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自从妻子答应不再逼我戒烟我就放松了警惕,直到我58岁去复查,主治医生盯着片子问:您20年前签这份知情同意书时,是清醒的吗

自从妻子答应不再逼我戒烟我就放松了警惕,直到我58岁去复查,主治医生盯着片子问:您20年前签这份知情同意书时,是清醒的吗

“老赵,社区医院来电话了,让你去拿报告。”李素芬的声音从厨房传来,和豆浆机的轰鸣搅在一起,像隔了层毛玻璃。赵德厚掐灭烟头,咳了两声,没应。

她又说了一遍,停顿片刻,添了句:“说肺片有阴影。”

这次她的语气淡得像水,没责备,没催促,就那么平铺直叙地搁在那儿。

赵德厚愣了一下。

不是因为“肺片有阴影”这几个字——人到了五十八,身上哪能没点毛病?

让他发愣的是她说完就转身回了厨房,连个“我早说了吧”的眼神都没给。

这不像她。或者说,这太像这二十年来的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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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赵德厚其实怕医院。

这种怕说来好笑——一个在工厂里干了三十多年管道工的人,铁管抡得虎虎生风,扳手使得出神入化,什么样的机器故障都不怵,唯独医院那股子消毒水味儿一飘进鼻子,人就跟被抽了筋似的发虚。他也说不清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女儿出生那年他在产房外等,汗湿了三层衣裳,当时以为是紧张的。后来想想,大概从那时候起,他对“白大褂”这三个字就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忌惮。

所以上个月在楼梯上喘不上气这事儿,他也是拖了大半个月才去社区医院的。

那天是个星期六。女儿赵晓梅打电话来,说学校要交职称评审材料,让他在家等着,她中午送资料路过顺便给他带点卤菜过去。他挂完电话想起楼下超市的盐用完了,就趿拉着拖鞋下楼。走到四楼转弯处,那条左腿突然就沉得像灌了铅,胸口也堵上了一团棉花。他抓着扶手站了一会儿,张着嘴喘,喘得楼道里都有回声。

五楼的老刘正好下楼买菜,看见他那样吓了一跳,硬要扶他去社区医院。他摆手说没事,老刘瞪着他:“老赵,你这脸都白了,还没事?你要是倒在这儿,我还得给你做人工呼吸,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社区医院的吴大夫给他听了心肺,皱了皱眉,说最好做个CT。他把听诊器往脖子上一挂:“赵师傅,你这右肺底呼吸音有点弱。抽烟多少年了?”

“几十年吧。”赵德厚含糊地说。

“几十年是二十年还是四十年?”

“……打十六七岁算起。”

吴大夫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头也没抬:“那去拍个片子吧。”语气好像不是建议,是通知。

拍完片子又抽了血。赵德厚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等,看着那些穿白大褂的年轻人走来走去,心里又泛起那种莫名的虚。想起口袋里的烟,摸出来想抽,才看见墙上贴着“禁止吸烟”。他把烟又塞回去,手指头不自觉地在裤兜里捻着烟盒的锡纸,捻得细碎。

结果出来时他瞅了一眼,上面写着什么“右肺门旁见片状高密度影,建议进一步检查”。吴大夫说,这个得去市人民医院呼吸科看,社区医院设备不够,看不清楚。赵德厚嘴上应着,心里打定主意不去。片子往家里柜子底下一塞,打算就这么算了。

可吴大夫是个认真的人。隔了一周社区医院打他电话,没人接——他故意没接——就打到了家里的座机上。李素芬接的。她听完,说了句“知道了”,挂了电话,然后走到阳台上,对着正吞云吐雾的丈夫把这话复述了一遍。

“老赵,社区医院来电话了,让你去拿报告。”

赵德厚正眯着眼看对面楼顶上几只鸽子打架,烟灰掉在阳台的瓷砖上,没理会。

“说肺片有阴影。”

他这才转过头,看着她。

李素芬说这话时系着条褪了色的碎花围裙,手里还拿着一把削了一半的土豆。她的头发白了大半,前几年染过,后来嫌麻烦不染了,花白的发丝在脑后胡乱扎了一个攥。五十六岁的人,看着跟六十四五似的。

