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二大爷蹲在灶台前烧火，火光映着他的脸。三岁的小孙子跑进来，伸出小手：“爷爷，你看，我的手跟你好像。”
二大爷的手猛地一颤，火钳“哐当”掉在地上。
他死死盯着那只小手。无名指比食指长，跟他一个样。
“滚出去！”他吼了一声。
孙子哭着跑出去了。罗玉玲婶子追出去前，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二十年没说过的话。
二大爷坐在地上，把火钳捡起来，一下一下地砸自己的手背。
“你这辈子，误在这双手上了……”他低低地说，像在跟谁解释。
01
我八岁那年夏天，二大爷喝醉了酒。
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电，晚上家家户户点煤油灯。二大爷提着一瓶散白酒，摇摇晃晃走到我家门口，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把我从屋里拉出来。
“长海，把手伸出来给叔看看。”
我乖乖伸出右手。他抓着我的手，举到煤油灯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突然，他眼睛一亮。
“你看看，你看看！”他指着我的无名指，“这孩子无名指比食指长，龙长虎短，这辈子注定不平凡！”
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龙长虎短，只看到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他拍了拍自己的手背：“你跟叔一个样，叔也是这个手相。”
那晚他很高兴，又灌了半瓶酒。我爹劝他少喝点，他摆摆手：“大哥，你知道我是什么命吗？我这双手，不是普通人能有的。”
他把手掌摊开，凑到灯下，无名指的影子拉得很长。
“书上说了，龙长虎短的，晚年有三个结果……”他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住了。
罗玉玲婶子从屋里走出来，冷冷说了一句：“喝多了就回去睡，别在孩子面前胡咧咧。”
二大爷嘴张了张，到底没再说下去。
他站起身，身子晃了一下，被我爹扶住了。
临走时他回过头，看着我说：“长海，你记住了，你这手相，将来有出息。”
那年我八岁，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一双“不平凡”的手。
后来我才知道，二大爷那套手相理论，是他爹传下来的。
他爹年轻时在外头闯荡过几年，回来时带了一本泛黄的手相书，翻得页角都卷了边。
书里就几句话，说得玄乎，但二大爷信得很。
他那本手相书我后来见过几次，是用牛皮纸包着的，打开来一股霉味。
里面画着各种手纹的图，字是毛笔写的，有些地方都模糊了。
二大爷翻得最多的一页，就是讲无名指和食指长短的那段。
那段话我记得清楚，上面写着：无名指长于食指，是为龙长虎短，主贵。一生波折，能成大事，但晚景须看其他搭配。书中列了三种：
第一是大富大贵。第二是孤独终老。第三是儿女不孝。
二大爷每次翻到这页，脸上都会浮现一种特别的表情，像是既害怕又期待。
他给自己看过无数次。每次看完，都精神百倍，然后开始下一轮折腾。
村里人背地里都说他“想多了”。
一个种地的，没钱没势，天天想着自己是贵人命，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但没人当面说，因为二大爷这人脾气倔，说了也不听。
罗玉玲婶子倒是从不说什么。
她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个头不高，一年到头穿件灰扑扑的褂子。
她从不过问二大爷那些事，该干活干活，该做饭做饭。
有时候二大爷喝醉了，说胡话，她就默默把他扶回屋，把地上吐的脏东西擦干净。
村里人都说她命苦，摊上这么个男人。她不吭声。
我那时候小，不懂这些。
我只觉得二大爷有本事，能看手相，是村里头一个敢出去闯的男人。
我常常追着他问：“二大爷，我这手相以后能当官不？”
他就笑，摸着我脑袋说：“你以后就知道了。”
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慢慢明白了，那双手相，也许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神。
第一个出事是在1996年。
那年春天，二大爷从广州回来了。他出去整整四个月，走的时候精神抖擞，回来的时候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都凹进去了。
他带回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几个塑料打火机和几双劣质袜子。他把东西往桌上一倒，坐在凳子上不说话。
罗玉玲婶子问他吃饭了没，他摇摇头。
