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红二方面军战史》、《贺龙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相关史料、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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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延安，一个消瘦的身影躺在病榻上，窗外的黄土高原吹来阵阵风沙。
他叫关向应，曾经纵横南北、叱咤沙场的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
可此刻，肺结核已经把这位铁打的将领蚕食得只剩下一口气。
贺龙守在床边，眼眶通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两人搭档十年，生死与共。
九年后，1955年，解放军举行了一场载入史册的授衔典礼。
十位将帅的名字被庄严宣读，十枚元帅肩章落定。
贺龙在列。
关向应——不在了。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年仅44岁。
那枚本或属于他的肩章，就此成了一个永远无法验证的历史悬念，随他一同沉入了黄土之中……
【一】码头少年走上革命路
1902年8月，关向应出生在辽宁金县一户贫苦渔民家中。
金县地处辽东半岛南端，濒临黄海，是个渔业为主的地方。
关家世代打鱼为生，收入微薄，到了关向应这一代，家里更是难以为继。
他幼年时勉强读过几年私塾，但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供他继续念书，十几岁便辍学外出谋生。
大连，是他走出金县后落脚的第一站。
彼时的大连，已是日本租借地，码头上每天停靠着大批货轮，搬运工人密密麻麻地穿梭其间。
关向应在这里找到了一份码头装卸的苦力活，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扛着沉重的货包来回奔走，换取微薄的日薪。
整个码头，就是一个巨大的压榨机器，把最底层的力气，榨成最廉价的铜板。
码头的生活，苦是苦，却也让他见识了另一个世界。
大连码头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其中不乏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
日本殖民管理下，工人的待遇极为恶劣，工时长、工钱少、稍有怠工便遭打骂。
正是在这种压迫之下，工人之间的组织意识开始悄然滋生。
关向应在码头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工友，开始接触革命理念，逐渐明白，个人的苦难背后，是整个阶级的处境。
一个人扛包，扛到老死也不过如此；一群人站起来，才有可能改变命运。
这个道理，在码头上泡了几年的关向应，比谁都懂得深。
1922年，关向应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踏上了组织的轨道。
这一年，他20岁。
入团之后，他积极参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在大连的工厂和码头之间奔走，联络工友，传递信息。
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能够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把复杂的道理讲得简单明白。
上头派来的那些科班出身的干部，有时候对着工人讲了半天，工人们云里雾里听不懂；关向应开口，三言两语，大伙儿就点头了。
这种能力，后来在他从事政治工作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是他最重要的本领之一。
1925年，关向应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那一年，他23岁。
入党后不久，组织上便将他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苏联专门为培训各国革命干部而设立的学校，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骨干都曾在这里接受系统训练。
课程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军事基础知识、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
能被选送出去的，要么出身好，要么能力突出，要么两者兼备。
关向应属于后者。
关向应在莫斯科学习了约两年时间。
这段经历，让他从一个靠本能和热情驱动的工人活动家，成长为一个有系统理论支撑的革命干部。
归国之后，他的工作方式和视野，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原来是凭感觉干活，往后是有章法地推进，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实际工作中慢慢显现出来。
1927年，关向应回到国内。
此后数年，他先后在党的工人运动和兵运工作中历练，参与多项重要任务，逐渐在党内建立起自己的资历与声望。
1930年，他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候补委员。
这一年，他28岁。
从大连码头的苦力少年，到党的核心决策层，关向应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这条路，没有任何捷径，全靠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一个码头工人能走到这一步，放在那个年代，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二】湘鄂西的烽火搭档
1931年，关向应奉命进入湘鄂西苏区，出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与贺龙正式搭档。
湘鄂西苏区，地处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地带，是红军在南方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这一带山地纵横，河网密布，既是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也是物资补给极为困难的穷乡僻壤。
进来的人，要么被山路磨掉腿力，要么被贫瘠磨掉意志。
能在这里坚持下去的队伍，每一支都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