赵德厚等着她的下文。

等着她说“让你少抽点你不听”,或者“这下好了吧”,或者“你看看老张家男人,戒了十年了,人家现在晨练能跑五公里”。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几十年来,只要涉及到他抽烟或者身体,李素芬的嘴就跟开了闸一样,能说上一整天不带重样的。她训他抽烟的那些话,从八十年代说到新世纪,从谈恋爱说到女儿出嫁,都快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分门别类、有理有据、层层递进。

最经典的是九七年春节,亲戚们来家吃饭,他多抽了几根烟,李素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打火机藏了起来,然后从《参考消息》上剪下来的肺癌报道念给大家听,念得连他三叔都劝他“德厚啊,要不你就戒了吧”。

可今天她什么也没说。

她就那么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没有责备,没有恨铁不成钢,甚至连担忧都看不大出来。就是看他一眼,淡淡的,像看一件屋里摆了很久的家具。然后转身回厨房,继续削她的土豆。

赵德厚忽然觉得心里不太对劲。

这种不对劲,他说不上来。好像哪里缺了点什么。缺了那种熟悉的口角声,缺了那句能预判的牢骚,缺了妻子逼他戒烟时那股子和他死磕到底的泼辣劲儿。

他想起来了。

已经很久没听她念叨了。

何止是很久。

大概是——二十年了。

第二章

赵德厚和李素芬的“烟战”,在他们那一片是出了名的。

两个人是八四年结的婚。那时候赵德厚在厂里已经抽上了烟,李素芬也知道。恋爱时她没太在意,觉得男人嘛,抽两根烟不算事儿。可结了婚住到一块儿才知道,“抽两根”和“一天一包”之间差着一个维度。

八几年的日子紧巴,两个人的工资加一块儿不到一百块,还得给老家寄钱。李素芬精打细算,买菜都要等傍晚菜市场收摊前去拣便宜。可赵德厚一个月抽烟就得花掉十来块——这十来块,够买多少斤鸡蛋?冬天能给孩子多添一件棉袄。

为这事,两人从蜜月就开始吵。

“赵德厚,你少抽一根能死吗?”

“能疯。”

这是他们在八十年代的经典对白。一个摔抹布,一个摔火柴。摔完了两个人背对背睡。第二天赵德厚照样点烟,李素芬照样骂。日子就这么过着。

到了九十年代,日子好过些了。赵德厚从普通工人熬成了技术骨干,工资涨上去了,烟也跟着从“大前门”升级到了“阿诗玛”。李素芬的战斗力也在同步提升。她不光在家里管,还把战线扩展到了厂里。

有一回赵德厚下了班和几个工友在车间门口蹲着抽烟聊天,正说着厂里锅炉改造的事儿,一抬头,看见李素芬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杀到了跟前。车还没停稳,她就跳下来,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烟丢在地上踩灭,然后从兜里掏出几张巴掌大的剪报,分发给在场的工友。

“师傅们,你们看看,这都是报纸上登的。肺癌、喉癌、口腔癌——抽烟得的。”她站在一帮大老爷们儿中间,嗓门又大又脆,“你们跟着老赵瞎抽什么?他自己不要命,你们也别跟着学。家里老婆孩子还指着你们呢!”

赵德厚的工友们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一个个把烟背到身后,笑容僵硬。那之后,圈子里流传开一个说法:老赵家那口子,比厂里的消防队还厉害,消防队只管火,她专管烟。

有一段时间李素芬甚至闹到了工会。她去找工会主席老周,说你们工会管职工福利,能不能管管职工抽烟?能不能搞个戒烟比赛?戒烟成功的发奖金,戒不成的罚款。老周哭笑不得,说这事儿他做不了主,得开会研究。李素芬说那你赶紧研究,你们厂里那些个老烟枪,再研究下去人就没几个了。

老周后来还真在厂区宣传栏贴了几张戒烟的宣传画,不过也就是个形式。李素芬不死心,又去卫生所找大夫,问有没有什么戒烟良方。大夫说市面上有种戒烟,进口的,贵得很。她二话不说掏钱买了一盒,回家二话不说把赵德厚的烟全扔了,然后往他胳膊上贴了一片。

“从今天起,你用这个。”

赵德厚贴了两天,照抽不误。而且抽得更凶,好像在报复——你不让我抽,我偏抽。

李素芬气得把他所有的打火机都收走了。火柴也不留。赵德厚就跑到厨房用煤气灶点烟。她把煤气灶的开关拆了。赵德厚又用蜡烛。李素芬把所有蜡烛都扔了。赵德厚跑到邻居家借火,一根接一根,抽完回来,嘴角还挂着笑,那笑里分明在说:你能奈我何?

