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五台山研究》2026年第2期。

作者简介：韩焕忠，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江苏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苏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摘要：真正使五台山相关研究成为一个学问门类的重要学者，或者说当代五台山学的真正开创者，应首推崔正森先生。他负责创刊的《五台山研究》，为五台山研究成果提供了展示的重要平台，并通过期刊的传播效应号召国内外的学术力量共同关注和研究五台山，其意义尤为深远。他撰写和发表的总字数达千万字之多的400 余篇论文，在尽可能提升和扩大五台山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为五台山学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他出版的《五台山佛教史》《正说五台山》等20 多部著作，使五台山学获得了非常完备的学术形态。他还为五台山申请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说，崔正森先生在五台山学领域具有奠基之功、开创之勋。

关键词：崔正森；五台山学；五台山研究；五台山佛教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五台山学，是指运用近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对五台山地区发生的人类文化活动进行整理、概括、分析、总结、诠释和理解所形成的一门学问。由于涉及到文学、历史、考古、哲学、宗教、艺术、民俗等诸多的学科门类，故而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开放性等特征，吸引了海内外许多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其中，真正使五台山的相关研究成为一个学问门类的重要学者，或者说当代五台山学的真正开创者，则应首推崔正森先生。

崔正森先生，山西省忻州市人，1942 年生。1978 年调入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今天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1980年受山西省委、省政府选派，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师从我国著名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研修佛教文化，长达4 年之久。1985 年参与发起组织五台山研究会，创办期刊《五台山研究》，历任五台山研究会秘书长、常务副会长及期刊副主编、主编等职，先后组织了20 多次五台山学术研讨会。闫孟祥教授曾统计崔正森先生的成果，说他出版的专著如《五台山佛教史》《正说五台山》等“多达25 部之余，发表论文400 余篇，总字数达1000 多万字”。[1] 2001 年起，崔正森先生还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的申报世界遗产而呼号奔走，尽心尽力，最终促使五台山在2009 年6月第3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作为文化景观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2023 年4 月26日崔正森先生病逝时，五台山学经过数十年的筚路蓝缕、竭力经营，已经得以确立于海内外的学术界，并受到广泛的关注。

斯人已逝，杳如黄鹤，但崔正森先生在五台山研究上做出的巨大努力和重要贡献，将受到后人永久的缅怀和重视。笔者认为，作为五台山学的主要开创者，崔正森先生的名山事业，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创办期刊《五台山研究》

1985 年，崔正森先生参与组织了五台山研究会，负责创办了期刊《五台山研究》。他虽然担任的是秘书长、副主编之职，但却是此会、此刊的灵魂人物和实际操盘手。五台山研究会的成立及期刊的创办，可以引起山西省有关领导对五台山学术研究的重视，有效组织起山西社会科学界的相关力量协同合作，共同开展有关五台山的研究工作。而《五台山研究》的创刊，则为五台山研究所形成的成果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并可以通过期刊的传播效应号召海内外的学术力量共同关注和研究五台山，其意义极为深远。

当时山西省的相关领导明确表达了对五台山研究的重视。时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白清才同志在题为《积极开展对五台山的研究和宣传——为< 五台山研究> 创刊而作》的专文中就指出：“由于工作关系，对于反映五台山的书刊文章，我总是尽快先看上一遍。对《五台山研究》的创刊亦同样抱着热切期待之情。总觉得这里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五台山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材料，对当前五台山的开发建设和对外开放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恳切希望，也像我们蒸蒸日上的各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样，有更多更好地论述、描写五台山的作品问世，以密切配合五台山的开发建设，加强五台山的对外宣传工作，使这块‘民族瑰宝’放射出新的异彩”[2]。而山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卫逢祺同志则利用《五台山研究》创刊的机会，谈起了自己关于五台山建设的设想：一是加速开发五个台顶和四个峰顶；二是建设好两个中途接待站；三是整修途中景点；四是绿化五台胜境。[3] 这意味着《五台山研究》的创刊，也为那些已经离退休的老领导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关于山西省如何搞好五台山开发和建设的想法和建议的窗口。

