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蔡孝乾词条、谷正文口述《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福州新闻网《刘晋钰：电力赤子 心向光明》及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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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17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这一天，台湾的天气格外闷热，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白，热气从地砖缝里往上冒，站着不动都要汗湿衣背。
刑场四周，宪兵列队，气氛压抑得像一块铅板压在所有人的胸口上。
这块濒临新店溪的河滩地，日据时期本是台北的军事训练场，1949年之后成了枪决政治犯的刑场，宪四团在此负责行刑，进出的人没有半点声响，连附近的居民都学会了不多问、不多看。
两名犯人被押了过来。
其中一人，身穿整洁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色从容，脚步不乱。
宪兵递过来一碗酒——临刑前的断头酒，这是惯例。他接过来，仰起头，一口饮尽。神
情平静，眼神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慌张，就像喝了一口寻常的茶水。
这个人叫刘晋钰，时年五十岁，生前的职务是台湾省电力公司首任总经理，掌管着全台湾的电力命脉。
他身旁还站着一个人，名叫严惠先，是台湾省电力公司经理处采购课的职员。
两个人，同一天被押赴马场町，同一天倒在枪声里。
五十年后，2000年8月，台北举办了一场名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的展览。
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进场参观，在一张历史照片前停下了脚步。
照片里，刘晋钰与严惠先被宣判死刑后，低头静静写着遗书。
马英九神色凝重，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旁边站着的，是时任台北"文化局局长"龙应台。
那张照片，一身西装、梳着头发的刘晋钰，笔尖划过纸面，写下生命里最后的文字，神情之从容，让人看了久久说不出话。
那碗断头酒仰头喝下去的背后，到底藏着一个怎样的人，又是一条怎样走过来的路，才走到了马场町刑场的那个早晨……
【一】进士之孙，孤儿出身
刘晋钰出身于福州闽侯的合浦刘氏，祖父刘寿藏是清光绪九年，也就是1883年的进士，做过江西分宜县知县，连任三届，后来升任江西袁州府同知。
刘寿藏为官期间克勤克俭，在地方上颇有政声，最后积劳成疾，病殁于任上。
出殡那天，袁州万民相送，哭声震天，成为当地的一段口耳相传的佳话。
这个祖父，没能看到孙子出生。
刘晋钰1900年9月24日生于福州闽侯，幼年父母双亡，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
这个开头，换在任何时代，旁人都要说一声"苦命"。
父母双亡，外祖父母拉扯，家里没有顶梁柱，日子能过成什么样，真是难说。
但这孩子，偏偏争气。
六位叔伯看顾着，从六岁起就送他去读书，进了新式小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后入读福州扬光中学，也就是今天福州格致中学的前身。
这所学校有点特别——别的洋学堂教英语，它主攻法语。这一点，在许多年后，成了刘晋钰出国留学的关键敲门砖。
从扬光中学毕业，刘晋钰考入上海震旦大学电气系，成绩优异。
在上海念书的那几年，他认识了台江鸭姆洲一位黄姓富商的女儿黄淑煊。
黄家看中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与人品，1920年12月，两人在福建三都澳完婚。
岳父随后出资，资助刘晋钰赴法深造，进入法国格鲁诺柏大学专攻机电工程。
法国读完，1923年回国，在母校震旦大学担任教授。
这条路走下来——进士后人，孤儿出身，靠本事考大学，靠才华娶妻，靠留洋学成归来——放在那个年代，是相当硬气的一段履历。
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寒门逆袭"，可刘晋钰本人大概不会这么想，他骨子里有那一代读书人的底色，做什么事都是踏踏实实往前走，不张扬，不取巧。
但刘晋钰真正让人服气的，不是这些书本上的成绩，而是后来那些年，他在战火里干下的事。
【二】战火里的电线杆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之战打起来，炮声隆隆，整座城市笼罩在硝烟里。
刘晋钰没有跑。
当时上海的供水和供电系统是维持军民生存的命脉，日军炸桥炸路，炸电厂炸水站，城里的电力时断时续，老百姓和守城的军队都陷入困境。