那天晚上，他又喝酒了。喝着喝着，他突然把手伸到煤油灯下，盯着自己的无名指看。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广州那边，老板不识货。”
后来我从我爹嘴里听说，二大爷在广州进了一家工厂，干了一个月嫌工资低，自己跑出来想做点小生意。
结果被人骗了，把带去的本钱全赔进去了。
最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是跟老乡借的。
但那三千块的债，他得还。
罗玉玲婶子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就去镇上找了个活，帮人洗衣服。她洗了整整一年，才把那三千块还清。
那一年，二大爷老实了。天天在地里干活，早出晚归，也不怎么喝酒了。村里人都说，他终于开窍了。
可我知道，他心里头那根刺，还在。
有次我去他家玩，看见他又在翻那本手相书。
翻到那一页时，他的手停下来，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念叨什么。
罗玉玲婶子在灶台边刷碗，“哗啦哗啦”的水声中，她头也没抬。
“那书有啥好看的？”她突然说了一句，声音不大，但二大爷手里的书抖了一下。
他没搭话，把书合上，放回箱子里。
第二天，我看见他站在田埂上，把手摊开，看了半天。他的无名指确实比食指长出一截，在阳光底下，那个影子拉得很长。
他看完，把手握成拳头，转身回去了。
那年我小学毕业，十二岁。我开始觉得，二大爷那套手相，也许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
02
1997年冬天，二大爷第二次出远门。
这次去的是山西，跟村里几个人一起去煤矿上干活。走之前，他又翻了那本手相书，又看了看自己的手。
“这次肯定行。”他拍着胸脯跟我爹说，“山西那边工资高，干个一年，就能把债还清了。”
他说的债，是去年借罗玉玲婶子娘家的三千块。婶子一直没说这事，但二大爷心里记着。
他走了三个月。
回来的时候，是被工友抬回来的。
他在矿上出了事，矿井塌了，砸断了左腿。命保住了，但腿没接好，从此走路就有点瘸。
罗玉玲婶子接到电话，连夜赶到县医院。
她到的时候，二大爷正躺在床上，左腿打满了石膏，脸色蜡黄蜡黄的。
看到婶子进来，他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玉玲，我对不住你。”他说。
婶子没说话，坐下来，把他的被子往上拉了拉。
那次住院花了一万多，矿上赔了八千，剩下的四千是婶子又出去借的。
二大爷出院后，心情一直不好。他天天窝在家里，哪儿也不去。有时候坐在门槛上，一句话不说，一看就是一下午。
村里人来看他，他爱答不理的。有人说：“武贵，你也别想太多，人没事就好。”他不吭声，把脸别过去。
那段日子，他最常做的事，就是盯着自己的手发呆。
有次我去看他，他正坐在门槛上，把手掌摊开，放在膝盖上。无名指弯了弯，像在试探什么。
“长海，”他突然叫住我，“你说，叔这手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看他那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
他又把手举起来，对着太阳光看了看：“书上说了，龙长虎短，是贵人相。可叔这辈子，怎么越混越差呢？”
那时候我十五岁，已经懂得一些事了。我想说，也许那个书不准。但看他那样子，我没说出口。
后来有一次，我听见他跟罗玉玲婶子吵架。说吵架不太准确，是他在说，婶子一声没吭。
“你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的命了？”他坐在床边，声音很低，“我不甘心啊，玉玲。”
婶子在纳鞋底，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又继续了。
“我爹传我那本书的时候说了，我这种手相，将来不是一般人。可现在呢？腿也瘸了，债也没还清，我算什么贵人？”
他的声音越说越小，到后面几乎听不见了。
婶子把鞋底放在一边，站起来，给他倒了杯水，放在他手里。
“喝了，早点睡。”她说。
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想起二大爷以前意气风发的样子，再看现在，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他变的不是腿瘸了，是那股气没了。
从那以后，二大爷再没提过要出去闯荡的事。他又开始种地，但干得没以前起劲了。有时候干着干着，就停下来，拄着锄头，往远处看。
谁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1999年，大儿子袁浩初师范毕业，在县城当上了老师。这是二大爷家唯一体面的事。那段时间，他脸上总算有了点笑模样。
可这笑也没能持续多久。
