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上海，很多资本家都在琢磨同一件事，怎么离开，荣毅仁思考的却是另一件事，怎么留下？
这个决定，让荣毅仁把家族经营半个世纪的商业帝国亲手交给国家，但也将他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绑定起来，换来青史留名的荣耀。
1
荣毅仁出身的荣氏家族，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崛起的民族资本家族。
早在清朝光绪年间，无锡荣氏的荣俊业便先后进入福建船政大臣张佩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深度参与机要事务，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资源。凭借这份底蕴，荣俊业的族侄荣熙泰，得以在上海开办钱庄，一朝发迹。
后来，荣熙泰生育两子，分别是荣宗敬和荣德生。
兄弟两人成年以后，不仅继承了父辈的钱庄生意，还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开办了面粉厂和纺织厂。到了1922年，荣氏家族十二家面粉厂的产能，就占到全国民族资本面粉总产能的三分之一，九家纺织厂的纱锭和布机，占全国民族资本纺织设备总数的五分之一。
这些满足吃穿的产业，给荣氏兄弟换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称号，也为荣氏家族赚到富可敌国的资本。
然而，好景不长。
十数年后，日本全面侵华，定居上海的荣氏家族首当其冲，家族产业要么被战火烧毁，要么被日本剥夺，仅剩的几处产业也被分割在上海租界和陕西宝鸡，荣宗敬为避祸，更是死在香港。
说一句家族沦落，毫不为过。
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荣氏家族以为能够恢复以往的地位，谁知，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事情接连发生——
日本强占的工厂，按理应该还给荣家，但被国民政府官僚拦截。
战后本应恢复社会秩序，荣德生却两次遭遇国民党军官绑架，勒索款项将近百万美元。
荣毅仁已出任面粉公司经理，勉力维持经营，国民政府官员却污蔑他的面粉是发霉产品，将其逮捕入狱。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荣毅仁，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国军失望透顶。
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修的就是历史专业，非常清楚历代政权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衰败的，现在再看国民党的做为，典型的末日景象，哪有一丝国家政权的样子？
如果追随国民党离开大陆，前景是肉眼可见的一片黑暗。
那不追随国民党，去其他国家独自发展，可不可以？
可以。
荣氏家族经营半个世纪，有的是海外关系、有的是存款财富，即便不追随国民党去台湾，香港、南洋、美国、欧洲也是任他们选择。以他们的关系和财富，走到哪里都是座上宾。
但，面对这个选择，荣毅仁还有另一个考虑——
荣氏家族的根基在中国大陆，如果去了其他国家，重头再来很不容易，未来极有可能是守着余财度日的寓公。
但中国政权即将更替、新的中国即将成立，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恢复经济。在这种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留在大陆，自己的关系、人脉、家业、能力，说不定能派上更大的用场。
可以说，其他资本家想的是现在能带走多少钱，荣毅仁想的是将来能做多少事。
因此在1949年，当所有上海资本家面临走或留的抉择时，荣毅仁便和父亲荣德生达成共识：
哪都不去，留在上海。
2
要留下来做更大的事，必须甩掉一些旧的历史包袱，荣毅仁很清楚，有舍才有得。
那要舍弃什么，又能得到什么呢？
中国革命数十年，一直宣扬的思想就是实现公有制，这一点，我党从来没有隐瞒过，荣毅仁也肯定不陌生。
既然中国革命的方向是公有制，自己又是上海的资本家，那么荣毅仁的选择就很明确了，即舍弃资本家的身份，把家族经营半个世纪的产业，融入国家崛起的历史进程，将一家一姓的小利，化为家国天下的大利。
简而言之，变私为公、化家为国，把自己、家族的命运和国家绑定在一起。
以前的家族产业是为自家赚取利润。以后的家族产业要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的时候，荣毅仁便向上海政府提议，在纺织行业，是否可以由国家提供棉花、工厂收取一定的加工费，把棉花加工成棉纱，再交给国家？
这个建议，事实上是荣毅仁放弃了工厂的自主经营权，并邀请国家深度参与纺织行业的上下游。
很快，荣毅仁的建议得到上海政府的认可，推广到全市的纺织业，再过一段时间，这种模式又得到陈云的重视，“加工订货”模式就此走向全国。
这，便是荣毅仁和国家绑定的第一步。
紧接着，荣毅仁迈出第二步，公私合营。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的公私合营，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初步改造，所得的利润用“四马分肥”的方法分配，即工厂营业额的30%做为税收上交、30%做为工厂公积金、15%是职工奖金、25%分给工厂经理和股东。
第二阶段是1954年到1955年。
那年，国家正式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家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
于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选定个别企业和工厂，试行公私合营，并决定在此后若干年内，将雇佣十个以上工人的私营工商业，纳入公私合营的范围。
看到这些政策，荣毅仁知道，不亚于1949年决定去留的重要时刻，到了。
既然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最终目的，那就不要有任何犹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会得到最丰厚的回报，尤其是对于荣氏家族这种有名气、有地位的民族资本家族来说，此时的态度和示范作用，尤为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4年5月，荣毅仁便主动提出，荣氏家族的所有企业和工厂都实行公私合营，事实上完成了家族产业的国有化。
差不多同一时间，北京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也向北京政府提交公私合营的申请，将同仁堂转变为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中华老字号。
而在荣毅仁等人的带动下，从1955年下半年起，公私合营便顺利进入“全行业改造”的第三阶段，仅用一年半的时间，中国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都参加了公私合营。
做为补偿，企业和工厂的股东可以按照参股份额，每年领取5%的利息，为期十年。
这点股息收入，远远低于企业原来的利润，甚至比不上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表面上看，这是一笔亏本的生意。
但实事求是的说，给股东发股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笔生意，而是给资本家的一份体面，让他们以不流血、不失尊严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这层潜台词，恐怕，荣毅仁一开始就领悟出来了。
正因为领悟了还主动迎上去了，所以这件事给荣毅仁换来一个“红色资本家”的称号，帮他彻底舍弃旧的历史包袱。