五台山研究会的成立与《五台山研究》的创办，也是当时全国期刊界的一件大事。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权威期刊《世界宗教研究》与中国文旅界的重要刊物《旅行家》，都向五台山研究会发来专文以表示同行们的祝贺。《世界宗教研究》在热情洋溢地历数五台山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丰富的自然矿藏资源以及优越的文化旅游资源之后，进一步提出：“为振兴中华，对五台山的开发和利用将大有可为。我们相信，贵刊的问世必将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繁荣祖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和搞好‘四化’建设并肩战斗吧！”[4]《旅行家》也说：“五台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在国内外，尤其是在东南亚都有很大影响。五台山素称‘华北屋脊，夏无炎暑’，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它对国内外人士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人们对五台山的了解和认识又是很不够的，尤其是缺乏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五台山研究》的创刊，肯定会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欢迎。我们热烈祝贺《五台山研究》的创刊并祝愿它在系统、深入研究五台山方面做出贡献。”[5] 这些贺词，以朴素、热情、富有时代特色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真诚的祝贺，同时自然也是对崔正森先生各项工作和未来设想的充分肯定。

在接下来的办刊岁月中，以崔正森先生为首的《五台山研究》编辑部，每期都组织、刊发一些有关五台山研究方面的专门论文。随着《五台山研究》影响力越来越大，五台山的知名度在佛教诸名山中开始具有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很多人都以为，山西省一定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但据知情者透露，山西省社科系统五台山研究的力量并不庞大，许多工作，其实还是由崔正森先生独力完成的：“从当时全国佛教研究的总体态势来看，崔先生主导的五台山佛教研究，王亚荣等人支撑的长安佛教研究，成为当时地域佛教研究方面最大的两支队伍，并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均取得了重大突破。所不同的是，五台山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崔正森先生独领风骚；而长安佛教研究，则有多位学者同时参与，声势浩大。但崔先生以一已之力，勇担重任，最终完成了长安佛教研究所未完成的通史著述，足见其艰苦卓绝的韧劲，实在是令人敬佩。”[6] 平心而论，从事长安佛学研究的专家如王亚荣先生等，其资质和勤奋并不亚于崔正森先生，而且还具有团体优势，但五台山研究方面之所以能获得明显的优势，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山西有崔正森先生及其创办的《五台山研究》。

崔正森先生创办的《五台山研究》，在宣传五台山研究以及相关成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全国各地年轻学者的培养。例如，著名的佛教学者、观音学研究专家李利安先生在回忆他与崔正森先生的交往时就提到，1997 年他刚回母校西北大学工作时，崔正森先生了解到他在研究观音菩萨信仰，就希望他撰写一篇系统介绍观音信仰的文章。李利安先生于是撰写了《观音法门略释》，被崔正森先生安排在《五台山研究》当年第3 期上发表，其后竟然还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全文转载。李利安先生后来回忆说：“我知道这个消息后，才急忙到图书馆查找到转载此文的那期人大复印资料《宗教》，看到产生了这样好的反响，我自然非常欢喜，非常感恩。同时，这也是我第一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论文，对于刚刚进入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对于崔先生来说，这不仅是对我的提携，也是慧眼识珠，显示了他在学术洞察方面的敏锐。”[6] 很显然，崔正森先生在李利安先生的成长道路上扮演了“贵人襄助”的角色。而在全国各地，像李利安先生这样获益于崔正森先生鼓励的学者，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此处不遑枚举。

