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拖着行李箱在楼下便利店买了最后一瓶冰可乐，没回头，直接坐凌晨的绿皮火车去了南方。那一幕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连质问的力气都没有，只留了一张字条在玄关：我走了，不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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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年我在东莞开了家小五金店，从摆地摊熬到租下两间门面，手上的茧子磨得比螺丝刀还厚，没联系过任何人，连父母都只说自己在外地忙。直到去年春节，我接到老家物业的电话，说我名下的房子常年空着，让我回去办下空置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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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门的瞬间，玄关的风铃还挂着我当年买的那串，她坐在沙发上，头发比三年前白了大半，身边站着的不是当年的助理，是刚上初中的儿子。她看见我，手里的水杯“哐当”砸在地上，眼泪瞬间砸下来，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这三年去哪了？我找遍了所有你可能去的地方，连他都被我辞退了，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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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接话，把手里的店铺转让合同放在桌上。这三年我不是没想过回来，只是当年撞见的那一幕，像一根刺卡在喉咙里，咽不下也吐不出。她哭着拿出当年的监控录像，那天她喝多了，是助理送她回家，没站稳摔在沙发上，根本没有我脑补的不堪。我盯着屏幕，才发现自己这三年的逃避，差点把好好的家，彻底推散了。窗外的烟花炸开，儿子扑过来拽我的袖子，说这三年妈妈每天都留一盏灯等我回家。我伸手擦去她脸上的泪，没说原谅，也没提过去，只是轻声说：我回来了，以后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