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名门的国军师长，当红军俘虏后成红大教授，提意见被李德记恨|俘虏|团政委|李德(1900年)|李默庵|陈时骥

在江西中部的乐安谷岗乡谷岗河的上游，距离乡政府所在地４公里处，有一座宽２丈，单孔直径６丈，高１丈８尺，用青麻石砌成，造型奇特亭式单孔的古桥，雄踞在谷岗河畔，桥墩嵌入岩石中，非常坚固。桥两边的通道门分别有十一、十三个台阶，桥面上建有瓦房，桥房一体，造型别致，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登仙桥。

当地人称，这座桥以前叫红门桥，南宋嘉定年间，有位著名文人葛长庚，化名“白玉蟾”，此人颇有学问，尤其工于诗词歌赋，但怀才不遇，很不得志，落魄潦倒，故以道人自居。一日，他云游到红门桥畔，因见当地风景别致，山水宜人，就在桥上住了下来，与庙中的僧人日夕相伴。一日夏天的夜晚，他们躺在桥边的石阶上纳凉，此时，明月当空，夜风习习，白玉蟾诗兴大发，乃脱口赋诗一首，最后一句是“红桥仰卧似登仙。”后来，白玉蟾离开了红门桥，人们为了纪念他，便给红门桥重新命名，改称“登仙桥”。

而这座桥在近代真正出名的，便是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1933年2月底，当时的赣中南一带春雨初霁，山路泥泞，国军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率领着各自的人马，艰难地行进在从乐安通往黄陂的崎岖小道上然后直取广昌拿下宁都威逼瑞金，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自恃兵强马壮，装备精良，这是一场轻松的行军，谁知这二支劲旅在登仙桥以东摩罗嶂山谷内，以及西源、霍源地区遭到红军主力的伏击围歼，二个师全军覆没，师长李明和陈时骥一阵亡一被俘。

当时时任第10师师长李默庵接到了火速前往救援命令，那时红军主力已经撤退，只地方武装在打扫战场，他很幸运地没被全歼。当他带着部队赶到登仙桥那块地方时，眼前的景象真是触目惊心：到处都是炸弹炸出的坑，山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心生悲凉与厌战之情，遂写下“豆萁相煎骨肉残，满目凄凉心亦寒；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

要知道，二个师近二万人，短短时间就灰飞烟灭，一来可以想象红军的战斗力是多么的强悍；二来李默庵反对老蒋动不动武力围剿红军打内战，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呢，非得兵戎相见。再看战场的情形，令人悲从中来，多少年轻的军官成为内战的牺牲品，在登仙桥边好像升仙离去，多少美女的心血都流干了。所以在李默庵看来这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内战。

原来，1933年2月26日，正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老蒋不甘心前三次的失败，悍然发动这次作战，其中18军52师、59师为中路军，由江西乐安两路东进，以52师为右纵队，沿太平圩、登仙桥、大龙坪向黄陂前进；59师为左纵队，沿罗山街，龙王庙、霍源向河口前进。那时他以为这一回是要马到成功，立下大功，给大家长脸了。然而走着走着，突然他的侧翼枪声大作起来，师长陈时骥以为是52师师长李明那小子在玩花招，非要一路走一路演习不行，便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陈时骥压根没有想到，红军在乐安到宜黄黄陂一线的早就张网以待，原来这一带山深林密，路小地陡，恰好此时天气大雾弥漫，并伴随着蒙蒙细雨，山里雾气浓重，山路崎岖狭窄，泥泞难行，10米之外人物难辨，两师之间还被一大山分割，根本无法进行通信联络。当他听到枪声的时候，52师已经遭到伏在两侧山上红军攻击，完全不能组织有效防御，仅三个小时52师就三个名叫草台冈的山包前宣告全军覆没，师长李明被击毙，缴获步枪三千余支，机枪80挺，迫击炮十余门。

这个时候的陈时骥还蒙在鼓里，命令部队全速向宁都方向急进，摩罗嶂山脉是这里到必经之路。当大部队行军必须经延绵数十里群山中的一条15公里长的峡谷地带，这种地形不利于敌人雨中行军，却十分适合红军埋伏大部队。而且，摩罗嶂山区属于红军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加之红军主力刚刚消灭52师士气正旺，所有部队便向陈时骥部围了过来，从四面八方的密林、山坳中杀出，如滚滚洪流，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向正在行军的陈时骥队伍，很快被红军分割包围，全线崩溃，一败涂地，眼看大势已去的下令陈时骥身边的人扔掉所有辎重设备，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便蹲下身子，顺着后山斜坡向下滑去。卫士、副官、参谋人员一见，便纷纷效仿往山下滑去。趁着夜色，一路小心翼翼地逃跑着。