其实，笔者本人的成长也与崔正森先生和《五台山研究》的鼓励分不开。自2002 年以来，我曾在《五台山研究》上发表多篇论文。正是在崔正森先生不间断地鼓励下，笔者才能在佛学研究的道路坚持下来，并获得一点缓慢进步。而笔者主持的几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都是由于在《五台山研究》上发表了相关论文，才具备了立项所必须的前期成果。所以，笔者虽然与崔正森先生从无直接的交往和联系，但却一直都对崔正森先生心存感激之意，将崔正森先生视为生命历程中的贵人。

二、撰写大量五台山研究论文

崔正森先生自调入山西省社科院工作之日起，便矢志于五台山佛教文化的研究，为此他先后撰写和发表了总字数达千万字之多的400余篇论文，在扩大五台山佛教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为五台山学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论文除有22 篇发表在他自己负责创办和主编的《五台山研究》上之外，绝大多数还是通过其他期刊、辑刊或者论文集发表的。如今，我们通过中国知网等学术媒介浏览这些论文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崔正森先生致力于五台山研究与开创五台山学，付出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

崔正森先生在学术研究中非常严谨和细致，这在他早期的论文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例如，1985 年他在《晋阳学刊》第3 期上发表了《五台山显通寺、佛光寺创建年代考》一文。在这篇很短的小论文中，崔正森先生对长久以来的传统说法，即“显通寺，古名大孚灵鹫寺，《清凉山志》曰：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至洛阳’。‘明年春，礼清凉山回，奏帝建伽兰。腾以山形若印度灵鹫山，寺依山名也。帝复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孚即信也。始度僧数十居之’”[7]，提出了质疑。他经过理性的思索，认为此说乃讹传；经过细致的考证，他最后认定此寺应始建于元魏孝文帝之时。而对于佛光寺建立的两种说法，即“一是燕宕昌王所立，二是北魏孝文帝所立”，他也是核对各种资料，最后才得出为北魏孝文帝所立的结论来。从这篇不长的论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崔正森先生的研究特色：崔正森先生虽然是研究五台山的学者，而且客观上也负有宣传和提升五台山品牌效应的责任和义务，但他并不认为凡是对五台山有利的记载都是对的，而是必须搜集齐全相关的记载，经过理性的思辨，取其比较可信的说法而用之。换言之，对已有的结论，崔正森先生始终都抱持着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在寻求事物的真相时，崔正森先生则尽最大可能采取严谨、细致的方式方法，以保证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也是崔正森先生一生都在坚持的基本学术原则。

崔正森先生通过诸多的论文，对五台山学的主要内容、核心观念、现代意义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撰写的论文，如《唐代五台山乾元菩提寺高僧慧超》《真可思想研究》《憨山大师是明代五台山的一位著名高僧》《清凉老人阿王老藏》等，是研究在五台山修行过的诸多高僧的。如《清凉寺佛教简史》《镇海寺佛教简史》《五台山南路的第一座寺庙华严寺》《唐代著名的菩萨顶真容院是五台山第一座文殊祖庭》《不肯去观音菩萨祖庭——五台山普庵寺》《一座鲜为人知的皇家道场娑罗寺》等，是研究五台山上的诸多寺院的。《武则天与佛教》《论王缙的弄权贪秽与护法佞佛》《雍正皇帝瞻礼五台山》《毛泽东主席与五台山的历史情结》等，是研究重要历史人物与五台山的相互关系的。五台山是佛教文殊菩萨的道场，所以他撰写了《略论五台山文化及其核心》《文殊菩萨禅法》《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论文殊菩萨的普世思想及其价值》《文殊菩萨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等论文，指出“五台山文化的核心是文殊信仰……中道是文殊的主要思想……中道就成了天下的中正大道，且具有世界观、方法论和促进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普世价值”[8]，“文殊思想不仅是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一种生存思想和高级理论思维，而且也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一个法宝”[9]。正是通过撰写和发表诸多的论文，崔正森先生才将自己的研究视域逐渐铺展到五台山学的各个方面。

