与国家财富相联系，使母婴问题获得政治化正当性；而受泰勒制影响的效率运动，进一步将高死亡率视为“人力资源浪费”，强化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她认为，多重知识与观念转向共同促成美国福利理念由消极救济走向积极干预，推动国家角色扩展，并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奠定思想与制度基础。
在互动与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制度实践、概念表述与比较视角展开深入交流。针对游戏场制度化问题，有学者指出1908年马萨诸塞州立法并非起点，其实践已积累数十年经验，并在总统倡导与全国性协会推动下形成有利社会氛围。约瑟夫·李借助个人政治与社会网络，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游说策略，并以游戏场周边房价上涨等经济利益动员各方支持，体现出慈善向公共政策转化的多重动力机制。在新贵慈善问题上，讨论进一步细化了新旧精英关系。学者认为双方虽存在文化排斥与资源竞争，但最终通过赞助大都会歌剧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实现融合，共同塑造了由“出身型”向“绩优型”转变的现代精英范式。围绕“游戏场”等核心概念，学者们就翻译与语义演变展开讨论，指出该词在法语、中文等不同文化语境中均经历了复杂变迁，强调应结合历史语境处理术语，平衡学术准确性与读者接受度。此外，有学者从比较史角度提出，慈善组织网络中精英群体的交叉任职与资源整合，可能带来效率提升与权力垄断并存的张力，提示需关注其治理效能与社会排斥问题。整体而言，讨论深化了对慈善转型中制度动力、话语建构与治理逻辑的理解。
下午第二场会议以“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制度的调适与史学范式思考”为主题，聚焦英国与法国福利国家的制度演变及其史学反思。三位学者分别从性别秩序、政策悖论与范式转型等视角，探讨福利制度在国家治理、社会结构与研究方法层面的复杂调适。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吕晓燕副教授以《福利革命中的性别秩序：20世纪40年代英国福利国家的父权制构建及其动因》为题，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考察从《贝弗里奇报告》到1946年国民保险立法的制度转化过程。她指出，既有研究多聚焦报告文本或其影响，缺乏对制度落地过程中动态调整及其成因的系统分析。通过梳理制度设计逻辑，吕晓燕揭示出以“男性养家者”为核心的家庭本位结构如何将女性纳入依附性福利体系，并通过差异化资格与道德监管强化性别等级秩序。她进一步分析，这一制度安排源于多重因素的交织：经济上为降低财政成本与政治阻力，政治上需调和政党、工会与女权力量的博弈，文化上则受传统性别分工与家庭观念的深刻影响。研究认为，英国福利国家的构建并非中性过程，而是在社会整合与治理目标下塑造了具有父权特征的公民身份体系，凸显了现代福利制度内在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历史根源。
上海社会科学院苑莉莉副研究员以《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调适的“悖论”：困境与出路》为题，从社会团结视角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反贫困政策的演变及其非预期后果。她指出，法国以“团结”为核心理念构建的一系列福利政策，原本旨在缓解新贫困问题、凝聚中下层群体，但在实践中却产生了社会分化加剧的悖论性效果。具体而言，一是政策投入持续增加但贫困率不降反升，且呈现结构性分化；二是以雇主与雇员分担为原则的制度设计，反而在长期运行中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形成高赤字压力；三是高福利体制虽问题凸显，却因制度刚性、社会动员与利益结构掣肘而难以改革。苑莉莉进一步分析，这些悖论源于福利激励机制引发的“依赖效应”、社会保障体系的碎片化结构及收入分配边界所带来的不公平感，同时移民因素与普惠性福利也加剧了财政与社会张力。她指出，法国近年来尝试通过强化就业激励、推进“社会投资”导向及打击福利欺诈等方式进行调适，但根本出路仍在于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的协同优化。该研究揭示了现代福利国家在促进社会团结与维持制度可持续性之间的深层张力。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征咪助理教授以《数字还是人文？20世纪英国济贫史研究的范式演进》为题，围绕英国济贫史研究的学术谱系，梳理了20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在材料运用、方法取向与解释框架上的演变。她指出，该领域的研究传统经历了从制度与政策层面的经典论述，到引入数量材料与经济社会分析的多种尝试，再到更加重视地方实践、社会语境与行动经验的解释路径扩展。近年来，数字化技术的介入为材料组织与分析带来新的可能。在此部分讨论中，她举例介绍了若干围绕济贫制度与贫民经验展开的数字人文项目：一类以数据库建设为基础，将长期、跨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以支持不同尺度的比较研究；一类侧重于将分散的司法、行政与城市生活记录进行整理与关联，以便追踪个体在多重制度场域中的活动轨迹；还有一类侧重于对贫民救济申请等文本材料的整理与转写，通过标注、检索与空间化处理，自下而上地考察贫民在制度中的能动性。她强调，范式更替的核心并非“数字”与“人文”的对立，而是历史解释方法与问题意识的持续重构，并由此反思人文学者在数字化时代仍应保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共情能力，并坚持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