当陈时骥率残部逃到登仙桥附近时，还傻乎乎地派人给已经阵亡的李明去送求救信，信中这样写道：“文献兄啊，兄弟我无能啊，今天下午一点多钟打了败仗，现在队伍都散了，我就带着几十个士兵躲在离蛟湖大概七八里远的一个小山庄里，你赶紧来救救我们吧。兄弟陈时骥。”他的这封信恰好落到了红1军团教导团政委张树才那儿。张树才一看，立马带着队伍去找他们，结果3月1号那天，护送电台的特务连直接把陈时骥给逮住了。

陈时骥被捕的时候，由于他个子不高，身体单薄，看起来弱不禁风，再加上他一脸麻子，打扮邋遢，眼神还显得有些呆滞，由于路面很滑赤着一双脚，完全看不出他曾是个威风凛凛的将军。所以，他混在俘虏堆里，低着头，灰头土脸地走着，连去领路费的勇气都没有。倒是他的那些手下士兵，领了红军发的三块大洋后，兴高采烈地嚷嚷着：“红军真是大方，一下子就给三块大洋。下次咱们也不用打了，直接投降当俘虏，过来领赏就行。”听了这话，陈时骥只能无奈地摇摇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据时任红一方面军教导团政委、后来授予开国少将张树才将军回忆：此时，一名叫伍子云的59师报务员，他看到红军对他这么好，又给吃又给穿，还给他烤火取暖，加之了解红军电台器材设备好，感觉前途无量，于是想立功留下来当红军，便对政委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对不起你们，有些事情我不该瞒着你们。” 政委和善地开导他“什么事情你就大胆说吧。” 伍子云指着俘虏群中那名毫不起眼的逃兵悄悄对政委说：“他就是我们师长陈时骥。”

听说是有敌师长混在俘虏中间，团政委不敢怠慢，他立刻通过电台向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专门提过这件事，写道：“我问脸上有没有麻子，说是有，就这样把他从俘虏中清查出来了。”政委命令这一群俘虏排好队，卸了枪栓、弹药，到指定地点集合。不一会，四五百个敌人的轻机枪、冲锋枪、手枪等武器堆积如山。当陈时骥得知红军抓捕他时总共才几十个人之后，肠子都悔青了，懊丧地说：“早知道你们只几十个人，我们就不会当俘虏了。”聂帅为什么会对陈时骥如此重视呢？毕竟他是赫赫有名保定军校的高材生。

陈时骥，字子厚，谱名舜渊，奶名小毛毛，出生于浙江诸暨枫桥陈家(今陈家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祖上为都是饱学之士，淡于功名，隐居乡里，以读书为乐，这给他很大影响。他早在大东公学(今诸暨学勉中学前身)求学时，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文，登在校刊上，他的学习成绩优异，思想也较为先进。

她的母亲是嵊县人，因为是地主家庭，母亲对他管教极严，稍微有不对的地方就要遭到母亲的训斥。对于母亲的管教，有叛逆思维的陈时骥非常不认同，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可以自己决定今后要走的路，在他准备弃笔从戎报考军校的时候，遭到母亲极力反对，性格刚烈的他在晚上翻窗户逃走，考入浙江陆军小学。1914年陈时骥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和白崇禧、张治中、何键都是关系很好的同班同学，1916年毕业进入军队，从排长一步步干到了旅长。

这一年，陈时骥晋升为少将师长，便有了衣锦还乡的念头，他回到诸暨枫桥陈家村，恰在此时，曾经当过北大校长的何燮侯，是诸暨县檀溪乡人，与陈家是世交，九一八事变后，何燮侯回到老家避居乡间，师长陈时骥回诸暨枫桥省亲时，也这位北大校长有过一次交集。

何燮侯与陈时骥那时相聚十分欢畅，递杯敬酒，气氛融洽，礼仪端庄，见他当年神清气爽，外表诚朴，胸襟开阔，心地坦荡。他的老宅屋宇高森，梁栋高大，围廊修长，庭院宽大，美轮美奂，耀眼夺目。便跟陈时骥说，一棵树，它的根扎得越深，那么它的枝叶就越茂盛；一个人，它的道德越高尚，那么他的影响就越深远。参天大树，根深蒂固，枝条四面铺展，故能遮挡天空，庇护万物；你看那高山流水，源远流长，支流蔓延满溢，故能奔流到海。

接着，何燮侯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人民苦难深重为由，力劝陈时骥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用自己所学的军事知识和满腹经纶去打内战的事情，特别不要前往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如果你真的要去，因为这是逆天理的事情，那必定是凶多吉少。谁知何燮侯一语成谶，几个月后陈时骥便成了红军的阶下囚。