那些年,两个人就像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有一次吵得最凶。是九八年的冬天。李素芬不知从哪儿听说有种戒烟药,一百多块钱一瓶,进口的。那时候一百多块钱快赶上她半个月工资了。她咬了咬牙买了两瓶回来,把药塞到赵德厚手里:“吃。每天三顿。吃完这俩疗程,烟就戒了。”

赵德厚看了看说明书,丢在桌上:“副作用里头写着恶心头晕失眠食欲减退——我吃它?我又没病。”

“你没病?”李素芬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尖得能戳破窗户纸,“你没病你咳嗽一宿?你没病你上三楼就喘?你没病你手指头都熏黄了?赵德厚,你都快四十的人了,你闺女才多大?你想让她初中没毕业就没了爹是不是?”

这话太重了。赵德厚当时就翻了脸。

“李素芬你咒谁呢?咒谁死呢?我告诉你,我赵德厚命硬着呢。我倒要看看谁先没!”他的嗓门比她还大,整栋楼都听得见,“天天咒我死,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找别人过去!”

那晚李素芬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哭了一宿。赵德厚在客厅抽了一宿的烟。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都红着眼,谁也不理谁。

后来女儿晓梅偷偷跟赵德厚说:“爸,你就不能少抽点吗?妈头发都白了好多。”

赵德厚摸摸闺女的头,没说话。

他想过戒。不是没试过。最长的一次戒了八天,第八天晚上他做梦都在抽烟,醒来时手指头都在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骨头缝里爬。那种难受,没抽过烟的人不懂。李素芬也不懂。

他觉得委屈。自己没嫖没赌没喝酒,就是这个抽烟,怎么就成了天大的罪过?他累死累活在厂里干活,手上磨出的老茧跟铁板似的,回来就想抽根烟放松放松,这要求过分吗?同事老张喝大酒喝出胃出血,他老婆也没闹成这样。凭什么就他赵德厚被管得跟孙子似的?

所以他不服。

你不是管我吗?我就偏要抽。抽烟这事儿,到了后来已经不单纯是瘾了,还掺进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逆反,一种被管控的日子里仅剩的“我说了算”。

夫妻俩就这么僵持着,熬过了九十年代,熬到了新世纪。

直到二〇〇二年的春天。

那一年出了件奇怪的事。

第三章

二〇〇二年春天来得晚。都进了三月,风还是冷得刺骨头。厂区路边的杨树光秃秃地戳着,像是没接到春天通知似的。

那段时间李素芬的反常,赵德厚后来才一点点拼起来。

先是她变得不那么爱唠叨了。也不是一下子就沉默,而是像一只拧过头的螺丝,滑了丝,越来越松。以前赵德厚抽烟,她能从客厅追到阳台,从阳台追到厕所,好像他嘴里叼的不是烟,是她的命。但那阵子她只是皱了皱眉,最多说一句“少抽点”,声音里没了那股子跟他拼命的狠劲儿。

然后是二月底的一个晚上。赵德厚下班回来,看见李素芬坐在沙发上打电话,声音压得低低的,断断续续的。见他进门,她很快说了句“那就这样吧”挂了电话,神色有些慌张。他随口问了句谁啊,她说,孙姐。

孙姐是李素芬的远房表姐,在人民医院当护士长。两家平时走动不多,毕竟一门表亲拐了几个弯早就远了。但赵德厚知道孙姐这人,四十多岁,能说会道,在亲戚圈里算有本事的——那个年代能在市里大医院当上护士长,确实不是一般人。

“孙姐找你干啥?”

“没干啥,拉拉家常。”李素芬低头理了理沙发布的褶皱,没看他。

三月初,李素芬出门的次数多了起来。每次都说去找孙姐散心。赵德厚心里还挺高兴——她跟孙姐待一块儿,至少没人在家里盯着他抽烟了。那阵子他正好也忙,厂里锅炉房改造,他带着几个徒弟天天加班。回到家累得跟散了架似的,往沙发上一瘫,点根烟,闭上眼睛,浑身都是舒坦的。

三月中旬,他跟李素芬吵了最后一次架。

起因其实很小。李素芬在他兜里翻出一整条没拆封的“阿诗玛”——那是徒弟孝敬他的。她见着那条烟,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像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赵德厚,你什么时候是个头?”

