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想到,1973年春天,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家里,突然来了个穿着宽大布衣、头上搭着白毛巾的老人。
全家人都愣住了。
这个人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北口音,进门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脸上满是风尘。
皮定均的儿子皮效农那时候还年轻,第一反应就是:这人谁啊,看起来土得掉渣。
可谁料,皮定均一下班进门,看到他就笑了,脱口而出一句:“老八子,好久不见!”语气熟得像多年未见的兄弟。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段修德,外号“老八子”,是皮定均在抗战时期部队里的老伙计。
当年,他是骑兵队的军马饲养员,一直照料着皮定均骑的那匹小青骡子。
那会儿战争紧张,子弹粮食都紧得很,可老八子硬是省出自己的口粮,喂给骡子吃。
为的就是让司令员能骑得动、跑得快。
从1938年到1948年,两人整整搭伙十年。
解放后,老八子退伍回了河北老家,音信全无。
皮定均一直记得他。
哪怕后来当上了军区司令,家里搬了几次,墙上那张1944年老八子牵着青骡子的黑白照片,始终没动过。
所以那天老八子突然出现,满脸风尘地站在门口,皮定均是真高兴。
当天晚上,他亲自招呼老伙计吃饭,还交代夫人张烽给他收拾房间,让他住下来歇歇脚。
可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过去。
皮效农和家里的小警卫员私下里开始嘀咕,说这老头不会用马桶、吃饭不讲规矩,出洋相的事一桩接一桩。
说话时也带着点嘲笑的意思。
结果被皮定均知道了。
他没发火,只是把儿子和警卫员叫到跟前,语气很平静地说:“以后别再叫他‘老八子’,叫段叔叔。
他从农村来,有些事不懂,你们不能笑他。”
一句话,全场安静。
皮定均说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有分量。
他不是在教训,而是在提醒:别忘了,这些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说回皮效农。
在1972年,他在部队当班长。
那时候他正值年轻,一腔热血,干劲也足。
突然有一天,部队领导把他从班长岗位上调去了炊事班。
他心里一下子憋不住了。
那会儿,“当炊事员”在不少人眼里就是“被边缘化”了。
皮效农直接给父亲写了封信,话里话外都透着不服气。
皮定均收到信后很快回了。
语气平静,但句句在理。
“炊事员,红军叫他‘大师傅’,不是谁都能干的。
又卫生又麻利,才干得好。
不能用那些资产阶级的眼光看待分工。”
他还提起自己十几岁参军时,当过卫生员、通信员,干什么都干得起劲,从没觉得丢人。
皮效农看完信,没吭声。
后来他回忆说,自己从那以后,再也没因为岗位高低闹情绪。
每次遇到挫折,都会翻出那封信看看。
这封信他一直保存着。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每一个字他都记得。
再往前推几年。
1955年,全国军队开始实行军衔制。
福州仓山小学,是当年军区子弟的集中学校。
皮效农就在那儿上学。
那时候孩子们之间有个怪风气——比谁爸爸官大。
“我爸是师长。”“我爸在中南海工作。”这种话在课间随处可听。
皮效农回家说起这些事,没想到被父亲听到了。
皮定均没吭声,第二天晚上叫了几个孩子开家庭会。
他问:“如果别人问你爸爸是什么官,你们怎么回答?”
几个孩子一时答不上来。
皮效农说:“那我就说你是个和尚。”他觉得和尚地位低,不会有人再问下去了。
另一个哥哥打趣说:“就说爸爸太高了,我们看不到肩章。”
皮定均笑了,但还是摇头。
他最后说:“就说不知道,不就行了吗?”
从那以后,皮效农再没在学校提起父亲的职务。
也没人再听他说过“我爸是司令”这种话。
那会儿的皮定均,已经是军区正职领导。
但在家里,他不讲战功,不谈级别。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像你们这么大时,做了多少事啊!”
说完就不再多讲。
他更愿意带着孩子们去种树。
每到新家,他都要在房前屋后挖坑种树,亲自示范怎么下锄、怎么护根。
坑要挖得宽,直径1.5米,深1米。
他说:“树的根扎得深,才能长得稳。”
夏天种树,烈日当头,蚊虫乱飞,他也不在意。
大家都累得不行,他还在一棵棵检查工具有没有损坏。
有一次,他们去福州“五一”广场参加义务劳动。
天上下着小雨,皮定均脱下军装,挽起袖子,干得比谁都快。
旁边的群众认出他了,一下围了上来。
他没说话,只是继续挖着地。
这些事,皮效农一辈子都记得。
后来,段修德在皮家住了一个多月。
皮定均亲自给当地政府写了证明信,还让张烽去买了床新被子。
老战士临走前,进了军区医院做了全套体检,身体也养好了些。
再后来,他成了县里园艺场的一名工人。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在皮家叫他“老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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