不过，虽然陈时骥成了红军的俘虏，但他仍然受到优待，让他到各处参观学习，红军的各级干部对他都是以礼相待，丝毫没有当俘虏的那种不愉快，到像一样高级干部视察，陈时骥经过几个月的所见所闻，发现红军和旧军队确实不同，军官不贪生怕死，士兵也悍不畏死，心里逐渐产生了变化，认为红军这样的队伍才是未来建设国家的主人。

恰在这个时期，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进入了全盛时期，战争形式也由游击战向着运动战转变，不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还是苏维埃政权建设，各方面都亟需人才。开办学校，训练干部，适应战争和建设需要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因此，红军高层领导人高度重视办学，即使在当时敌人封锁，物资极其匮乏的条件下，集中了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来办校，选派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干部来军校工作，这所学校非常有名气，被当地人称为“红埔大学”。

科班出身有高学历的陈时骥因此受到重用，到红军大学担任教官，当年的红军大学分为四个科，即高级指挥科（科长为彭雪枫）、上级政治科（科长为卢寿椿）、上级指挥科（科长为李天柱）和上级参谋科（科长为苏进）。其中，高级指挥科主要是训练师长、政委和军区司令员等，其他三科则是训练营、团以下的领导干部，全部学员有三四百人。

这些学员主要是从红军各部队调来的军政领导干部。红军大学正规化气息非常浓，所有的教官和学员都必须着装整齐，按严格的时间作息。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一套制式统一的新军装和被服，还有一顶特制的斗笠，发的步枪是清一色的“汉阳造”，就连打背包用的竹片夹子都是按相同的尺寸制成的。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保持部队特色，统一按团、营、连编序。平时按部就班地在学校里学习。有战事时，可以随时像正规部队一样拉出去打仗。

红军大学高级班和上级班每期有100多名学员，虽然因为战时学期才短短半年甚至几个月，可以说是红军一所最高学府，培养出了很多精英阶层，建国后成为开国将军的很多人都曾经在这里学习。尤其是高级班和上级班均为团级以上的干部，那时，中央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多次到学校作报告、讲课，可以说是群贤毕至。这两个班的教授主要有两个人，一位是当时红军最高指挥机构“三人团”的成员，德国顾问李德；还有一位便是毕业保定军校的陈时骥。

据李德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一书介绍：李德教授的是战术课“短促突击”。而陈时骥则负责军事理论课（包括射击原理、地形学、条令操典、步兵战术）及野外作业课等。那时，李德的这一门课程最重点的就是作战时期，必须趁敌立足未稳、短距推进，隐蔽待机、火力压制、短促冲击、快速歼敌、打完即撤的近战机动战术。重点是强调火力短促压制（先火后突）短距离快速接敌，利用地形隐蔽跃进、匍匐、交替掩护，要求以小代价歼敌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避开敌军堡垒坚固防御，专打薄弱环节，机动灵活、容错率高、适合步兵班组作战。

而陈时骥教授的重点是比如说射击原理：枪械原理 + 弹道 + 瞄准修正 + 射击动作 + 安全规范；地形学：识图、判方位、判地形、战术地形应用、野外找点；条令操典：三大条令、队列、纪律、战备、执勤礼仪；步兵战术：单兵动作 + 班排队形 + 攻防战术 + 特殊环境作战；野外作业：识图实操、行军越野、工事挖掘、宿营伪装、野战生存、侦察警戒。他讲得深入浅出，很多将领以后都记忆深刻。

不过，陈时骥听完李德讲授的“短促突击”课后，便以学术探讨的名义向他提出课上他介绍的有些方式方法不妥，比如单纯被动应对敌军推进，放弃主动运动歼敌、大范围机动，无法从根本上打破敌军堡垒封锁，这典型的属于消极防御战术，应该予以纠正。其实，他提出的也正是日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战术原因。但作为无上权威的李德来说，感觉很尴尬很没面子。为此，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对他印象深刻特意提到，陈时骥在任教期间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担心自己教授的军事技术和战术会被红军学员全部掌握，进而用于对抗自己的老东家，这种心理负担导致他整天长吁短叹，情绪低落，无法真正融入红军环境。

为此，李德指出：陈时骥这种消极态度是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应该给予严肃处理很大程度上，他就是错误地迷信“正规战”“堡垒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即对敌人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战术，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拒绝正确路线总结出来的那套灵活机动作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硬去拼阵地、拼消耗，最后拼不过，使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

有着排除异己狭隘思想的李德，由于陈时骥对他在红军大学讲授战术课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被列为不可靠对象，据当年担任中央红军总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建国后授予开国少将的吕黎平回忆录记载：“那时，正是红军准备撤离中央根据地，清理内部，推行过火斗争时期，李德趁此机会，向保卫部队提议对陈时骥处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德独揽指挥权，造成红军一次次失败，最后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