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冰 | 侦探小说东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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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时，一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在同学中悄悄传看，读过的人忍不住炫耀，破碎的片段也令人心惊魄动。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书主，满怀期盼排上了号，结果因为有同学上课偷看，书被老师收去。我历来记不住外国地名和人名，却牢牢记住了这尚未寓目的书名和大侦探福尔摩斯。

时隔近20年，群众出版社终于推出一套五册《福尔摩斯探案集》，我购回一部，读了个昏天黑地，但已觉不及迪伦马特《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引起的心灵震撼。差不多同时，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登陆，与福尔摩斯风格迥异的名侦探波洛打开一个全新时代。森村诚一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出版，由日译本转译的亚森·罗宾探案故事也开始流行。江苏作协筹划出版《程小青文集——霍桑探案选》，让我得知中国曾有名侦探霍桑。此后闲书日多，尤其金庸武侠小说的变化莫测远胜侦探小说的套路，侦探小说读得少了，但詹姆斯·邦德的影视片仍是必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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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引发旧日兴趣，是这部《西方侦探小说史》。著者朱利安·西蒙斯写了30多部侦探小说，而且是唯一“囊括美国推理作家协会颁发的‘爱伦·坡奖大师奖’、英国犯罪作家协会颁发的‘钻石匕首奖’，以及瑞典侦探学院颁发的‘大师奖’三个重量级奖项的作家”（《出版后记》）。以我的阅读经验，兼为创作者的研究者往往比单纯的研究者更可信任。西蒙斯在书中坦言：“我是个书迷。热爱一切经得起理性解释的犯罪文学……我的研究是基于书迷的身份，而不是埋首在索引资料中的学者身份。”他认为侦探小说包括犯罪、心理、悬疑、警察、冒险、间谍小说等，“是这一切的混合体”。他写于1992年的《第三版作者序》中强调：“这是一份充满热情但偶有失望的阅读记录，而非推理书目或百科全书。它用来阅读、查询、论辩及提出合理的质疑。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发挥一点力量，让新一代的读者能够理解：最棒的犯罪小说不只是消遣，也是文学。”例如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的爱伦·坡，“他所写的五个短篇可说界定了侦探小说的形式”，然而“爱伦·坡并不认为他写的是侦探小说（在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问世时，‘侦探’一词还无人知晓），或许他也不认为这些独特的作品有多么重要”。著者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列入侦探小说的“百大书单”，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喜爱耸动题材，可被视为一名犯罪小说家，但他的作品成就却是犯罪小说作家难以企及的，甚至成为他们的标杆。”他列举“犯罪小说的严肃型作家”多达24位，包括博尔赫斯和罗伯·格里耶。我读爱伦·坡作品时确实不觉得那是通俗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尔赫斯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的通俗文学研究者几乎在同时发出同样的呼吁。1994年范伯群为“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所作《总序》，开篇即说：“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文学的两翼，今后撰写的文学史应是双翼齐飞的文学史。”

浏览西蒙斯展开的侦探小说历史画卷，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时间的错位。毋庸讳言，当代中国人广泛阅读侦探小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距福尔摩斯的诞生已过去了一个世纪。

其实在侦探小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福尔摩斯已经进入中国，并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上海《时务报》第六期开始连载张坤德译《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等四案，此后福尔摩斯系列陆续译载出版。1916年，程小青、周瘦鹃、严独鹤等以文言合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2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26年大东书局出版周瘦鹃白话译本《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程小青白话译本《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程小青自1914年开始侦探小说创作，1919年《江南燕》被拍成电影，1922年主编《侦探世界》月刊，因其“霍桑探案”系列师承与模仿柯南·道尔，被誉为“东方柯南·道尔”“中国侦探小说之父”。其时可与之比肩的尚有孙了红著《东方罗苹奇案》，何朴斋和俞慕古合著《东方鲁平奇案》，陆澹庵《李飞探案》，张碧梧《宋梧奇探案》等。模仿柯南·道尔可以成为宗匠并不奇怪，西蒙斯说“如果要选出至今写得最好的20则侦探短篇，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至少应该占上六个名额”。

西蒙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侦探小说广为流行的因素，举出美国总统林肯、威尔逊、肯尼迪、克林顿、英国首相鲍德温等政治家，弗洛伊德、艾略特等学者作家爱读侦探小说，犯罪文学是“读者中最聪明的那群人的最爱”。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世纪中，“犯罪文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令人安心的世界，试图扰乱既有秩序者会被察觉与惩罚。侦探是社会的代理人，是唯一拥有高度智慧的角色”。

其实更值得重视的，是第三、四章里讨论的“未知的大众”读者群，“这群未知的大众出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而“六便士‘蓝书’”“一便士故事”等廉价出版物和免费图书馆培养了“拥有读写能力与些许闲暇时间的新世代读者”。“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升，‘大众期刊’这个完美的媒介总算出现。它们售价低廉，刊载大量小说与非小说作品”，尤其是大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小说。无独有偶，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中专立《大都会的兴建与近现代通俗热》一节，“从精神需求和物质后盾两方面去探究其中的内在联系”，清末民初的“工业化不仅为通俗文学的升温准备了物质条件，而且也为通俗文学‘制造’读者群”。他说：“欧亚若干国家的文学发展史可为这一历史必然提供佐证。”西蒙斯此书恰成为有力佐证。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阅读热潮会再度在中国勃兴。

西蒙斯的“西方”是纯地理概念，所以本书几乎未涉及日本推理小说。有趣的是，他将荷兰作家高罗佩的《狄公案》系列归入“奇特作品”。当然他也指出：“传统的中国或日本‘公案小说’是关于罪与罚的故事，这类作品的惯例之一是凶手身份自开始便一清二楚，读者（或听众，因大多数故事均出自说书传统）的乐趣来自官员针对恶人设下陷阱。”公案小说的主角是审案之官，以秉皇权执法救世的“包青天”为典范，侦探小说的主角则是非官方的平民，凭个人智慧侦破案件，警方往往被作为陪衬，这无疑是两者最明显的差别。写《中国公案小说史》的黄岩柏认为，西方侦探小说的侦破手段与写作方法“比《施公案》《彭公案》等我国固有的公案章回小说优越得多，击败了后者，受到中国知识青年等相当多读者的热烈欢迎，并且给中国走入死胡同的公案小说接出一条路来”，导致“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不免失之于皮相。

《西方侦探小说史》1972年出版，1985年修订，1992年增补，这一年著者年届八旬，两年后就去世了，所以这是本书的“最后一个版本”。西蒙斯不愧为“推理迷”，在本书中引述了数量惊人的侦探小说，介绍情节，分剖人物，评判得失，解析主角从“超人”向凡人的演化、写作“规则”的发明与终被摒弃，书后附录的书名与人名《索引》长达45页。我读过的几十部侦探小说，在其中只能算九牛一毛。相信喜爱侦探小说的读者、翻译出版者、影视编剧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