“又来了又来了。”他把烟抢过来往柜子里一塞。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一天抽多少?两包半!你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摸烟,晚上闭眼前最后一件事还是抽烟。”李素芬的声音颤抖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这样下去会——”

“会怎样?会死是不是?”赵德厚不耐烦地打断她,“天天死死死,你烦不烦?要死早死了,我命硬。”

这话像根针,把李素芬扎在了原地。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眼睛里突然涌上泪水。不是那种吵架时的眼泪,不是委屈的哭,也不是愤怒的哭。是一种赵德厚从没在她脸上见过的东西——像是有人在极深极黑的水底,隔着很远看着岸上的人。

“行。”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忽然静了下去,“我不说了。以后都不说了。”

赵德厚等着她下一句。她没说。她就站在那儿,拿袖子擦了擦眼睛,转身进了厨房,择菜。水龙头哗哗地淌着,盖过了一切声音。那天她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赵德厚照例点起第一根烟,等着她开骂。她端着粥从厨房出来,闻了闻烟味,没说什么。中午他抽烟,她也没说。晚上他连着抽了三根,她看电视,侧脸对着他。

第三天,第四天。他故意在她面前抽得云山雾罩,等着她发火。她好像看不见。

有一天晚上他实在忍不住了,试探道:“你现在不管了?”

李素芬抬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他说不清。不是妥协,不是放弃,也不像冷漠。倒像是……心虚。好像他问的不是“你不管我了”,而是另一句什么话。她很快又低下头去,拨弄着手里的毛线活儿,说:“不管了。你自己有数就行。”

赵德厚当时心里是高兴的。甚至有些得意。这么多年的持久战,到底还是他熬赢了。他想,女人嘛,终究是累了,认输了。他想,从今往后自己这口烟总算抽得理直气壮了。他甚至跟几个老哥们儿吹嘘过:“我老婆现在开明了,知道管也白管,不管了。你们看看,这才叫治家有方。”

老哥儿几个都羡慕他。老张说:“你家素芬虽然厉害,但说到底还是听你的。”赵德厚笑着弹了弹烟灰,满脸都是过来人的倨傲。

但那段时间确实出过一件怪事。

是四月初。清明前后,天气忽冷忽热的。赵德厚那几天加班多,有些累着了,突然发起了高烧。那天下午他在厂里就觉得不对劲,浑身骨头缝像灌了冷风,酸软得厉害。徒弟扶着他回了家,一量体温,三十九度六。

李素芬吓坏了。她手忙脚乱地给他灌热水袋,额头敷凉毛巾,翻箱倒柜找退烧药。赵德厚躺在被窝里,整个人烧得迷迷瞪瞪的,脑子里像煮着一锅粥,眼睛睁着也看不清东西,耳朵听着声音都是闷的。

他恍惚记得李素芬喂他吃了几次药,药味苦得他直皱眉。她说,是孙姐拿来的,效果好。

他恍惚记得自己满身大汗,被子湿透了又被换了干的,反复了好几次。他恍惚记得有人掰开他的嘴,往里头喷了什么东西,一股子金属味,凉丝丝的,顺着嗓子眼往下走。他问这是什么,李素芬说是喷雾消炎的。

他恍惚记得——

李素芬拿着一叠纸,蹲在他床头,轻声道:“老赵,你醒醒,这个报销单,你给按个手印。”

“啥?”

“报销单。厂里医药费,要本人按手印。你按一下就行。”

他把眼睛撑开一条缝,视线里是晃动的纸张,模模糊糊的,上头好像印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字。他想看,可眼睛烧得疼,根本对不上焦。李素芬抓住他的右手食指,蘸了蘸什么凉凉的东西,然后按在纸上。

“这儿是吧?”他嘟囔着。

“对,这儿,还有这儿。”

手指被引导着,在纸上摁了好几处。最后她又递过来一支笔,让他签个字。他歪歪扭扭地画了个名,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病了大概三四天,烧退了。他醒来时浑身轻飘飘的,像丢了好几斤肉。李素芬端了碗小米粥进来,眼睛红红的,像是几宿没睡好。她一勺一勺地喂他,手都在抖。

“你吓死我了。”她说。

赵德厚虚弱地笑了一下:“命硬着呢,死不了。”

病好后头几天,他抽烟时觉得喉头有一股子说不出的味道。好像是金属味,又好像是药味,凉丝丝的,像含了一枚生锈的硬币。他没太在意,以为是之前吃的药还没代谢干净。过了一两周,那味道慢慢变淡了,他也习惯了。