崔正森先生虽然矢志研究五台山佛教文化，但其视野并不局限于五台山佛教，而是非常注重在与其他佛教名山乃至国外佛教胜境的相互关联中突显五台山佛教的特色。例如，他曾撰文指出：“峨眉山佛教是继五台山的文殊道场形成以后，于北宋初年钦定的普贤菩萨道场。而五台山文殊道场、峨眉山普贤道场、普陀山观音道场和九华山地藏道场，是明代万历以前形成的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文殊、普贤、观音和地藏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10] 并梳理出数名在五台山和峨眉山都弘扬过佛法的佛教高僧，从而显示出中国佛教名山在相通性基础上形成的各自的特色。崔正森先生非常重视五台山文殊信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状况，他曾指出：“随着文殊信仰的流布，五台山也传遍了国内外。至2015 年，国内有12 座五台山，国外有3 座五台山：而以五台( 山) 命名的寺( 楼) 等多达20 处。它反映了文殊信仰在国内外的传播，证明了文殊信仰是一种超越时代、地界的生命力依然旺盛的世界佛教信仰。”[11]崔正森先生尤其重视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的传播历史，考察过历史上日本高僧朝拜五台山的情况，并对五台山在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12] 崔正森先生将五台山学术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既反映了客观上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广袤性和重要性，又体现了崔正森先生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宏大的学术抱负和涵盖一切的学术追求。

如果我们将崔正森先生发表的这些论文汇集起来，那么就会很容易看到五台山学的总体轮廓即将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而我们从崔正森先生数十年从不间断的论文发表中，也能体会到他开创五台山学的艰辛和不易。正是由于用心专一，努力治学，勤于写作，崔正森先生才能长期持续发表大量的有关五台山研究的论文。这一方面意味着崔正森先生关于五台山研究的逐步深入开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引领和号召海内外学者关注和从事五台山研究的作用，从而使五台山研究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热度。可以说，崔正森先生发表的这些论文，在尽可能提升和扩大五台山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为他开创五台山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出版五台山佛教研究专著

在长期从事五台山佛教文化研究的生涯中，崔正森先生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还出版了“《山西寺庙大全》上中下3 册、《山西寺庙分布图》1 幅、《五台山寺庙大全》1册、《五台山寺庙分布图》1 幅、《五台山佛教史》上下2 册、《正说五台山》1 册、《五台山一百零八寺》1 册、《五台山》1 册、《五台山寺庙》1 册、《世界东方明珠南禅寺佛光寺》1 册、《五台山游记选注》1 册、《五台山诗歌选注》1 册、《五台山碑文选注》1 册、《五台山楹联牌匾集锦》1 册、《清凉山传志》1 册、《五台山文物集锦》1 册、《五台山旅游揽胜》1 册、《文殊智慧之光》1 册、《三晋古塔》1册、《殊像寺》1 册、《五台山》画册1 本、《敦煌< 五台山图> 研究》1 册等”[1] 诸多的学术著作，从而使五台山学获得了非常完备的学术形态。

在崔正森先生诸多的学术著作中，尤以《五台山佛教史》最具代表性。该书首先对五台山的地理方位、名称由来及与文殊菩萨的关联进行了论述，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对最早传入时期、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北宋、金代、元朝、明朝、清朝等各个历史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考察，最后还有一章专门论述五台山佛教与其他名山佛教之间的相互交流。众所周知，五台山作为中国佛教名山，是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文殊菩萨道场。但五台山佛教并不局限于文殊菩萨信仰，它还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弘化基地，也曾有诸多的天台宗、净土宗和禅宗高僧到此驻锡、焚修和弘化，还是内地唯一一处具有汉传和藏传两系传承的佛教，还拥有众多古代的建筑、雕塑、壁画、法器等实体文物，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和丰富多彩的口头传说。而且历朝历代的朝廷皇室、王公将相、名士显宦等也都与五台山佛教发生过或深或浅的相互关联，形成了或大或小的历史影响，同时也吸引着印度、朝鲜、日本、越南等诸国高僧大德和善男信女前来巡礼和朝拜，展现出以五台山佛教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的强大吸引力。从某种程度上讲，五台山佛教就是整个中国佛教的缩影。崔正森先生的这部著作，作为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和论述五台山佛教的鸿篇巨制，全文多达913 页，71.5 万多字，对五台山佛教的方方面面都有很详尽的论述，可谓是那个时期五台山佛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出现一部可以替代崔正森先生这部大作的论著。