3 公私合营是新中国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重塑了地方秩序。剿匪消灭了残兵和土匪，整顿了社会治安。公私合营则是收编了资本家，把旧中国唯一没被战争打垮、且能自成体系的经济金融力量，整合到国家政权里。
完成这件事，中国重塑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块拼图，才算严丝合缝的拼上了。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公私合营是有开创意义的。
例如苏联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的方法是“剥夺剥夺者”，资本家一律打倒、财产一律没收，干净利落。东欧各国也是大同小异，国有化的命令颁布下来，一夜之间剥夺的干干净净。
唯独中国，给资本家留了一份体面，不没收、给赎买、发定息，让他们自己走进新世界。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教员认为，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有两面性，一面是对内剥削，一面是受外国侵略者凌辱。这样一个阶级，固然是新中国不能容忍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旧中国的受害者。
对待他们，简单粗暴的没收，实在不合情理。
此外，民族资本家不仅有厂房、机器等看得见的生产资料，还有数十年来积累的经营能力、技术队伍、市场门路，和消灭土匪一样消灭他们很容易，可一旦消灭了他们，那些看不见的资产也随之而去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给资本家留一份体面、给一条出路，便把对抗变成合作，远比消灭他们有利的多。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1956年完成公私合营时，当年的全国劳动生产率就比前一年增加30%、工商业总产值比前一年增加32%，1957年又比1956年增加8%，工商业肉眼可见的繁荣起来。
而做为第一批主动合作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得到的体面和出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1957年，荣毅仁当选上海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1959年，荣毅仁升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短短数年时间，荣毅仁由商入政，不仅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更是把自己的影响力，从一个家族企业、两个行业和市场，覆盖到整个中国范围内。
他自己都自豪地说：“我所管理的企业、事业，远比家族企业大得多。”
这，便是荣毅仁“舍”之后的“得”。
4 当然，荣毅仁的路也不是一直顺利。
荣毅仁在政治上风光了不到十年，大革命便迎面而来，在这股大潮下，他的资本家身份又被重新翻出来，戴上了“大走资派”的帽子。结果就是，家里的名贵字画和精致摆件都被搬走，他本人也被安排去洗厕所、运煤炭。
妻子一度抱怨，说当初就应该去香港。
荣毅仁反驳道：
“我和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你要记住，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
这个时候的荣毅仁，其实并不知道未来的命运会怎样，他说这样的话，不过是一种本心、一种直觉。
历史往往是这样。
它给你的荣华富贵，可能隐藏着陨落的危险，它把你踩在泥潭，却有可能蕴含着冲天而上的机会。
荣毅仁那代人的转机，出现在1979年。
那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完，中国决定调整国家战略，实行改革开放。改革，意味着逐步瓦解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开放，意味着中国要和西方国家接轨，不再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这两件事，恰恰都是荣毅仁擅长的。
于是在1月17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五人涮羊肉，明确表态，“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言外之意就是，你们的钱、你们经营商业的能力，国家要用，现在就用。
这层意思，荣毅仁听懂了。
不久后，他就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报告，建议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成立一家信托公司，帮助国家引进外资、盘活经济。
这，正是小平同志希望荣毅仁做的事，随即接受他的方案，并专门叮嘱道：
“你来带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要排除干扰，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
一句话，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了，你来全权负责。
就这样，同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成立，注册资金两亿元，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
日后名震中外的中信集团，就此启航。
此后十年，荣毅仁利用沉淀半生的经营能力、以及荣氏家族的海外关系等有利条件，领导中信公司给改革开放事业牵线搭桥，在国际上闯出偌大名声，成为世界各国观察中国的窗口。
叶帅都承认，荣毅仁的作用，别人替代不了。
基辛格甚至评价说，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没有荣毅仁一样的企业家。
兜兜转转一大圈，荣毅仁又成了那个红色资本家。
等到1993年卸任董事长的时候，中信已经从十几人的小公司，成长为三万员工、八百亿资产的庞然大物。而凭借这项功劳，荣毅仁成功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他在四十年前做的那个抉择，在此时获得最大化的回报，一家一姓的小利，也再次化为家国天下的大利。
5 现在回到故事的开头，再来看荣毅仁的选择。
如果荣毅仁选择离开，那么他的命运和其他同行不会有什么区别，买一座庄园、建两栋别墅、投资几个产业。犹如旧政权的遗老遗少一样，平平安安过完一生，默默无闻。
但荣毅仁选择留下，拥护新政权，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尽管期间有很多波折，可终究是顺利走完全程，并且一路昂扬直上，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国家的青史中。
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选择，也不是每个做出选择的人，都有机会复刻这样的命运。
荣毅仁做到了。
这正是荣毅仁最传奇的地方，他和他的家族走的每一步，都精准的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实业救国的时代，荣毅仁的父祖利用政商关系和经营能力，成为民族资本第一门户，为后来的辗转腾挪留下余地。
革命狂飙的时代，荣毅仁当机立断，把家族产业全部国有化，为他打开了进入新政权的门户。
改革开放的时代，荣毅仁重新出山，把家族的百年沉淀和个人的毕生积累，变成一个个项目、一家家企业，用自己的特长满足了国家的需求。
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走出独特的人生路，大抵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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