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私心太重，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最大弊端，我们从战国时期范雎、须贾与魏齐这三个人的恩怨纠葛中，就有这个深切体会。他们三人因为私心太重，把一件本可消弭的小事最终演变成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历史惨剧，历史甚至因此而改变走向。
须贾的私心太重，嫉妒让他恶意诬陷
范雎是魏国芮城人，字叔。家里穷，但有辩才，想直接游说魏王求个一官半职，苦于没人引荐，先投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做门客。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他“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这是战国士人常见的出路：先挂靠权贵，等有表现机会再图进取。
命运的转折点出在魏昭王时，须贾奉命出使齐国，带范雎随行。
使团在齐国逗留数月，齐襄王从朝堂应对中察觉范雎言辞锋利、见识不凡，私下派人赐他黄金十斤及牛酒。
范雎很谨慎，认为自己随团出使不便私受重礼，只收了牛酒供同行共食，把十斤黄金原样退还，并且一五一十把齐王赐礼的事告诉了须贾。
按常理，下属被东道主赏识，身为使团团长的须贾该高兴才是，因为至少证明魏国使团里有人替国家挣了面子。
但恰恰相反，须贾的反应却是“大怒”，恶意准备好一顶大帽子给范雎：齐王不赏我这个正使，单赏你这个随员，一定是你把魏国机密告诉了齐国人才换来的。
他回去就向魏相魏齐打小报告，说“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还特别强调范雎私受馈赠、行为可疑。
实际上，第一，须贾没有任何证据，范雎把事情告诉他本身就说明问心无愧，须贾有蓄意诬陷之嫌。
第二，他不是把疑点提交勘问，而是直接用“通敌”这个最狠的帽子往一个门客头上扣，用心相当恶毒，因为通敌在当时是死罪，且可用私刑先行拷打。
第三，他的出发点根本不是魏国安全，因为如果真担心范雎通敌，该先拘押审问而非直接动用私刑，而是“你不配比我更受重视，你让我丢了面子”。
须贾这种行为，其实就是私心太重，以致于如此妒火中烧。
嫉妒比贪婪更隐蔽，因为它常披着“公心”的外衣。
司马迁只用“大怒”二字就把须贾的小心思写透了。
须贾明知下属无罪，只因自己嫉妒而心生不快，于是借刀杀人企图把对方弄死。
这种做法在战国门客体系里不算罕见，但须贾做得格外卑劣：他利用了上级的粗暴和自己对信息的垄断，把一个活人推进深渊，还用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来粉饰自己的恶。
须贾的私心之恶，是整个悲剧的源头。
一个“我见不得你比我强”的私心，葬送了一条人命的尊严，也改写了一个门客的后半生，甚至改写了历史的走向：范雎死里逃生，后来在秦国获得秦昭襄王的重用，为秦国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后来秦始皇灭六国打下坚实基础。
相国魏齐的私心太重，权势让他把人当秽物
接到须贾报告后，时任魏相的魏国公子魏齐的反应是“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
没有勘问，没有传讯，甚至不问范雎本人一句，直接下令用私刑。
左右按他的意思把范雎拉下去用板子荆条狠打，范雎被打断了肋骨，打落了牙齿，昏死过去。
魏齐觉得还不够，让人用竹席把昏迷的范雎卷起来扔进厕所。当时魏齐正在宴饮宾客，他让喝醉的宾客轮番往席子上撒尿，“故僇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
《史记》“更溺雎”这几个字读起来让人窒息：大家轮着往那卷竹席上尿尿。
一个活人，尚未断定有罪，先打个半死，再当众当作秽物羞辱，让满座权贵借着酒劲往他身上发泄。
魏齐做这些时正在宴饮，心情大概是畅快的。
很显然，他不是在执法，而是在取乐。
借惩罚“疑似通敌者”立威，顺便看一场活人生受尿溺的场面助酒兴。
魏齐是权势者的私心：懒得查证、不愿费心、不把门客当人看。
在魏齐的世界里，范雎这样的门客跟马匹器物没有本质区别，既然有人告他通敌，打死打残都是主人对物件的处理权限，至于真假，已经不重要了。
这种漫不经心的残忍比蓄意谋杀更令人齿冷，因为它意味着施暴者连“对方也是人”这层最基本的认知都主动关闭了。
他的私心不是想要范雎死，死了反倒省事。他想要的是展示“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的控制感，顺带享受凌虐带来的微妙快感。
私心在魏齐这里表现为一种被权力喂养出来的麻木：我的面子、我的权威、我的酒局气氛，比你这条命和你那点尊严重要。
魏齐后来听说范雎没死逃走了，“悔，复召求之”，但这个“悔”也不是忏悔，是怕放跑一个知道自己丢过丑的人。
依然是自私的算计，跟是非无关。
等范雎以秦国丞相身份逼魏国交魏齐人头时，魏齐才真正体会到当年厕中那人的绝望，可惜为时已晚。
他在赵国平原君处被秦要人、赵不敢留、虞卿陪他奔走无门，最终拔剑自刎。
范雎令人取其头漆为溺器，做成便壶，每日对着便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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