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天，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位管理人员注意到了一件小事：几名战犯申请节日物资，其中一个叫沈醉的，居然一次性要了十条香烟和十斤糖果。
申请表上还备注了“由孙子顺送达”。
这名字一看，就是昆明老字号银楼的老板。
那时候物资紧缺，糖果香烟不是谁都能随便要的。
结果这事儿还真批了。
旁边几个同批来的战犯看着发愣——特别是周养浩和徐远举。
他们也是军统老资格，级别一个不少，可手里连一包烟的钱都没有。
管理所那边还以为他们故意不领，后来才知道，是根本没得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三个人曾经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
抗战时期，沈醉是军统的总务处处长，管后勤；徐远举是行动处副处长，专干抓捕；周养浩则是息烽集中营的负责人，牢里的事儿一手操办。
按理说，这样的组合，谁也不比谁差。
可一进了战犯管理所，日子就完全不一样了。
沈醉的“富”，说白了，是提前做了准备。
他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早早就看清了局势。1949年初，他还在昆明待着，那时候国共胜负已分，他没跟着走，反而主动靠上了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
表面上是“参加会议”，实际上是打定主意不走。
身上揣着十两黄金，说是“以备不时之需”。
后来被解放军控制，他干脆主动“起义”，说自己愿意配合。
这一配合不要紧，反倒成了“和平接收”的一员。
再加上他人脉广、会说话，会做人，很多解放前帮过的大商人主动送钱送物——香烟、糖果、金条、美钞，能送的都送了。
管理所对这类“起义人员”政策也宽松，钱财照登不误，统一保管，想用的时候登记一声就行。
再看周养浩和徐远举，被抓的时候几乎是两手空空。
李志正，那时候是昆明市警察局局长，后来回忆说：“徐远举那天被抓，身上连个零钱都没有，连车费都是我们垫的。”周养浩的处境也差不多，他们俩试图逃亡台湾，结果没成功，被堵在机场附近抓的。
身边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人管，连探望的人都没有。
这也不难理解。
他们在保密局南方系统干的都是“得罪人”的活。
徐远举抓人不讲情面，周养浩在集中营搞经营、搞审讯，手段极狠。
过去那些送礼的人，早就避之不及。
哪还敢上门送东西？
可有意思的是，这两人其实也不是没“捞”过——尤其是周养浩。
有资料说他在息烽监狱搞了个印刷厂，规模不小，还办了运输队、合作社，用的都是劳改犯免费劳力，一年进账不说上百万，至少也是大户。
只是这些钱都没留在自己身上，大多转给了家属。
等人一被抓，现金没了，关系断了，一下什么都没了。
沈醉那边就不一样。
他的钱不少留在自己手上，还懂得分散保存。
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一门心思只搞钱。
他做事讲点交情，留点余地。
哪怕是抓人，也尽量“周全”一点。
这不是说他仁慈，而是知道怎么保住人脉。
1950年初，他们被送到重庆石板坡的看守所。
那时候，徐远举跟沈醉住在同一个监室，没几天就闹翻了。
徐远举把小板凳砸过去，喊着：“你出卖我！你出卖我！”要不是宋希濂拉住，沈醉那次可能真交代在里头了。
这种仇，不是一朝一夕的。
周养浩也一样，提起沈醉就咬牙切齿。
可局势就是这样——谁先表态，谁配合得多，谁就能多活几天。
沈醉很清楚这一点。
进了管理所，他积极写交代、揭发同僚，甚至帮忙翻译资料、搞思想小组。
表现好、口碑也“正面”，很快就成了“改造先进”。
到了1956年，沈醉被送到北京功德林，待遇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那年春节，他还请了几个“老朋友”一起喝茶，拿出几盒糖果和点心，说是“亲戚送的”。
可那几个人都知道，所谓“亲戚”，就是他当年在昆明帮过的资本家。
这种人情，别人想攒都没机会。
徐远举和周养浩也到了功德林，但状态就差得远。
一个人沉默寡言，一个人脾气火爆。
徐远举后来身体越来越差，也没人照应，最终没熬到特赦，死在监所里。
周养浩则是最后一批特赦，出狱时已经是1975年，出来没几年便去世。
说起来，当年三个人并称“军统三剑客”，可到了最后，再没人这么叫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