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蹲在劳务市场门口啃着两块钱一个的烧饼，西北风刮得脸生疼。手机响了一声，是中介老张发来的：“老李，有个活儿，月薪七千，伺候一个六十五岁的女雇主，住别墅，包吃包住，你干不干？”
我嘴里的烧饼差点没咽下去。
七千块啊，我在工地搬一个月砖也才挣四千出头。我今年四十五，老婆三年前查出尿毒症走了，留下一个正上大学的儿子，欠的债像座山压在我背上。这种钱，不干是傻子。
可我心里头还是咯噔了一下——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请个四十五岁的男保姆，开这么高的工资？
老张在电话里压低声音：“雇主姓周，以前是大学退休教授，老伴儿走了十来年，一个人住在城西的别墅区。前头换了五个保姆，都没干过仨月。”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为啥都不干了？”
“嗨，老太太脾气古怪，规矩多。你去了就知道。”老张含含糊糊地把地址甩给我，挂了电话。
那天下午，我拎着一个旧帆布包，搭了一个多小时公交，又走了二十分钟，才找到那栋三层小洋楼。铁门是欧式花纹的，院子里种着腊梅，黄澄澄的花骨朵在寒风里抖。我按了门铃，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头发花白、穿着藏青色羊绒衫的老太太站在门里，眼神锐利得像把刀，从头到脚把我扫了一遍。
“你就是李建国？”她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子威严，“进来吧。把鞋脱在门口，换这双拖鞋。”
我刚跨进门，她就把门“咣当”一声反锁了。那一瞬间，我后脖颈子的汗毛全竖起来了。
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可空气里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不是樟脑丸，也不是中药，像是某种陈年的、闷在角落里的东西。客厅正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个穿军装的男人，眉眼跟周教授有几分像。
“那是我哥。”她淡淡地说，“七八年没的。”
我“哦”了一声，不敢多问。她把一份手写的“家规”递给我，整整三页纸，密密麻麻：几点起床、几点做饭、菜谱怎么搭配、二楼东边那个房间绝对不能进、晚上十点以后不许下楼、不许跟邻居闲聊……
最后一条让我手抖了一下：“雇主睡觉时，保姆必须把自己房间从外面反锁。”
我抬起头看她，她正用一双浑浊却清明的眼睛盯着我，慢悠悠地说：“小李啊，七千块不好挣。你要是怕，现在走还来得及。”
我咬了咬牙——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周老师，我干。”
头一个月，我活得像头惊弓之鸟。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熬小米粥、蒸南瓜、煎一个荷包蛋——周教授的早饭十年没变过样。她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筷子碰碗的声音都嫌吵。我站在餐厅门口，背挺得笔直，活像旧时候大户人家的下人。
最让我犯嘀咕的，是二楼东边那个房间。
那扇门永远锁着，门缝里时不时飘出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儿。有几回半夜，我躺在自己屋里，明明被反锁着，却听见楼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还有……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我把这事憋在心里，不敢问，也不敢打听。可越憋越邪乎。我开始怀疑——这老太太，是不是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前头那五个保姆，是真“干不下去”，还是……
第二个月的一天，周教授突然犯了心绞痛，脸白得像纸，瘫在沙发上直冒冷汗。我手忙脚乱给她含了硝酸甘油，又掐人中。她缓过劲儿来，抓着我的手，声音发颤：“小李……上去……把东屋的门打开……喂他吃药……”
我愣住了。
她从脖子上摘下一把钥匙，塞到我手心，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拜托你了……”
我攥着那把还带着体温的钥匙，一步一步上了楼。心跳得跟打鼓似的。门“咔哒”一声开了。
屋里头，一张医用床上，躺着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儿，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眼睛半睁半闭。床边的柜子上摆着一排药瓶，墙上挂着一张年轻时候的合影——是周教授和这个男人，两个人笑得跟两朵花似的。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那天晚上，周教授靠在沙发上，跟我说了实话。床上躺着的，是她的老伴儿，姓陈，十二年前中风成了植物人。所有亲戚朋友都劝她送养老院，连儿女都跟她翻了脸——儿子在美国，女儿在上海，都说她“伺候一个活死人，图什么”。
“图什么？”她苦笑了一下，望着窗外的腊梅，“我们俩，二十二岁认识，谈了八年才结婚。当年他为了我，放弃了去北京的机会。我答应过他，这辈子谁也不离开谁。”
她说，前头那五个保姆，知道屋里有个植物人，都吓跑了，还有一个偷过她的首饰。所以她立那么多规矩，请男的，开高工资，不过是想找个靠得住的人，陪她把这最后一程走完。
“小李，我不是防你，我是防这世道。”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没了那股子锐利，只剩下疲惫，“人老了，怕的不是死，是没人懂。”
我鼻子一酸，半天没说出话。
打那以后，我每天除了照顾周教授，还多了一份活儿——给陈老师翻身、擦洗、喂流食。我也不觉得苦，反倒踏实了。每个月七千块，我寄五千给儿子，剩下两千自己攒着。
前几天，陈老师走了，走得很安详。周教授没哭，只是握着他的手坐了一整夜。
她跟我说，房子她要卖了，去上海跟女儿住。临走那天，她塞给我一个红包，里头是两万块钱。
“小李，谢谢你。”
我站在那栋空了的别墅门口，看着腊梅又开了一年。这世上的事儿啊，看着邪乎，其实背后都藏着一颗放不下的心。
七千块的工资，我挣得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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