生活回到正轨。

他的烟量从一天两包涨到了两包半。李素芬再没管过。家里的烟灰缸从一个小瓷碗换成了大号玻璃缸,常常堆得冒了尖。李素芬每天默默地清理,倒掉,洗净,放回原处。

日子就这么过着。

后来的一切,都好像是那场高烧之后的事情。他只当自己是熬过了感冒。他不知道——如果那算感冒的话——他熬过去的,远不止感冒这一件事。

第四章

那是一个平静得出奇的春天。

赵德厚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妻子不再管他抽烟这件事。就像一个一直在牢里闹腾的囚犯突然被放了出来,面对空荡荡的自由竟有些手足无措。起初他还会下意识地躲着她抽烟,躲进了阳台才想起其实不用躲。这种多余的小心让他尴尬,又让他暗爽。

他不是没想过妻子为什么突然转变。只是答案太容易找了——她累了。她认输了。她终于意识到管了十几年也没管住,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赵德厚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因为它让他既保住了烟,又保住了面子。

至于妻子心里那团复杂的东西,他从来没去看过。

厂里锅炉改造那阵子最忙。赵德厚作为技术骨干,天天得在现场盯着,回家常常是晚上了。他喜欢在夏天傍晚的阳台上抽烟。蹲在花盆旁边,透过纱窗看天边残存的红霞,手里的烟一点明一点灭,像呼吸一样自然。

妻子在屋里择菜、洗衣服,或者看电视剧。有时候他们的目光会在阳台和客厅之间的那道玻璃隔断上交汇,但谁都不说话。那是一种近乎荒诞的和平,建立在各自心里都有事的基础上,中间隔着烟雾。

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混过去的。

赵晓梅考上大学那年,李素芬很高兴,忙前忙后地张罗着行李。火车站台上,她红着眼眶挥手,赵德厚站在一旁,嘴里还叼着根烟。回来的公交车上,她看着窗外一句话不说,赵德厚抽着烟看街景,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晓梅大三那年回来过年,不知道从哪儿看了一篇科普文章,专门来找赵德厚说:“爸,你肺里全是焦油。那个焦油要是糊在抽油烟机上,钢丝球都刷不掉。你想想你那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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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厚笑了笑没当回事。女儿和妈不同,女儿的话可以当耳旁风。再说他身体好着呢,厂里每年体检,他各项指标都是中等偏上,除了血压有点高。那些什么肺癌、肺气肿,都是电视上的事,跟他赵德厚有什么关系?

有一年冬天,他咳嗽得特别厉害。李素芬去药店买了止咳糖浆,放在他床头,什么也没说。赵德厚喝了几口糖浆,继续抽烟。

有一年夏天,一个老工友查出肺癌晚期,两个月就走了。他去吊唁回来,坐在客厅里沉默了很久。李素芬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他一根接一根地抽了好几根烟,最后把烟蒂用力摁进烟灰缸,站起来说:“各人有各人的命。”

李素芬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她越来越沉默了。

赵德厚本来就是个粗线条的人,对妻子的沉默不但没有警觉,反而觉得日子这样过下去挺好的。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有饭吃,有烟抽,老婆不找茬,女儿有出息。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他不知道妻子心里藏着一整座暗涌的大海。她做饭时走神烧干过锅,洗衣服时发愣把水漫了一地,夜里惊醒过很多次,坐起来在黑暗中听他的呼吸。他都不知道。他在鼾声如雷里翻滚,她在一枕头的恐惧里睁眼到天亮。

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

像一根烟,慢慢烧到尽头,只剩下最后那一截烟屁股,焦黑的、弯曲的,比烟灰重不了多少。

第五章

五十八岁这年秋天,赵德厚退休了。

退休那天,车间给他办了个小小的送别会。徒弟们弄了横幅,买了水果,还准备了个保温杯当纪念品。一个徒弟递烟给他,他接了,点上。师徒蹲在车间门口,像他年轻时和老师傅们蹲的那样。

车间主任老钱走过来拍他肩:“老赵,退了好。回家享享福吧。也不用天天闻这机油味儿了。”

赵德厚笑着说:“就是。以后抽烟的阵地就转移到了家里,烟钱可省不下一分。”

老钱笑骂他:“你都抽一辈子了,还没够?”

