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究竟在想什么？2016年6月23日，51.9%的英国选民投票支持脱离欧盟，给这个国家造成了一次惊人的集体性创伤。十年过去，这个谜团并未消散。
可以确定的是，多数英国人已经改变了看法。如今，“脱欧后悔”已成为主流情绪，近60%的民众持这一态度。如果今天再次举行公投，支持脱离欧盟的票数将不足40%。十年前，英国人“摆脱束缚”的选择曾让玛丽娜·勒庞为之“振奋”，但这一选择最终演变成一条苦路。
经济增长受限、政治危机不断、国际孤立、全球影响力下降……“全球英国”曾许诺重现大英帝国式的荣光，但现实却是，英国在全球冲突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所谓摆脱欧洲规则“枷锁”后获取利益的设想，也很快破产，取而代之的是相反的做法：为了让贸易往来更顺畅，英国只能对欧盟规则实行“动态对齐”。至于公投中的核心口号“重新掌控局面”，其目标原本是终结欧洲人自由进入英国、加强移民管控，结果却是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外国移民大幅增加。
脱欧公投比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早了几个月，如今回看，它像是此后持续冲击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第一次重大显现。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对移民和身份议题的操弄、反精英煽动、竞选谎言、社交网络介入、极富者与极贫者的联盟……特朗普主义以及其他右翼民粹浪潮的全部要素，当时都已具备。
但脱欧公投十周年并不只是一个纪念节点，它还标志着一个长期以来在英国几乎难以想象的变化：右翼民粹力量的突破。因为英国人表面上重新转向支持欧盟，掩盖了另一层现实：尽管多数人后悔2016年支持脱欧，但推动英国与欧盟决裂最激进的人物、右翼民粹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已经逼近权力中心。他领导的英国改革党，在预计于2029年举行的威斯敏斯特议会选举相关民调中全部位居第一。英国长期被视为能够阻挡激进右翼政党的单轮多数制选举制度——得票最高者当选——如今反而因英国改革党的上升势头而对其有利，而这一势头主要是以保守党为代价形成的。
如何解释这种悖论？答案要从“脱欧后悔”的暧昧性中寻找。根据民调机构“共同利益更多”的调查，几乎一半选民，即46%的人认为，“脱欧本来可能会成功”，只是“政客把它搞砸了”。结果是，2016年支持脱欧的选民中，如今有一半转而支持法拉奇的政党。他们指责2016年至2024年执政的保守党“没有把事情做完”。这句话指向的是，历任首相——直到工党首相基尔·斯塔默——都未能减少移民入境人数。斯塔默在6月18日星期四的补选中，因竞争对手安迪·伯纳姆当选议员而声望受损、处境动摇。
这种不满情绪，正在推动一种带有鲜明英国英格兰白人色彩的身份民族主义上升。它通过多起带有排外和反穆斯林色彩的暴力示威表现出来。其中尤其包括新法西斯分子汤米·罗宾逊组织的活动。罗宾逊与形象更“体面”的奈杰尔·法拉奇，共同瓜分着反移民仇恨的政治市场，而法拉奇承诺要在5年内驱逐60万名外国人。
2016年的公投，本就很大程度上围绕移民问题展开。对支持脱欧的选民而言，移民是他们投票时最主要的动因。此后发生的一切，仿佛都在说明，这场投票释放并放大了部分政治力量推动的排外言论。脱欧带来的反效果所引发的苦涩，甚至愤怒，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国人取代了欧洲，成为新的替罪羊，也成了社会愤怒的宣泄对象。而这些愤怒，又被不平等和贫困加剧、通货膨胀以及医疗体系恶化不断推高。
对英国政治有细致观察的《爱尔兰时报》专栏作家，把脱欧比作一个“安全阀”，让一部分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压力得以释放。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强烈怨愤，针对所有被视为威胁国家伟大的对象：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也包括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脱欧失败带来的屈辱感，只会进一步加剧这股排外冲动。
在这个国家，战胜纳粹的历史记忆长期支撑着一种幻觉：英国天然能够免疫激进民族主义思潮；而脱欧又鼓动了英国例外论的自负。因此，这些现象往往被掩盖起来。诚然，欧盟在英国年轻人中的高度受欢迎，使多数英国人如今仍保有一种遥远的希望，即未来某一天实现“重返欧盟”。而亲欧派安迪·伯纳姆在周四补选中的胜利，得益于反激进保守势力阵线的动员，也释放出鼓舞人心的信号。但风险依然存在：被脱欧释放出来、又被奈杰尔·法拉奇加以利用的排外幽灵，可能会扫除英国与欧洲重新靠近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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