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社会保障制度需从一种风险补偿机制转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前提，通过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机制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原文 ：《社保制度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
作者 |西北政法大学讲师 庞兆丰
图片 |网络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创新、产业的升级，更对社会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提出了迫切需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现有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一系列的不适用性，包括劳动关系认定困难、新业态从业者参保率偏低、社保基金可持续性压力增大等现实困境。这些矛盾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本文聚焦于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阐明社会保障制度与新质生产力在理论、历史与制度层面的逻辑关系；第二，分析社会保障制度适用性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第三，提出符合中国实践的制度变革路径。
理论、历史与制度逻辑的三重审视
从理论逻辑来看，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相结合的一个最新成果。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生产方式演进的产物，其诞生与改革均源于技术进步引发的劳动关系变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需将社会保障制度从处于经济社会政策末端的一种风险补偿机制，转变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前提。社会保障可以通过调节生产关系中的核心矛盾，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提供制度基础。
从历史逻辑来看，技术进步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是相耦合的。回顾历史，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以三个历史阶段与典型国家为例，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催生了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社会保险，旨在化解劳资矛盾与政治风险；英国在战后凯恩斯主义模式下，福利国家体制拓展了收入再分配与社会整合功能，为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提供了稳定预期；美国的社保体制因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从收入保障向能力拓展的转型，强调工作优先导向。上述演进规律表明，社会保障功能已从单纯的风险缓冲，逐步演变为生产关系优化的制度性力量。
从制度逻辑来看，当前，数字化生产对传统社保制度构成挑战。首先是劳动关系多元化，新就业形态打破了标准化劳动关系。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中高技能的“知识型灵活就业人员”（如程序员、会计、文秘）面临比低技能劳动者更高的失业风险，成为亟需关注的群体。其次是社会分工柔性化，动态协同的生产方式对社保权益的携带性与持续性提出更高要求。最后是组织形式去中心化，平台经济模糊了企业边界，基于单位责任主体的传统社保制度面临权责界定不清与风险分担失衡的问题。若不能及时转型，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从支撑性制度异化为结构性约束。
适用性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制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性转型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发展？可以通过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微观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性转型能够稳定预期与激发创新。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微观体现。通过推动参保身份从“单位附着型”向“劳动者本位”转变，增强劳动契约的合法性与稳定性，降低劳动者未来风险，促使其进行长期人力资本投入。同时，完善的社会保障能降低创新活动的试错成本，为市场主体提供制度缓冲区间。
中观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性转型能够优化分工与促进流动。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完善转移接续机制，增强权益可携带性，降低劳动者跨区域、跨平台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技术与资本要素的融合。此外，通过灵活缴费、多渠道筹资及平台责任分担，构建支持项目制合作的开放式创新网络，使社保成为支撑多元协作的基础性制度。
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性转型能促进投资于人与动力转换。新质生产力强调高素质劳动者与高效组织方式的融合。通过提升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效能，支持人力资本积累，降低职业转换与技能升级的成本。利用再分配、社会救助与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平滑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期冲击，形成包容且可持续的社保体系，从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根植于中国实践的政策路径选择
面向未来，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保障体系，就需要在政策路径选择上牢牢扎根中国实践，在以下方面推进变革。
首先，在制度功能上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转型。要推动社保制度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变。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化解风险的功能，更应该对于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素质的提升，对于企业创新活力的激发，形成一个积极正向的作用。其次，要对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进行优化。我国建立了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人群和不同制度不同险种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区域与群体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再次，要加强治理数字化。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打破数据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分级治理的数据体系。将社保数据与税务、工商及平台数据结合，实现从事后补偿向事前干预的转型。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弥合技术鸿沟，防止技术对低技能人群的排斥。最后，要注重政策协同，形成社会保障与创新发展协同的政策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更是一个制度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不应仅被视为风险补偿机制，更应被定位为生产关系的调节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性转型，本质上是生产关系主动适应并创造新生产力的传递过程。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6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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