袁浩初处了个对象，叫程昕怡，是县城姑娘。姑娘长得挺俊，就是家里条件好，有点瞧不上农村人。
第一次上门时，程昕怡她妈也跟着来了。一进院子，她妈的目光就把三间瓦房扫了个遍。那目光让人不舒服，像在估量一件东西值多少钱。
二大爷还是热情，让婶子宰了只老母鸡，张罗了一桌子菜。席间，他故意把话题往手相上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本事。
“我这辈子，虽然没干成什么大事，但我这手相，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他伸出自己的手，“你看，无名指比食指长，这叫龙长虎短……”
亲家母看了一眼，没接话，转头问程昕怡：“这菜咸不咸？”
二大爷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后来谈婚事，对方开口要两万块彩礼。
那两年，二大爷家的光景刚好一点，但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罗玉玲婶子把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那头黄牛卖了，又跟邻居孙大爷借了八千，才把彩礼凑齐。
婚礼那天，亲家母打量着新买的衣柜，用手敲了敲板子，问了一句：“这是什么板子的？”
二大爷赔着笑说是好板子。
那顿饭，他吃得很多，喝得更多。敬酒的时候，他挤到我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长海，你等着，等叔发达了……”
话说了一半，他停住了。
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又灭了。
那晚，他喝得烂醉。罗玉玲婶子扶着他往回走，他一路走一路念叨：“贵人……我是贵人……怎么就……”
声音在夜风里断断续续，听不太清。
我站在路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二大爷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后来的事，证明了我的预感。
03
2001年，二儿子袁乐语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
二大爷让他复读一年，他不肯。两个人关在屋里吵了一架。袁乐语的嗓门比他爹还大：“你一辈子窝在这破村子里，有什么资格管我？”
二大爷气得脸发白，举起手要打他。
袁乐语一把推开他，转身出了门。那年夏天，他收拾了几件衣服，跟同村的几个人一起去了省城。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回家住过超过三天。
头一年还打个电话回来，后来电话也少了。过年回来一趟，给罗玉玲婶子塞两千块钱，第二天一早就走。跟二大爷说话不超过十句。
二大爷也不主动给他打电话。有时候婶子问他要不要联系一下儿子，他摆摆手：“他长大了，由他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情绪。但我看见他手里的筷子，在碗里戳了又戳。
2003年，女儿袁朵也到了出嫁的年纪。村里人给介绍了个对象，是外省的，在县城做点小生意。
男方上门提亲那天，二大爷非要看人家的八字和手相。他翻了半天书，又对着人家的手看了半天，最后把书一合，说了句：“不合适。”
袁朵问他为什么，他板着脸说：“这人不中，他无名指比食指短，是龙短虎长，克妻克子。”
袁朵当场就哭了。她跟她爹吵了一架，说二大爷一辈子就毁在这手相上，现在还要来毁她的幸福。
二大爷脸涨得通红，一巴掌拍在桌上：“你懂什么！”
那天晚上，袁朵没吃饭，把自己关在屋里。罗玉玲婶子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最后推开门，进了二大爷的屋。
婶子说话声音不大，我在隔壁都听见了。她说：“你是看你自己的手相，还是看女儿的命？”
二大爷没说话。
婶子又说：“你这一辈子，折腾够了。别让女儿也这样。”
第二天，袁朵收拾东西，要走。二大爷拦住门，两个人又吵了一架。最后婶子把二大爷拉回屋，关上了门。
袁朵走了。上了男方的车，头也没回。
婚礼那天，二大爷没去。他一个人坐在老槐树下，从早上坐到天黑。孙大爷路过，给他递了根烟，他接过来，点上，抽了一口，咳嗽起来。
“武贵，闺女嫁人是好事，你咋不去？”
二大爷没回答，把手里的烟摁灭了，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家走。
他走得很慢，影子拖在身后，被夕阳拉得很长。
那之后，他好长时间提不起精神。地里的活也不怎么干了，天天坐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本手相书。
罗玉玲婶子收过一次那本书，想塞到箱底去。二大爷发现后，跟婶子吵了一架。