贺龙早在1928年就开始在这一带活动，凭借个人威望和灵活的游击战术，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队伍撑了下来。
但撑下来是一回事，撑得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
关向应到来之前，红三军的政治工作相对薄弱，部队纪律参差不齐，内部凝聚力有待加强。
基层士兵的思想状况，干部对政策的理解程度，军民关系的实际质量，这些东西积累下来的隐患，是迟早要在某一个关键时刻爆发的。
关向应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深入各部队摸底。
他走遍了红三军下辖的各个团，与基层干部逐一谈话，了解部队的实际状况，不听汇报里的套话，只看实际的样子。
他发现，部队里存在的问题，除了物资匮乏这一客观困难之外，还有纪律松弛、政治教育缺位、干群关系紧张等深层次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一道命令能解决的，需要耐心、时间，还有真正懂得基层的人去推动。
针对这些情况，他着手重建部队的政治工作体系。
从连队政治指导员的配备，到士兵委员会的组建，再到党支部在基层的全面覆盖，他一项一项推进，把政治工作的根扎进了每一个战斗单元。
他常说，政治工作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是要渗进每一个战士心里去的东西。
一支部队，打得赢打不赢，最后靠的不是枪，是人心。
与此同时，他注重改善军民关系。
在根据地范围内，他推动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禁止任何形式的扰民行为，同时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生产劳动，在当地百姓中树立起红军的良好形象。
这些工作看起来琐碎，却是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的根基所在。
根据地失去了群众，就像鱼失去了水，迟早是死路一条。
1932年，湘鄂西苏区遭受严重打击，国民党军队大举进剿，苏区连续丢失大片土地。
红三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在川黔边境一带艰难转移。
这段时间，是关向应政治工作能力经受最严峻考验的阶段。
部队长期处于运动作战状态，吃不饱、穿不暖，非战斗减员严重，士气低落。
有的战士开始动摇，有的地方干部趁乱脱离队伍。
关向应几乎每天都在处理这类问题，有时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有时当场拍板处置违纪行为，有时则是在极度疲惫的行军途中，找一块石头坐下来，和普通士兵聊上几句，让他们感受到组织还在、希望还在。
困难的时候，一句真话，往往比十句口号管用。
转移途中，部队的处境一度极为艰难，粮食短缺到了极限，衣物单薄抵不住寒夜，减员的速度快得让人心惊。
但部队的建制没有散，士气没有彻底崩塌，这里面，关向应的功夫占了很大的比重。
1934年10月，红三军在贵州木黄与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完成会师。
这是那段艰苦岁月里难得的好消息。
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关向应继续担任政治委员。
两支部队会师之后，合力在湘西一带重新开辟根据地，局面逐渐好转。
1935年，湘鄂川黔根据地初具规模，红二、六军团的兵力也有所恢复。
在这一阶段，关向应除主持政治工作外，还深度参与了根据地的行政建设，土地分配、粮食征购、地方武装的组建与管理，均在他的统筹协调范围之内。
根据地的建设，从来不只是打仗的事。
打仗是一时的，根据地是长久的，两者缺一不可。
【三】长征路上的漫漫征途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正式踏上长征之路，从湖南桑植出发，向西南方向转移。
出发时，两支部队合计约两万一千余人。
这个数字，在漫长的长征途中会不断缩减，直到抵达目的地时，已经远不及出发时的规模。
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和一个再也无法回头的故事。
关向应随军出发，全面负责两支部队的政治工作。
此时，他的肺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病变症状，长途行军对他来说是双重的消耗——既是体力上的透支，也是病情上的加剧。
但他没有要求特殊照顾，没有要求担架，和普通干部一样随队行进。
身边的人劝他注意身体，他摆摆手，说部队都在走，我没有理由不走。
长征初期，部队穿越湖南西部，进入贵州境内。
国民党军队多路追堵，部队几乎每天都要经历大小不等的战斗。
在这种高强度的作战节奏下，政治工作的难度成倍增加——既要在战斗间隙完成对伤亡情况的处置和人员补充，还要及时安抚因战斗减员而产生的悲观情绪。
每打一仗，都会少一些人，少了人，队伍里就容易出现动摇。
这个时候，政委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
关向应不坐在指挥部里等汇报，而是主动下到各部队巡视。
在行军途中，他常常走在队伍中间，和各级干部、普通士兵边走边谈，随时掌握基层的真实状况，遇到问题当场解决，不积压、不拖延。
他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不管多累，先把各部队的政工干部叫来开一个短会，了解当天的实际情况，布置第二天的工作。
这个习惯，他从湘鄂西就养成了，一路带到了长征结束。
1936年3月，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开始渡过金沙江。
渡江一段行程地形极为险峻，渡江作业难度很大，部队在高寒山区行进，减员持续发生。
过了金沙江，部队进入西康地区，开始翻越雪山。
雪山地带，气温极低，空气稀薄，很多战士因高原反应而倒下。
衣物、食物严重不足，部队的状态跌入谷底。
不少战士脚上的草鞋早已磨烂，裹着破布走在积雪上，没走多远便冻伤了脚趾。
关向应在这一阶段，与各部队政委保持密切联系，每天掌握各部队的实际状态，稳住建制，防止因减员过重导致基层组织涣散。
他自己的肺部在高原上已经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咳嗽愈发严重，但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地翻过去。
1936年7月5日，红二方面军正式成立，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整编完成后，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穿越草地，向陕北进发。
草地行军，是长征中最为艰苦的阶段之一。
绵延数百里的高原沼泽地带，没有道路，没有居民，粮食补给几乎断绝。
部队只能靠挖野菜维持基本生存，每天都有人因饥饿、疾病、陷入沼泽而牺牲。
草地里没有参照物，走着走着就会迷失方向，有的小分队一旦和大部队失散，便再也没能归队。