刘晋钰那时候已经是电气专家，他出面组织抢修，冒着日军的炮火到处维持自来水和电力供给，连续五十个小时没有合眼，战机就在头顶轰鸣，炸弹落在附近炸出大坑，他照样爬上电线杆架线通电。
这种事，想一想后背就发凉，换了旁人，早已经跑了。
日军攻下南京之后，刘晋钰跟着一批人撤往大后方，辗转到达云南昆明。
在那里，他先后担任资源委员会昆明电厂工程处主任、昆湖电厂厂长，主持建造了四千瓦汽力厂。
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他又想出了一个脑洞颇大的主意——在山洞里建电厂。
两千瓦的电厂，生生造进了山肚子里，成为中国第一间山洞内的防空电厂。
敌机炸不着，这才叫真本事。
1940年，他转赴越南，担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驻越南总代表，负责运输经济部建设物资。
1943年，又前往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考察电气事业。
整整一场抗战，刘晋钰的身影出现在上海、昆明、越南、美国、英国……每换一个地方，都是同一件事——把电搞好，把灯点亮，让机器能转。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再次委任刘晋钰为专门委员，赴台湾接收电力行业。
这一年的11月15日，刘晋钰抵达台湾，参加筹建台湾省电力公司。
台湾光复时，全台电力系统总装置容量虽有27.5万瓩，但因受战火破坏，可用电力仅剩3.3万瓩，缺口巨大，电网残破，到处都是烂摊子。
能接这个担子，并且接得下来，不是随便谁都干得了的事。
1946年5月1日，台湾电力公司正式成立，刘晋钰出任公司首任总经理。
从福州闽侯走出来的孤儿，走到了台湾电力行业的顶端，掌管着全台湾的电力命脉。
打从1945年底踏上台湾这片土地，刘晋钰就把修电网、造电厂、保供电当成了自己的本职。
那几年，台湾的灯，是他一盏一盏重新点亮的。
可这时候，有另一件事，正在他家里悄悄发生。
【三】一家五口的另一面
刘晋钰有五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
表面上，这是一个体面的专家家庭，父亲掌管着全台湾的电力，儿女们各自念书、留洋，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但这个家庭，有另一面。
长子刘登峰，1924年生于上海，抗战期间在云南大学求学，1944年在云南加入共产党，1946年奉命入台，化名"王健"，考试插班进入台湾大学物理系，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主要负责接收延安新华社电台广播、将内容转抄给台湾省工委。
次子刘登元，1926年生于上海，1946年在武汉华中大学物理系就读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47年，奉组织命令考入台湾大学物理系，化名"黄坚"，由大哥和三弟作为介绍人，正式入党，在台从事地下组织工作。
三子刘登明，1928年生于上海，1946年随母亲赴台，考入台湾大学农学院，担任学生自治会理事，联系学生、发展地下组织，也是共产党员。
三个儿子，同时在台湾做地下工作，对外身份是普通的大学生，父亲是电力公司总经理，表面上风平浪静，内里却是另一套运转的世界。
地下工作有一条铁律，家庭成员之间要严格区隔，但刘家的情况特殊，子女的倾向，父亲多少是清楚的。
1949年，台湾局势骤然收紧，大规模抓捕开始。
地下党组织察觉到风声，紧急安排人员撤离——刘登峰的单线联络人暴露，受命撤回大陆；刘登元和刘登明也先后经由组织安排，在台湾四六事件之后，分批潜回大陆。
三个儿子走了，最小的儿子刘登胜当时才十八岁，还是个中学生，已经秘密入党，但没有暴露，留在台湾继续念书。
家里的三个儿子，父亲刘晋钰多少是知情的。
长子刘登峰撤离台湾之前，专门冒险去台北见了父亲一面，告知自己接到命令、要临时撤出台湾，并说地下党组织会再派同志与父亲联系，请他接受对方的领导。刘晋钰听完，点了点头。
不久后，地下党组织与刘晋钰正式联系，并向他交代了一项具体的任务：等待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时，在台湾省电力公司工人中组织可靠力量，确保供电设施不受破坏，保护技术专家的人身安全，以利于台湾恢复发展经济。
这是一个电力专家能做到的最接地气的事——等时机来了，保住灯还亮着，保住电还通着，让解放军进来就能用。
就这样，1949年初，刘晋钰在台湾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这一年，他已经将近五十岁，在台湾电力公司任总经理。
外人看到的，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电力专家；没人知道的，是这个看上去体面又稳重的中年人，已经悄悄站到了另一边。
【四】那个笔记本，和那个夜晚
1950年1月29日，深夜，台北泉州街26号。