那是他第一次对婶子发那么大的火。他把书抢回来，攥在手里，手背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这是我的命！”
婶子站在他面前，就那么看着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两个人对峙了足足一分钟。
最后，婶子转身走了。临出门时，她回头看了一眼，那眼神里没有失望，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后来想，也许婶子早就知道，那本书二大爷是放不下的。
不是他舍不得书，是他舍不得书里写的东西——那“贵人命”。
2005年，我考上大学，离开村子去了省城。
走之前，我去二大爷家辞行。他正坐在院子里翻那本手相书，看到我进来，把书合上了。
“长海，你好好读书，别像叔一样。”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龙长虎短的命，将来肯定比叔有出息。”
我笑了笑，没接话。
离别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二大爷还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本书。太阳照在他身上，影子落在地上，有点弯。
后来我在城里工作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逢年过节回去一趟，看看父母，也去看看二大爷。
他越来越老了，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一天比一天深。
那本手相书还在。他偶尔还翻，但翻得没那么勤了。
有时候我去看他，他会拉着我的手，像小时候那样，眯起眼睛看看。然后松开，摇摇头：“还是龙长虎短，比你叔的好。”
我不知道他说“好”是什么意思。是他觉得我的手相比他的好，还是他觉得我比他过得好？
也许是都有。
罗玉玲婶子还是那样，不声不响地忙里忙外。只是话越来越少了。
有次我跟我妈聊起二大爷，妈叹了口气：“你二大爷是让你爷那本书害了。一辈子想当贵人，到头来连个普通人都没当好。”
我没接话。可我心里想，也许错的不是那本书，是二大爷信得太深了。
一本书，几句话，他信了一辈子。
也输了一辈子。
04
2008年秋天，二大爷的大孙子出生了。
大儿子袁浩初打电话来报喜的时候，二大爷正在地里干活。
他扔下锄头就往医院赶。
到了医院，挤进产房，头一件事就是抱起刚出生的孙子，掰开他的小拳头，看手指头。
所有人都以为他要看手相。
结果他没看。他只是抱着孙子，摸着他软乎乎的小手，笑了。
罗玉玲婶子在旁边看见了，什么也没说。
可孙子半岁的时候，二大爷还是没忍住。
那天下午，阳光特别好。二大爷把孙子抱到院子里，摊开他的小手，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他看了很久。
后来他的脸色变了。
罗玉玲婶子端着晾好的水出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手顿了一下。
“怎么了？”她问。
二大爷抬起头，张了张嘴，指着孙子的小手：“玉玲，你看……他跟我的一个样。”
他的声音打着颤，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别的什么。
婶子走过去，看了一眼孙子的小手，又看看二大爷。她把水放在桌上，抱过孙子。
“一个样就一个样吧。”她说。
这话说得很轻，但二大爷听进去了。他坐在凳子上，半天没动。
从那以后，二大爷开始教孙子认手相书。
那时候孙子才半岁多，连话都不会说，他教个什么劲？但他还是翻出那本书，抱着孙子，指着里面的图，一页一页地翻。
“这是掌纹，看见没？这是生命线，这是事业线……”
孙子“咿咿呀呀”地伸手去抓书页。
罗玉玲婶子有时候看不下去，会把孙子抱走。二大爷也不拦，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发呆。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院子里教孙子“看手”。快三岁的孙子坐在他腿上，小手被二大爷握着。
“爷爷，这是什么？”孙子指着书上的图。
“这是你的命。”
“命是什么？”
二大爷张了张嘴，半天没答上来。他摸了摸孙子的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说不出的感觉。我不想让孙子重走二大爷的路，但我也知道，二大爷的路，别人走不了。
他是给自己画了一个圈，怎么也出不来了。
那天下午，二大爷突然提起了他爹。
“你爷当年把这书给我的时候，我才二十五，比你大不了几岁。”他靠在椅背上，望着天，“他说我这手相，是咱袁家最有出息的一个。让我别浪费了。”