在讨论与互动环节，与会学者围绕福利国家、性别秩序与法国社会保障困境等问题展开交流。针对吕晓燕的报告，乐启良老师就英国父权制福利结构所受到的历史性挑战提出问题，询问这一将女性束缚于家庭的性别观念在英国何时遭遇了严重冲击。吕晓燕对此作出详细回应，指出当时女权力量内部存在明显分歧：温和派女权认为家庭主妇价值得到承认，持欢迎态度；激进派则拒绝接受依附性福利，要求基于完全平等的权利；精英职业女性强调与男性平等就业；工人阶级女性则更看重实际福利带来的经济保障。四种立场相互掣肘，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压力。她进一步指出，战后初期进步叙事占据主导，至197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英国相继通过《同工同酬法案》与《反性别歧视法案》，开始从制度层面破解福利国家所构建的“公共父权制”，推动女性权利走向更为平等的地位。围绕苑莉莉的报告，有学者将法国福利困境概括为“用福利国家的思路解决福利国家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难以自解的死结，并指出民选制度与福利刚性之间存在深层张力。苑莉莉回应时引入中法比较视角，指出中国精准扶贫聚焦绝对贫困线以下群体，受益范围有限而效率较高；法国则采用相对贫困标准，覆盖面广但财政压力巨大。她强调，中国通过市场初次分配、社会保障二次分配与慈善公益三次分配的有机结合，有效激活了社会力量；而法国长期依赖大政府单一兜底，社会自组织能力和慈善力量相对薄弱，若能转变思路、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或可为破局提供新的可能。
下午场圆桌对谈以“历史镜鉴与现实回响：西方福利史研究的当代启示”为题，由《澎湃新闻》文史编辑于淑娟主持。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高级项目经理娄蓬勃以《从研究到行动：公益实践对慈善学术成果转化的期待》为题发言，介绍了公益行业对于慈善史与社会保障研究的现实需求。他首先介绍了爱德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的创立背景，该基金以社会保障研究学者朱传一先生命名，朱先生曾深入研究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并向中央领导提交内参，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娄蓬勃介绍，该基金围绕“记录、传播、交流”三大板块开展工作，持续编撰《中国公益慈善纪事》，并通过编译国外前沿研究报告、举办圆桌对话等方式促进学术与实践的对话。他重点介绍了近期发起的“致用计划”，旨在邀请学者以第一人称介绍自己的研究发现与实践启示，以降低学术成果转化的门槛，推动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有效连接。他还指出，AI技术的爆发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生态，在信息泥沙俱下的环境中，经过严格学术审查的论文成为可信度最高的知识来源，学术研究的价值因此愈发凸显。
最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熊芳芳教授对本次工作坊进行了总结。熊老师表示本次工作坊在时间跨度与空间范围上都具有较强的比较研究视野，既展现了不同国家与时代之间的特殊性，也呈现出许多共通问题。熊老师指出，正是在跨国别、跨时段的比较中，研究者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各国制度、思想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特征。她同时强调，本次会议围绕的慈善、福利与济贫问题，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纵深，也体现出鲜明的现实关怀。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关乎人类社会的基本命题，历史研究不仅需要学术讨论，也应思考如何更好地回应现实社会实践。此外，熊老师还指出，慈善与救济本质上涉及财富再分配问题，其背后反映的是国家权力、社会秩序与思想观念的变化，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在此高度交汇。最后，熊老师对各位发言人的精彩分享以及会议组织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认为本次工作坊不仅促进了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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