崔正森先生《五台山佛教史》的出版，不仅得到了任继愈先生、黄心川先生等前辈学者撰写序文的充分肯定，而且还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有好几位重量级佛教学者都撰写书评，予以推介。张铁声先生认为，崔正森先生的这部著作是“五台山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望为呼之欲出的五台山学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必然会“推动我国五台山佛教文化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13] 田宁先生认为，崔正森先生“十年辛勤撰佛史”，撰成这部“精当严谨集大成”的《五台山佛教史》，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全面研究五台山佛教的演变过程、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的巨著”，“堪称五台山佛教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不仅是作者学术生涯的一次总结，而且为今后中国佛教相关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一块基石”[14]。麻天祥先生认为，崔正森先生的这部大作具有纲举目张、史传结合、比较研究、科学论证、索隐探幽等五个特点，并提出了“范围两省八县说”“起源东晋后赵说”“文化核心文殊信仰说”“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世界佛教五大圣地之一”“中国佛教文化缩影说”“中华卫藏说”“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等多处创见。[15] 圣凯法师则将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史》视为“区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认为这部著作“不仅揭示了五台山佛教的内涵、特色，而且还为区域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尤其为四大名山的研究做出了榜样，势必会对名山佛教研究及区域佛教研究产生重大影响”[16]。而日本著名佛教史研究专家镰田茂雄的评价，则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对崔先生这部著作做出的重视：“关于五台山佛教史，历史上曾有《清凉山略传》《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清凉山志》等传记，而在近代没有出现过这方面的论著，日本、韩国的情况也一样。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台山佛教史》（上、下）则正好填补了以上的空白……在五台山以及山西省的佛教文物方面崔先生是造诣最深的第一流的权威人士。毋庸置疑，崔先生所著的《五台山佛教史》是我们了解五台山最好的一本论著。”[1] 可以说，这些评论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阐释了崔正森先生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和创新性；20 多年后，我们重读崔正森先生的这部著作，仍能强烈地体会其间蕴含的学术生命力，感受到这些评论的恰如其分。

除了《五台山佛教史》，崔正森先生的其他相关著作也都曾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反响。例如，程戎先生曾经说到，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楹联牌匾集锦》《五台山诗歌选注》《五台山碑文选注》等著作，“正是作者多年来翻阅大量资料，巨细靡遗地进行摘录，然后再慎密筛选、考订释疑、去粗取精、弃伪存真后所编写而成的作品，是一份真正的心血的凝聚结晶”，因此他对崔正森先生“在如此艰难之中”，“居然还能甘居寂寞之乡，孜孜不倦以守其道”，表达了由衷的钦佩。[17]

相比于论文集中阐明或讨论某一具体的问题来说，崔正森先生的这些著作则因其为鸿篇巨制而更能系统、深入、全面、立体、多层次地展现五台山佛教文化的丰富内涵。如果说崔正森先生发表的大量论文，为五台山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的话；那么，他出版的诸多著作，则使五台山学呈现出具体、完备的学术形态。崔正森先生所在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由此也就成为全世界的五台山研究中心，而崔正森先生所领导的《五台山研究》编辑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个中心的常设办事机构。

四、为了五台山“申遗”呼号奔走

1996 年12 月6 日，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这对号称“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既提供了光辉的榜样，也造成了极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到了2002 年初，五台山风景名胜区人民政府终于正式启动了将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请工作。崔正森先生以其对五台山研究的声望，理所当然地在这项工作中成为承担相关资料准备和文本撰写的最重要的核心成员。