“我当时信了。真的信了。”他苦笑了一声，“可谁能想到，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布满了老茧和裂纹，无名指和食指的差距，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长海，你说叔这一辈子，到底是个什么命？”
我没法回答他。
他自己也没再往下问。
那年秋天，二大爷六十三岁。守在老宅里，守着那本泛黄的手相书和年幼的孙子，一天天安静地过着。
可我们知道，他心里那一团火，还没完全熄灭。
只是烧不动了。
05
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二大爷在地里干活。
他在锄草，干着干着，忽然觉得头晕。他拄着锄头想歇一会儿，结果眼前一黑，栽倒了。
孙大爷在河对岸看见，丢下扁担就往这边跑。跑过去一看，二大爷已经昏迷了，嘴角歪着，嘴角流出一丝口水。
孙大爷赶紧喊人。村里人七手八脚把他抬上三轮车，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卫生院的大夫一看，说情况不好，让赶紧转县医院。
救护车在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二大爷躺在担架上，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什么，谁也听不清。
罗玉玲婶子坐在旁边，紧紧攥着他的手。
到了县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脑溢血。
要住院，要手术。
但手术费加住院费，加起来要三万块。
罗玉玲婶子捏着诊断单，手指发白。她给我打了电话，声音很稳：“长海，你二大爷住院了，你能借点钱吗？”
我连夜赶了回去。
到医院的时候，二大爷已经做完手术了，人还没清醒。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脸白得像纸。
老大袁浩初站在床边，脸色也很难看。老二袁乐语从省城赶回来，站在病房门口抽烟。女儿袁朵也回来了，在走廊里打电话。
罗玉玲婶子坐在病床边的凳子上，手撑在床沿上，一声不吭。
我看了看二大爷的手。无名指还是比食指长，但那双手，已经苍老不堪了。
医药费的事，很快就谈妥了。老大先垫了七千，老二垫了八千，袁朵出了五千。罗玉玲婶子从箱底摸出一张存折，把剩下的都交了。
三万多，就这样凑齐了。
住院的十五天，儿女轮流照顾。
该来的来了，该出的出了，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责任。
但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提到那本手相书，也没有一个人说二大爷“龙长虎短”的事。
好像那一切，都随着二大爷倒下，也跟着倒下了。
出院前一天晚上，二大爷终于清醒了。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罗玉玲婶子坐在旁边，给他擦脸。
“玉玲，”他突然开口了，声音很轻，“那本书……还在不在？”
婶子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在。”她说。
“我想翻翻。”
婶子没搭话，把毛巾拧干了，继续给他擦手。
“我想看看那三个……到底是哪三个。”二大爷又说。
婶子还是没说话。
那晚的病房很安静。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二大爷的脸上。
他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二天，出院回家。
一切看起来都跟以前一样。老宅还是那老宅，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但所有人都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二大爷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把那本手相书从箱底翻出来。
书页泛黄发脆，翻起来“沙沙”响。他一页一页地找，翻到那一页，手抖了一下。
他指着那几行字，看着罗玉玲婶子，嘴唇动了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龙长虎短之人……晚年有三……一是大富大贵……”
他顿了顿，声音更轻了。
“二是孤独终老……三是儿女不孝……”
念完了，他合上书，看着窗外，一句话也不说了。
罗玉玲婶子站在那里，背对着他，像在橱柜前忙活什么。
“还念那玩意儿干啥？”她头也不回地说。
二大爷没回答。他把那本书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像在看别人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翻开那本书。
