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脉成语之都丨鲁迅藏品中的邯郸历史|刻石|墓志|拓片|碑刻|藏品

（来源：邯郸网络广播电视台）

转自：邯郸网络广播电视台

鲁迅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颇有见地的收藏家。1912年，鲁迅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任部员，同年随教育部迁到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督导恢复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和筹办历史博物馆。这时的鲁迅32岁，由于工作的职责范围和个人的爱好，对收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当时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即绍兴会馆），从这里到西单南大街的教育部大约三里地，而且宣武门距琉璃厂很近。琉璃厂以各种书肆、文玩店铺荟萃而闻名，是全国古玩的聚集地，从此成为鲁迅经常光顾的地方。鲁迅收藏的范围较广，他在日记中逐一记载，在他丰富的藏品中有许多是出自邯郸的文物或与邯郸的历史密切相关。

1913年10月至1915年11月，鲁迅对钱币的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期间，他先后收藏了十多枚属于战国时期赵国的货币。其中的方足布币有长子、襄垣、兹氏、蔺字等。方足布币以足部呈方状得名，不仅纹饰美观，还刻有古篆。造型为平首、方足、肩平微耸，腰略束；有廓，正面自首至裆有竖纹一条；竖纹两侧铸有币文。钱币上的铭文多为城邑的名称，一般是指铸币所在的城市。长子是指今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因尧王长子丹朱受封于此而得名。襄垣是指今长治市襄垣县，兹氏位于今山西省汾阳市西南，蔺在今山西省离石县西，这些城邑都是战国时赵国的属地。

白人、甘丹的造型为刀币，刀币由刀首、刀身、刀柄和刀环四部分组成，几种几何体巧妙地组合在一起，给人以灵巧、圆润的感觉。赵刀的形制为直身刀，首圆，体形轻薄，因而称作小直刀或圆首刀。白人即柏人，位于今河北邢台市隆尧县正西，是赵国北方仅次于邯郸的第二大城市。“甘丹”是邯郸的省称。刀币上的“甘丹”二字，一扫布币的拘谨状，字体布满了刀面，铺张扬厉，显示出作为赵都的磅礴大气。从赵国的钱币铸行的区域上，可以看出赵国在群雄争霸中，越过太行山、挺进中原的历史轨迹，也成为赵国商贸发展繁荣的缩影。

东魏、北齐建都于邺城，与邺城相临的磁县，其西部是连绵的太行山脉，古漳河穿境而过，山水相依，成为北朝两个王朝用以聚族而葬的选地。如今磁县境内的漳河冲积平原上，散落着一百多座古老的墓冢，平地而起，巍峨壮观。

清末民初，在学界兴起了一股复古风。使金石学的研究再度兴起，于是学界对碑刻的需求大增，他们不仅需要研究现存的碑刻，更渴望有新发现、新出土的碑刻。民国初年，时局动乱，民生凋敝，使那些置于荒野的碑刻成为不法商贩觑觎的目标。盗墓之风由此盛行，磁县北朝墓群屡屡出现盗掘现象，盗出的墓碑被当时的安阳古物研究所收购。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一方民国八年（1919年）记事碑，名为《磁县新出魏齐墓志本末记》，根据碑文记载，在磁县盗掘的八方北朝墓志在准备运往安阳时被当地衙署收缴归公，后展转被辽宁博物馆收藏。

鲁迅自然受到盛行的金石学风气的影响，广泛搜求金石拓本及相关著作，其中收藏了多枚来自北朝墓群的碑拓，从1915年至1917年，两年多收藏的北朝墓群碑拓包括，广平郡公高盛、兰陵王高肃、冀州刺史元鸷及妃公孙氏、安丰王元延明妃冯令仪、沧州刺史高建及妻王氏、皇太子乐陵郡王高百年及妻斛律氏、章武王元融妃卢贵兰等。

鲁迅先生的收藏不注重藏品的价值，而重在对藏品的研究和写作。鲁迅购藏碑拓的选择性极强，他对汉魏六朝的碑刻情有独钟，在他的藏品中只收汉魏六朝时期的碑刻拓片。六朝是我国古代墓志发展史上的成熟期，鲁迅汇集了六朝时期各个阶段所发现的墓志石刻，并将这些墓志拓本，一一购得，并作记录。在此基础上编辑了《六朝墓志目录》。草稿本计有手稿13页，收录南朝宋、南朝梁、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等朝代的二百余条墓志的条目，这其中就包括磁县出土的东魏、北齐的部分墓志。

鲁迅生前还曾准备撰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为此广搜博采，随着六朝墓志出土数量的增多，墓志上被称为“魏碑“的书法艺术，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所谓的魏碑包括了北魏的 “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以及东、西魏及北齐时期的碑拓。它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所以东魏北齐墓志上的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绕不过去的发展阶段。