“怎么能够?”

说这话的时候他心里是很舒坦的。像是个辛苦了半辈子的老农终于把最后一亩地收了,坐在田埂上卷旱烟,拍拍裤腿上的土,浑身都是说不尽的松快。

生活就这样滑进了退休的轨道。

起初他还觉得新鲜。早晨不用被闹钟催命,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上午去公园遛遛,看看人下棋。中午回来吃饭,下午睡一觉,傍晚再出去转一圈。回来看看电视,洗洗睡了。一天就过去了。

只是有个事越来越不对劲。

他上楼梯开始喘了。

以前不这样。他家在三楼,不算高。以前他拎着二十斤菜上三楼都不带换气的。现在空着手上去,到了家门口非得歇一会儿,按门铃的手指头都在微微发颤。

他跟自己说是年纪大了,正常。

咳嗽也多了。不是那种嗓子痒的干咳,是从胸腔深处顶上来的一阵猛咳,咳得他弯腰,咳完嘴里有股淡淡的腥味。他跟自己说是秋天干燥,正常。

胸腔里有时候会有一种隐约的钝痛。位置很深,在后背和前胸之间的某个角落,说不清是在肺里还是在骨头缝里。那种钝痛不剧烈,但是顽固,像有个小人蹲在胸腔深处拿钝刀慢慢地割一块肉。

他没跟李素芬说。跟她说了,她一准会联想到抽烟上去。虽然她已经二十年没说过他抽烟的事了,但他觉得如果自己真查出来什么毛病,她一定会忍不住来一句“我当年就说过”。他不想听那句话。

但女儿晓梅很警觉。

晓梅二十八了,在中学当数学老师,结了婚,买了房,一个月回来一两趟。她的电话比人还勤,三天两头打过来,事无巨细地过问老两口的饮食起居。赵德厚有时觉得烦,有时又觉得女儿长大了,比他周到。

那天他在电话里说话说着说着就咳了起来,咳得话筒都在抖,声音都续不上。晓梅在那头连声喊:“爸?爸你怎么了?”

“没事,喝了口水呛着了。”

“你少来。你呛着不是这动静。”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说,“爸,你是不是还没去体检?”

晓梅说的是年初的事。社区组织退休职工体检,她帮赵德厚报了名。赵德厚嫌麻烦,一直拖着没去。后来社区医院打过好几个电话来催,他都敷衍了事。

接完女儿的电话,赵德厚想了想,觉得不去确实不行。她要是周末回来发现他撒谎,非得闹翻天不可。再说那个胸闷确实有点频繁了,就当是为了安她的心,去查一下也没什么。

李素芬知道他要去体检,什么也没说,只是头天晚上给他煮了粥,把冰箱里的咸菜也端开了,说是抽血要空腹。

第二天早上赵德厚到了社区医院,排队,抽血,拍胸片,折腾了大半个上午。负责体检的吴大夫看看他的申请单,推推眼:“赵师傅,你抽烟?”

“抽。”

“多少年了?”

“没仔细算过,半辈子吧。”

“去那边拍个胸片。”

他进机房,站到那台大家伙面前,按技师的指示深吸气,憋住,然后机器发出嗡嗡的声音。那一刻他闭着眼睛,胸口的那个钝痛又隐隐地浮现了一下,很快就压下去了。拍完也没觉得有什么。

出结果那天他不在家,卫生院打座机找他。李素芬接的电话。她听完,说了句“知道了”。然后走到阳台,把这话转述给了他。

“老赵,社区医院来电话了,让你去拿报告。说肺片有阴影。”

赵德厚愣了一下,手指夹着烟悬在半空中。

他愣的不是“肺片有阴影”这几个字——干了一辈子管道工,身上哪儿不得有点毛病?肩周炎、腰间盘、老寒腿,他都忍得,肺上有点阴影也吓不着他。他愣的是妻子的反应。她说这话时站在阳台门框边,头微微低着,看着手里的土豆而不是看着他。

她太平静了。平静得不像刚听说丈夫肺里有东西。

赵德厚打了个哈哈:“那片子上都是阴影,谁知道人家怎么看的。”

李素芬没接话,转身回了厨房。

他去社区医院拿报告那天已经是三天后了。吴大夫把片子夹在灯箱上给他看。他不看还好,一看就知道不是“正常阴影”那么简单——右肺门那一片,有一团白色的东西,边缘不光滑,像一勺不小心滴在宣纸上的糨糊。

