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机械地刮擦着，发出沉闷的“唰唰”声。凌晨五点半的天色像是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透着阴冷和沉重。我把车停在县委家属院的楼下，没有鸣笛，只是静静地看着后视镜里那扇熟悉的单元门。
没过几分钟，沈楠从楼道里走了出来。她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步子迈得很快，但明显带着几分沉重。我赶紧推开车门，撑开伞迎上去，想帮她拿手里的公文包。她微微摆了摆手，示意不用，自己收了伞，低头钻进了车子的后座。
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把外面的风雨声彻底隔绝了。车厢里弥漫开一股淡淡的风油精味，还有一点受了潮的羊毛大衣的气息。
“走吧，林辉，去市里。”她的声音有些沙哑，透着浓浓的疲惫。
我应了一声，挂挡，轻踩油门。车子平稳地驶出家属院，驶向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作为她的专职司机，这三年里，那条路我们走过无数次。但我能感觉到，那天早上的气氛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去市里开会，她总会在后座上翻阅文件，或者连着打几个电话安排县里的工作。但那天，她一上车就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我把车内的暖气稍微调高了一点，将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尽量把车开得平稳。透过车内后视镜，我看了她一眼。沈楠今年四十二岁，在我们这个贫困大县当了三年的县长。外界都叫她“铁娘子”，雷厉风行，说一不二。
但在我这个司机的后视镜里，她只是一个疲惫到了极点的女人。她的眼袋很重，虽然化了淡妆，依然掩盖不住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憔悴。鬓角处，有几根白发在车窗外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刺眼。
车子驶上省道，两旁的树木在雨中飞速后退。我的思绪也不由自主地飘回了这三年的点点滴滴。
刚给她开车那会儿，我还带着几分退伍军人的傲气，觉得给一个女领导开车，无非就是迎来送往，但沈楠很快就让我刮目相看。我记得那是她刚上任不到半年的时候，县里遭遇了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雨，青石乡的后山发生了泥石流，几个村子被困。
那天的雨特别大，当时市里的救援队伍还在路上，她硬是逼着我把车开到了公路断裂的地方。前面的路车根本过不去，泥水裹挟着石头疯狂地往下冲。我劝她等一等，她却连雨衣都没穿好，抓起手电筒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泥浆里蹚。
“林辉，你在车里守着，保持通讯畅通，我得进去看看。”她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怎么可能让她一个人去？我锁了车，跟在她身后。那一晚，我们在一片漆黑和泥泞中走了五个小时。在转移群众的时候，一段土坡突然塌方，如果不是我眼疾手快扯了她一把，她可能就被泥石流卷走了。
事后，我们瘫坐在临时安置点的帐篷外，浑身都是泥巴，冻得瑟瑟发抖。她没有哭，也没有后怕，只是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杯热水，看着那些安全撤离的乡亲们，轻声说了一句：“这就值了。”
从那以后，我对她不再只是上下级之间的敬畏，更多的是一种战友般的默契。我知道她胃不好，车里永远备着温水和胃药；我知道她颈椎疼，座椅的头枕总是调到最适合她的角度。
省道上的货车渐渐多了起来，溅起的水雾让视线变得模糊。我握紧方向盘，全神贯注地盯着路况。
“林辉。”
后座突然传来她的声音。很轻，不像平时下达指令时那样干脆。
我以为她要喝水或者问时间，便微微偏了偏头：“在，县长。是不是冷了？”
后视镜里，沈楠解开了安全带。她没有像往常那样靠在椅背上，而是微微前倾了身体，双手扶着主驾驶和副驾驶座椅之间的中央扶手箱，把头凑近了我的耳边。
那一瞬间，我甚至能感觉到她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肩膀，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你慢点开，我有事跟你说。”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几乎被车轮碾压积水的声音盖过去。但在那狭小而密闭的车厢里，这句话却像是一块石头，重重地砸进了平静的湖面。
我心里猛地一沉。跟了她三年，她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过话。
哪怕是当年面对县里最棘手的烂尾楼群体事件，她也是站在办公桌前，掷地有声地布置任务。那一刻的她，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和坚硬，像是一个终于撑不住了的普通人。
我没有立刻回话，而是看了一眼右侧的反光镜，打起右转向灯，缓缓踩下刹车，将车子平稳地停在了省道旁的一个紧急停车带上。我挂上驻车挡，拉起手刹，然后才转过头看着她。
“怎么了？有什么事？”我问得很直接，没有叫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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