后来，那本书被罗玉玲婶子找到了，拿去垫了桌角。二大爷发现后，愣了一会儿，没有发火，默默把书拿出来，放进了箱底最深处。
那天傍晚，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罗玉玲婶子叫了三遍吃饭，他都说“不饿”。
孙大爷提着半个西瓜过来，看到他的样子，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下。
“武贵，想啥呢？”
二大爷没吱声。
“你那一辈子，就信那本书。书里写的啥，我都没见过。可你信它，它就是你一辈子。”
二大爷转过头，看着孙大爷。
“你信了大半辈子，最后咋样了？自己还不知道？”
孙大爷把西瓜放在石台上，拍拍二大爷的肩：“别想了，日子还得过。”
二大爷仍没吱声。
太阳彻底沉下去。老槐树的叶子刷刷刷响着。
罗玉玲婶子的声音又出来了。
“还吃不吃饭了？不吃饭我就收了。”
二大爷站起身，佝偻着背，慢慢往屋里走。
他走得很慢。
我站在院子外头看着他，看着他一步一步地消失在黑暗里。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是输给了手相，也不是输给了命。
他是输给了自己心里那个结。
那个结，他信了半辈子，越系越紧，到最后，已经解不开了。
06
今年入秋的时候，二大爷又病了一场。
这次不是脑溢血，是感冒发烧，拖了一个多星期没好。罗玉玲婶子不放心，带他到镇上卫生院打了三天针，才慢慢退烧。
烧退了，人却瘦了一圈。
我回去看他，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秋老虎的太阳还有些毒，晒得人发晕，他就那么坐着，什么也不干。
我搬了把椅子，坐到他旁边。
“长海回来了？”他转过头看我，眼睛有点浑浊，“工作忙不忙？”
我说还好，请了三天假，回来看看。
他点点头，又把头转回去，看天。
秋天的天空很高很蓝，偶尔有一两朵云飘过。
“你二大娘老骂我，”他突然开口，“说我一辈子就毁在那双手上。”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摊开自己的手，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又合上了。
“可我不后悔。”他说的很轻，又很重，“这辈子，我信了那本书，也信过自己。虽然没成事，但没白活。”
我愣在那里。
他忽然笑了，笑得挺苦：“你孙大爷一辈子老实巴交，儿孙满堂。我呢，折腾来折腾去，把老婆孩子都拖累了。到头来一看，什么也不是。”
他说到这里，不说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他的眼眶里，有东西在亮。
那天晚上，我陪他喝了两杯酒。他端着酒杯，看了看杯子里的酒，然后一口闷了。
“长海，你说，那书上写的，到底准不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盯着酒杯，没有看我。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准”，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因为我看到他的眼神。
那是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眼神，像火灭了之后的灰烬里，还有一颗火星子闪着微光。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是想起二大爷的样子。
他那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瘸了一条腿的中年，再到儿孙绕膝的晚年。
他信了一辈子的那本书，到底给了他几个结局？
我翻了个身，想起小时候他给我看手相时的样子。
那时候的他是真的信，信自己是贵人，信自己的将来不平凡。
可后来呢？
后来他明白了，那本书没有骗他，是他自己骗了自己。
可他又不肯承认自己骗了自己，于是继续骗下去，骗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
窗外响起了二大爷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
被子又拉过头顶，我不想再想这些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二大爷已经坐在院子里了。
他看到我，咧嘴笑了笑：“起这么早？今天跟我去镇上？”他说他想去看看孙子的幼儿园。
小家伙今年该上小班了，在镇上那家新开的幼儿园报了名。
我点点头，陪他去了。
去镇上的路上，他一直没怎么说话。到了幼儿园门口，他没进去，就站在门口往里头看了半天。