1916年1月，鲁迅先后在琉璃厂购买了《响堂山刻经造像》拓本和《唐邕写经碑》拓片，表明了他对石窟艺术的关注。响堂山石窟坐落于鼓山，石窟总长达21千米，宽达5千米，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造像5000余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等。石窟中的摩崖刻经书体多为隶书，部分有楷体笔意，用笔圆腴丰满，敦朴庄重，与北齐造像圆润敦厚之风交相辉映。

《唐邕写经碑》是北齐书法刻碑名品，位于北响堂石窟南区第三窟刻经洞外侧北壁之上，其全称为《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写经碑》，刻于北齐武平三年（572年），碑高151厘米，宽99厘米，共20行，每行34字，字大约5厘米。碑文书以隶体，圆腴遒厚，结字平稳。主要记述了唐邕自天统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572年）主持石窟刻写佛经的经过。唐邕用了四年时间在北响堂第三窟刻写了四部经书，这些刻经从洞窟入口处的石壁、前廊以及廊外墙面上，一直延伸至窟外北墙。此碑详细叙述了刻经时间、写经人及写经意义，为人们研究北朝刻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鲁迅收藏的这本《响堂山刻经造像》拓本，共有六十四幅。因为《响堂山刻经造像》已包括《唐邕写经碑》，所以又将《唐邕写经碑》拓片赠给了同在教育部的陈师曾。并在《日记》和《书帐》中，将这套碑拓定名为“鼓山全拓”。

1916年8月4日，鲁迅前往北京琉璃厂购买了《群臣上寿刻石》拓片，实为《群臣上酬刻石》，又称娄山刻石，位于现永年区西吴庄村北朱山之巅。早在唐宋时期已被发现，距刻石不远处有唐人题记。清道光年间广平守杨兆璜再次发现。据考证为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刻写，刻石长约130厘米，宽约25厘米，篆书一行十五字，释文曰“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酬此石北”。记录的是西汉赵国群臣为其王刘遂祝寿时尽兴饮酒于此，并刻石纪念。字体古劲凝练，质拙浑朴，笔划丰满，篆书中兼有隶法，体现了秦汉之际篆隶过渡时期的书法风格，为西汉最早珍稀刻石，可称为汉碑之首，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群臣上酬刻石》是现存汉篆刻石中时间最早的一块，书风古朴劲雅，康有为曾评其“得秦相笔意”；鲁迅不仅收藏碑刻，还常常喜欢抄录碑上的内容，并临摹碑上的书体，《群臣上酬刻石》碑文是隶体，他曾用近似于隶意的书体进行抄录。鲁迅抄件此石时共写有九页计十七面。鲁迅在抄写时，题后双行小字注有：“摩刻。高五尺二寸，广四寸。一行十五字，篆书。左方有唐人题名七行，字数不等，正书。在直隶永年临洺关西十五里娄山西峰。”正文之后抄有《交翠轩笔记》《畿辅碑目》《续寰宇访碑录》《求是斋藏碑目》《王树木丹跋》《畿辅通志一百四十八》《光绪永年县志十四》诸书的考证、著录文字各一段。鲁迅抄件的中缝下标题作《娄山刻石》，可见鲁迅对刻石的研究功夫之深。

1917年10月5日，《鲁迅日记》记载:“许寿裳（鲁迅的同学和挚友）持来砖拓片一枚，上有‘龙凤’二字，称是仲书（陈汉第）先生所赠，陈先生断为东魏物，字刻而非印，以一百二十元购得也。”

陈汉第（1874年-1949年），字仲恕、仲书，号伏庐，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参政院参政、清史馆编纂、故宫博物院委员等职，晚年寓居上海，潜心书画艺术创作和金石收藏。陈汉第是民国时期资深的古物鉴赏家，他判断龙凤砖刻为东魏的古物，那么刻有“龙凤”的砖必为宫廷所用，也就是说它是出自东魏京都邺城。再者此砖的价格相当昂贵，鲁迅的很多藏品都是以个位数计算的，而这块古砖拓本多达百元，是鲁迅藏品中少有的大投入。

鲁迅写过一本砖录书，名叫《俟堂专文》，里面收录了鲁迅收藏、整理的一些砖，其中有一枚铜雀瓦，长21厘米，宽6.3厘米，上刻“建安十二年十二月造”。

铜雀瓦是陶工用布过滤后，又在泥中掺了铜屑、铁屑，其砖瓦比同体积的砖瓦重量大，再加胡桃油进行烧制，所以体质细润，坚硬如石，后人制成瓦砚，颇受追捧。苏轼曾说：“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

王时磊（摘自《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