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夏天，西安。
晚上十点多的老工厂家属院突然一片漆黑，电断得很突然，没人知道原因。
可就在这片黑暗中，有人屏住了呼吸，有人悄然靠近了目标。
那天晚上，田跃进被抓了。
他是个卖茶叶的商人，也是一名潜伏了七年的台湾间谍，代号“3450”。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还得倒回到1990年。
那会儿的田跃进，刚二十来岁，西安人，学历不高，做过几年工厂工人。
后来单位安排他去海南，说是支援项目，其实就是希望他能“闯一闯”。
海南那时候刚刚搞特区，全国各地的人一窝蜂地往那儿跑，谁都觉得机会多。
田跃进也觉得自己得抓住点什么。
到了海南，他住在一个本地人开的民房里。
房东挺热情，还主动给他介绍了个叫“阿香”的女人。
不久，阿香就帮他和另一个老乡王志云办了假护照，说是带他去“见见世面”。
这一去，就是泰国曼谷。
说实话，田跃进那时候根本没什么政治立场。
他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的焦虑。
曼谷的生活让他眼花缭乱。
住的是高级酒店，吃的是进口牛排，还有专人陪着他逛街、买衣服。
几天后，他联系上了台湾情报系统。
对方是个自称“张先生”的中年男人，说话不紧不慢，总是带着笑。
他问田跃进想干什么。
田说：“我不想再打工了，你们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
张先生没马上回答。
他给了田一笔钱——3000美元，说：“这钱你先拿着，接下来我们会教你一些东西，你要用得上。”
从那天起，田跃进开始学怎么写密信、怎么使用密码广播、怎么掩盖身份。
他签了名，立了字，成了“3450”。
回到西安后，田跃进表面上什么都没变。
他还是那个操着陕西口音、在茶叶店看店的小老板。
可实际上，他开始定期通过信件和广播跟台湾方面联系。
他小心谨慎，从不留下痕迹。
他还试图发展新成员。
其中一个就是王有才。
王有才是他以前的朋友，俩人关系不错。1993年，田跃进从泰国回来，带了礼物给王。
是一套精致的茶具，很像那种在台湾夜市能买到的手工器皿。
他说是“台湾朋友”送的，对方想了解些“大陆的情况”。
一开始王有才没多想。
可后来田跃进又找他说：“我跟他们讲了你在报社上班，认识人多，他们挺感兴趣。”王有才这才警觉起来。
他婉转拒绝了，说：“我可不敢掺和这个。”说完就把茶具扔进了墙角。
这件事成了突破口。
1993年夏天，西安国家安全机关收到举报，说有台湾间谍在本地活动，代号“3450”。
他们查了三年，毫无进展。
直到1996年，才决定换个思路——不再找间谍本人，而是从他“发展对象”入手。
王有才的名字重新进入视线。
他们查了王的交际圈，重点筛查那些文化不高、但有出国经历的人。1990年代初，能出国的人不多，尤其是去泰国的。
五个月后，他们锁定了两个名字：王志云和田跃进。
再一查，田跃进1990年和1993年都去过泰国，时间对得上。
而且笔迹专家比对了几封寄往台湾的密信，确认就是田跃进写的。
这下，证据有了。
1997年6月9日，行动开始。
那天晚上，田跃进照常关店，打车去了母亲住的家属院。
特勤组早已埋伏。
他进楼后，大家屏息等待。
晚上八点，家属院突然断电。
整栋楼陷入黑暗。
没人知道是巧合还是人为，但那晚，天特别闷，风一点都没有。
十点左右，田跃进和女友走出楼道。
两人没有叫车，一路慢慢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一所学校后门。
女友进去后，他在门口等着。
十一点四十五分，田跃进准备离开。
一辆出租车刚好经过，他招了手，上车。
车刚开出不远，一辆黑色轿车横在前方，几名便衣从四周围上来。
田跃进还没反应过来，车门就被拉开。
“你就是田跃进？”
他愣了一下，点头：“我姓田。”
“我们有点事，跟我们走一趟。”
他没挣扎，也没说话。
就这样，坐着那辆车，被带走了。
回到国安局，他很快就交代了全部过程。
说自己是怎么接触上的，怎么培训的，怎么发展线人的。
他说那几年其实一直过得提心吊胆，每次收信、写信、掩盖行踪，都像踩在刀尖上。
他说：“其实我早就觉得会出事。”
1991年，他还从对方那儿领过一次6000美元的经费。
那钱他没敢大花，换成了人民币后藏在床底下。
后来用那钱开了茶叶店。
他说自己不是坏人，只是想过好点的日子。
后来，国安机关确认王志云并没有参与具体行动，也没接受任务。
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就放了。
田跃进则在1998年1月2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3450”这个代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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