园子里传来孩子们的吵闹声，有人在滑滑梯，有人在跑来跑去。老师的哨子声一阵阵的。
“你小时候也这样。”他突然说，“你爹送你上村小学，你在教室门口坐了一上午，就是不进去。”
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小时候的事真的记不太清了。
他收回目光，转身往回走。
走着走着，他停下了脚步，好像想起了什么。
“长海，”他回头看着我，“你说，我当初要是没看那本书，是不是也跟孙大爷一样，一辈子安安稳稳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像是在问自己。
我没回答他。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
过了很久，他自己回答了自己。
“算了，没有如果。”
07
中秋节那天，我特意请了假回村。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妈正在厨房里忙活，我爹在院里劈柴。他看见我，只说了句“回来了”，又继续干活了。
“二大爷那边咋样？”我问。
我爹停下手中的斧头，叹了口气：“还那样。”
吃过晚饭，我提着一盒月饼和二斤肉，往二大爷家走。
到的时候，他家院门半掩着，门缝里透出一丝昏黄的灯光。我推门进去，看见二大爷坐在堂屋的桌子前。
他面前摆着那本手相书。书页已经泛黄发脆，风大一点儿，那书页都在跟着抖。
罗玉玲婶子不在屋里。
“长海来了？”他抬起头，看着我笑了笑，“过来坐。”
我走过去，坐在他对面。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然后他把书推到我跟前。
“你翻翻。”
我翻开书，翻到了那一页。上面写的还是那些话，那些改变了他一生的话。
“你说，这些东西，到底准不准？”他又问了这个问题，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
我坐在那里，看着那几行模糊的字迹，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叹了口气，把手摊在桌上，看着自己的无名指：“我这一辈子，就毁在这句话上了。”
他看着我，忽然问了一句，声音很轻：“我不服气。”
就三个字，他说出来，眼眶就红了。
“凭什么？”他说，“凭什么我的命，就是这三个结局？我没偷没抢，一辈子没干过亏心事，凭什么？”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像是有满肚子的话，不知道怎么往外倒。
“你说，那个书，是不是不准？”他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丝期盼，像在等一个能让他解脱的答案。
我看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想了想，说：“二大爷，我说句不好听的，也许那本书，根本就是假的。”
他愣在那里，半天没动。
“你爷那本书，谁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也许是走江湖的随便写的。你信了一辈子，可那本书，也许从一开始就是错。”
他愣了很久。最后，他低下头，把书合上了。
“也许你说得对。”他说，声音很平静，“可我已经信了一辈子了。”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月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
他已经老了，满脸皱纹，头发全白了。
“算了，”他突然把书推开，“不说了。来，吃月饼。”
他把月饼盒打开，拿出一块递给我：“你二大娘买的，豆沙的，挺甜。”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很甜，甜得腻人。
罗玉玲婶子从里屋出来了，手里端着一壶热水：“又在翻那本破书了？几页纸就看了一辈子，也不嫌烦。”
她不紧不慢地把水壶放在桌上：“吃饭了。”
那顿饭吃得安静。席间二大爷没怎么说话，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酒。
罗玉玲婶子也没再说什么，该夹菜夹菜，该盛饭盛饭。
吃着吃着，二大爷忽然放下筷子，盯着桌面看了好一会儿。
“玉玲。”他喊了一声。
婶子抬头看着他。
“辛苦你了。”他说了四个字。
婶子没理他，只是又给他夹了一块肉放进碗里：“快吃，菜凉了。”
二大爷端起碗，扒了两口饭。
我低头喝着汤。喝了半碗，忍不住抬头偷偷看了看他们两个。
婶子脸上的表情我印象很深刻——淡淡的，没怎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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