2002 年5 月24-26 日，在五台山风景名胜区人民政府举办的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申遗”研讨会上，崔正森先生作了长达2 万余字的关于《五台山是人类共同的世界遗产》的报告。“申遗”工作启动后，崔正森先生组织人员并亲自带队对山西繁峙县、定襄县、代县、五台县以及五台山管委会所辖的各个寺庙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调研、充实、照相，撰写了《五台山寺庙建筑造像及其它文化遗存》《五台山自然文化遗产资源报告》等10 个文本，共计70多万字，并提供了100 多张照片和20 余幅图表，解答了50 多个疑难问题。崔正森先生及其团队的辛勤工作最终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对于他们提供的资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五台山“珠联璧合地将自然地貌和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从而促成了五台山在2009 年6 月于西班牙召开的第3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

崔正森先生在五台山“申遗”工作中的重要贡献也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如闫孟祥先生认为：“崔正森先生是世界五台山研究第一人、五台山‘申遗’功臣，不仅当之无愧，而且成果丰硕。”[1] 麻天祥先生提出，崔正森先生“对五台山情有独钟，于本世纪初，全力以赴，促成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成功，无疑是对这块厚土哺育之恩的回报”[18]。李利安先生认为：“崔先生在五台山‘申遗’方面的巨大贡献，举世公认，而‘申遗’的成功也算是崔先生学术价值现实转化的一座丰碑。”[6]能够获得诸多同行学者的如此评价，我想，崔正森先生一定会为自己付出的艰辛劳动感到欣慰和自豪。

崔正森先生已经去世3 年了，但其对于五台山的研究、开创的五台山学，仍然在滋润着五台山的人文实践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笔者认为，具有深厚人文积淀和雄壮自然风光的五台山必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崔正森先生在五台山学上的奠基之功、开创之勋，也必将获得越来越充分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闫孟祥. 开创五台山学，推动中国文化研究深入开展——深切怀念崔正森先生[J]. 五台山研究，2024（2）.

［2］白清才. 积极开展对五台山的研究和宣传——为《五台山研究》创刊而作[J]. 五台山研究.1985（1）.

［3］卫逢祺. 让五台山更加多姿多彩[J]. 五台山研究，1985（1）.

［4］《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 贺词[J]. 五台山研究，1985（1）.

［5］《旅行家》编辑部.贺词[J].五台山研究，1985（1）.

［6］李利安. 开创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天地——纪念著名佛教史专家崔正森先生[J]. 五台山研究，2023（2）.

［7］崔正森. 五台山显通寺、佛光寺创建年代考[J].晋阳学刊，1985（3）.

［8］崔正森. 论文殊菩萨的普世思想及其价值[J]. 五台山研究，2010（3）.

［9］崔正森. 文殊菩萨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佛学研究，2016（1）.

［10］崔正森. 峨眉山与五台山佛教[J]. 五台山研究，1993（1）.

［11］崔正森. 世界上有多少五台山及其命名的寺院[J].五台山研究，2015（4）.

［12］崔正森. 五台山与日本佛教的友好交流[J]. 佛学研究，1994（1）.

［13］张铁声. 五台山学的奠基之作——读崔正森先生《五台山佛教史》[J]. 世界宗教研究，2000（4）.

［14］田宁. 十载辛勤撰佛史 精当严谨集大成——评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史》[J]. 晋阳学刊，2001（1）.

［15］麻天祥. 五台山佛教与《五台山佛教史》[J]. 普门学报，2003（11）.

［16］圣凯. 区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读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史》[J]. 五台山研究，2003（3）.

［17］程戎. 意义深远的“基础工程”——读崔正森先生《五台山楹联牌匾集锦》等新作有感[J]. 五台山研究，1993（4）.

［18］麻天祥. 益友崔正森纪念[J]. 五台山研究，2024（2）

来源：五台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