这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藏身之处。就在这天夜里，蔡孝乾摸黑回到住处，门口等着他的，是保密局侦防组的特务。
蔡孝乾，这个名字在台湾地下党历史里分量极重。
他是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干部，1946年奉命潜回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是台湾地下党在岛内的最高负责人，化名"老郑"。
他在延安磨砺多年，经历过长征、抗战，按理说是块久经考验的料子，但1950年的台北，把他身上最脆的那一面砸了出来。
这一夜，他被捕了。
特务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一张写有两个电话号码的十元纸币，以及马雯娟的假身份证。
这个笔记本，成了撬开整个局面的关键。
蔡孝乾在里面写了若干人名和线索，其中有两个名字格外打眼——一个是"吴次长"，查清楚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另一个，是"刘晋钰"，查清楚是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
两个名字，落在纸上，就再也抹不掉了。
蔡孝乾被捕的当晚，还耍了个花样——他谎称自己不过是个普通联络员，并主动提出可以带特务去抓"上级"，带着一帮人走到台北一家木材行附近，趁特务不备，从侧门翻墙逃脱。
他消失了，但他留下的笔记本没有消失。
躲在嘉义农村的两个多月里，蔡孝乾吃惯了山珍海味的肠胃熬不住乡间的粗茶淡饭，1950年3月中旬，他冒险到镇上的西餐厅吃牛排，被等候多时的特务认出，第二次落网。
这一次，他没能撑住，一周之内就把台湾地下党的全部情况和盘托出——从组织架构到干部名单，事无巨细，详尽到惊人，数百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随后陆续被捕。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也在同步收紧。
1950年2月，负责与吴石联络的地下党女特派员朱枫在撤往舟山途中落网，身上搜出了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1950年3月1日，吴石在台北被正式逮捕。
这场被后来称为"吴石案"的大抓捕，牵连的人数之多，震动了整个台湾。负责侦办此案的，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
吴石案落定，1950年6月10日下午四时，吴石在台北市古亭区马场町刑场被处决，终年五十六岁。
同日被处决的，还有朱枫、陈宝仓、聂曦。
案子结了，毛人凤把谷正文的月薪从原本的数字提升至八百元。
在当时的保密局内部，这个数字着实让人眼红——保密局内部基本工资向来低得可怜，要靠抓到"大鱼"才能"恭喜发财"，八百元，已经是相当体面的待遇。
谷正文捏着这份赏赐，心里已经有了另一个盘算。
他凑近毛人凤，低声说，还有另一个人，再拿下来，便是大功一件。这个人，就是刘晋钰。
【五】保密局布下的那张网
谷正文对刘晋钰出手的方式，在台湾方面的史料里留有明确的记录。
蔡孝乾的笔记本上，"刘晋钰"三个字清清楚楚。
保密局查清楚此人是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却拿不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蔡孝乾笔记本上的一个名字，说明不了什么，更谈不上定罪。
谷正文不走正面，他走侧面。
他安排了一名特务，冒充地下党联络员，主动去接触刘晋钰。
刘晋钰不是经过严格反侦察训练的职业情报人员，他是个电力专家，平生所学是电网和电厂，不是如何识别眼前这个人是真是假。
面对这个上门自称是"组织同志"的人，他很快被诈出了虚实。随即，刘晋钰被捕。
被捕后，刘晋钰在审讯中承认了一件事：最近收到了他留在大陆的孩子寄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求他在台湾的财经企业界拉拢身边的朋友，为台湾解放做准备。
这封信，成了后来定罪的关键材料之一。
接下来，蔡孝乾1950年8月29日再度落网自新后的供词里，提到了一段更为关键的内容：刘晋钰的三个儿子皆是共产党员，由省工委干部徐懋德出面运作拉拢，使刘晋钰承诺在台湾解放后不破坏发电设备，保持全台电力运作顺畅。
三兄弟相继离台后，蔡孝乾派遣徐懋德前往刘晋钰家中当面谈妥，刘晋钰亲口说出了"坚决为共党效命"这句话。
这句话，成了判决书上最重的那根柱子。
案子到这里，结局已经基本注定。保密局有了证据链，有了供词，有了定罪的逻辑闭环。
但偏偏，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反对的声音，从台湾省内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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