吴大夫的表情很严肃:“赵师傅,这个情况呢,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到市人民医院做个薄层CT。咱们社区医院的设备确实有限。你别紧张,不一定是什么大问题,但必须查清楚。”

他说得客气,但赵德厚不傻。从诊室出来,他在走廊上坐了一会儿,手在口袋里摸烟,摸到烟盒才想起墙上贴着禁烟标识。他把手插进裤兜里,手指碰到了一个打火机那微微凹陷的钢轮,没有拿出来。

已经是秋天了。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在窗台上扫来扫去。

他回到家把片子和报告往柜子底下一塞,没说去医院的事。那一晚他失眠了。躺在李素芬身边,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脑子里反复盘桓着吴大夫说的那句话——“建议进一步检查”。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也许不是怕病,而是怕病一查出来,那些想躲开的东西就再也躲不掉了。

日子照常过了两天,直到晓梅又打来电话。

“爸!社区医院王阿姨跟我打电话了,说你没去医院复查?”

赵德厚心一沉。

“我正打算去呢……”

“你每次都这么说。上次你说正打算戒烟的,戒了吗?”晓梅急了,“明天我请假陪你去。人民医院呼吸科,我都约好了。”

赵德厚推脱不过,只好应了。挂完电话,他看见李素芬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青菜,正看着他。两人对视了几秒,她又移开了目光,低声说了句:“去吧。该来的总会来。”

那句话像是在对自己说。

第二天一早,晓梅带着他去了人民医院。薄层CT排了一上午的队,做完已经快中午了。结果要下午才出,晓梅下午有课,先走了。临走前她把一张缴费单塞到赵德厚手里:“结果出来给我打电话,不许瞒我。爸,你要是有事瞒着我,我真生气了。”

赵德厚说好好好,中午在医院旁边的小饭馆点了碗面,一个人吃完,又回到医院等。

下午三点多,护士喊他的名字,把他领进了一间诊室。

诊室不算大,靠窗的位置摆着张桌子,对面墙上挂着灯箱。主治医生姓周,五十多岁,四方脸,戴着半框眼镜,嘴角的法令纹很深,看起来不苟言笑。他面前摆着一台电脑,赵德厚的病历和CT片已经调出来了。

“赵德厚是吧?请坐。”

周医生的语气很淡,像白开水。他盯着电脑屏幕看了很久,又拿起那些CT片,在灯箱上一张一张地排开。诊室里静得出奇,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周医生偶尔摁鼠标的咔咔声。

赵德厚坐在椅子上,手心出汗。

过了好一会儿,周医生忽然问了一句:“赵德厚,你是第一次来我们医院?”

“是。以前没来过。”

“哦?”周医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你再想想。很久以前——大概二十年前——你来过没有?”

赵德厚一愣:“没有。我这二十年没住过院,连门诊都很少看。”

“那你二十年前,有没有签过一份知情同意书?”

赵德厚皱起眉头:“什么同意书?从来没签过。”

周医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在键盘上敲了一阵子。他的眉头越拧越紧,那种表情赵德厚在工厂里也见过——那种突然发现一个零件尺寸不对但又不敢相信的表情。

“周医生,您刚才说的是啥?”

周医生没有立刻回答。他从电脑里调出一个文档,看了几秒,然后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诊室角落一个旧铁皮档案柜前。他掏出钥匙,拉开中间那层抽屉,在里面翻了很久,最后抽出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档案袋上贴着标签,标签上的字已经有些褪色了。赵德厚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周医生回到桌前,从档案袋里抽出几张发黄的打印纸,在桌上摊开。他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表情越来越难看。诊室里弥漫着纸张和灰尘混在一起的气味,像那种很久没开过箱的旧书摊。

“赵师傅。”周医生把那叠纸最上面那张推到他面前。

赵德厚低下头,看见了一张打印纸。纸已经发黄了,边缘有点脆,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印刷体小字,还有一些手写体横线。标题是加粗的字体,庄重而冰冷——

《非靶向溴化物雾化吸入及长效拮抗剂植入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

每一个字赵德厚都认识,但连在一起他就不认识了。非靶向是什么?溴化物是什么?拮抗剂又是什么?他像在看天书一样盯着那些字。

“周医生,这是啥?”

“你再往下看。”

周医生的手指从纸上滑下去,停在了最下方。赵德厚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整个人像被点了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