关向应在草地行军期间，病情进一步加重，体重明显下降，面色蜡黄，但仍坚持在队伍中随行。
身边的警卫员几次想搀扶他，都被他推开了。
他说，能走就要自己走，让战士们看见政委趴在担架上，士气要垮的。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完成三大主力会师。
至此，历时近一年的长征宣告结束。
从湖南桑植出发时的两万余人，走到甘肃会宁时，已经大幅减员。
每一个走到终点的人，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关向应是其中之一。
他走完了这段路，但他的身体，也在这段路上留下了再也无法弥合的损伤。
【四】晋西北的根据地岁月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
同年8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二方面军的部队主体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
1937年9月，一二○师奉命开赴华北战场，挺进晋西北地区。
晋西北，地处山西西北部，与陕西、内蒙古接壤，是连接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通道。
这一地区山地面积广大，适合开展游击战争，但经济基础薄弱，群众基础参差不齐，工作难度不小。
关向应到达晋西北后，立即着手根据地建设工作，把工作重心放在三个方面：建立地方党组织，把党的触角延伸到各县、各村；组建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之外形成武装力量的梯次配置；推动地方政权建设，逐步建立起正常的行政运转秩序。
这三件事，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不容易，放在一起同步推进，难度可想而知。
晋西北当时的情况，远比预想的复杂。
地方上旧有的势力盘根错节，部分地主乡绅对抗日民主政权持观望甚至抵制态度；普通群众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对任何外来力量都保持着本能的警惕；而日军的扫荡，也从未停止过。
外有强敌，内有阻力，想在这片土地上把根扎稳，没有真功夫是不行的。
关向应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他亲自下乡调研，走访各县，和地方干部、普通农民面对面交流。
他发现，群众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眼前的实际问题——能不能保住庄稼，能不能少交租，能不能在日军扫荡时有个躲避的地方。
这些朴素的需求，才是打开群众心门的钥匙。
针对这些实际需求，他推动制定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保护群众财产等一系列具体政策。
这些政策落到实处之后，群众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态度逐渐转变，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开始稳固。
晋西北的根据地，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
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是靠一件一件的实事堆出来的。
然而，就在根据地建设渐入轨道的时候，关向应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垮下去。
1938年之后，他的肺结核病情明显加重。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加上战时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
咳嗽、低烧、体重持续下降，这些症状已经无法掩盖。
一二○师的医疗条件极为有限，能提供的治疗手段少之又少。
组织上多次要求他停下来休养，他每次都是稍微休息几天便重返工作岗位，总说等根据地稳定了再说。
1939年，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关向应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身体透支愈发严重。
扫荡来临时，他强撑着参与各项指挥协调工作；扫荡过后，又要主持灾后的重建和群众安抚工作。
这种连轴转的工作节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对于一个已经患有严重肺结核的人来说，无异于在消耗生命。
1940年，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无法继续正常工作的程度，被送往延安接受治疗。
离开晋西北的那一天，他对身边的同志说，等病好了还要回来。
但他再也没能回去。
在延安休养的岁月里，关向应始终没有真正放下工作。
病榻之上，他仍坚持阅读文件、参与讨论，力所能及地为组织提供意见。
延安的医疗条件，比晋西北强了许多，但面对肺结核这个当时几乎无法根治的病症，再好的条件也有其极限。
1942年，组织安排他赴苏联就医，希望借助苏联的医疗条件改善病情。
他辗转抵达苏联后接受了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病情略有好转。
但受战时条件所限，治疗效果终究有限。
1943年，他返回延安，继续与病魔抗争。
回到延安之后，他的状态时好时坏，始终未能真正康复。
医生一再叮嘱他静养，他却总是忍不住要看文件、要参与讨论。
周围的同志看在眼里，劝也劝不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关向应正躺在延安的病床上。
这个他等待了八年的消息，终于来了。
然而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力气去欢呼。
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病情持续恶化，最终无力回天。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年仅44岁。
伟人闻讯，亲笔题词："关向应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贺龙赶到灵前，久久无言。
就在关向应离世的同一年，解放战争的战火在全国各地次第燃起。
而当多年后的军史研究者，将关向应在土地革命、长征、抗战三个阶段的完整履历，逐一对照1955年授衔的核定标准细细丈量时，压在这份履历最底端的那个关键变量，让所有翻阅过这份档案的人，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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