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东可不像现在这般富庶安稳，而是被虎患笼罩的禁区。
那时候流放岭南，相当于现代人去亚马逊和哀牢山一个意思。
当时横行岭南的老虎，是如今已濒临灭绝的华南虎。作为中国特有的虎亚种，它体型健硕，成年后，体长2至2.5米，体重能达200公斤，四肢粗壮有力，咬合力超过300公斤，能轻易咬碎猎物骨骼。
它们不仅爆发力惊人，极限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还具备出色的隐蔽能力，常借助山林植被潜伏，悄无声息靠近目标，捕猎效率极高。
村民入夜后紧闭门窗，不敢外出。孩童在家中，也常遭华南虎破门叼走，这种景象，在岭南持续了数百年。
史料中留存着，大量广东虎患的记载。嘉靖四十年（1561年），潮州知府郭子章在《潮中杂记》中写道，潮州府属各县老虎成灾。
即便是府城近郊，村民结伴持械耕作，仍常遭华南虎袭击。
万历年间（1573-1620年），惠州府博罗县附近，五年内被华南虎伤害的百姓达三百余人。
在广州府番禺县，曾有华南虎大白天闯入市集，拖走卖菜商贩，沿途留下数里长的血痕，引发全城恐慌。
更令人心惊的，是华南虎的战术性捕猎。华南虎虽多单独活动，但在食物短缺时，会出现协同捕猎的行为。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肇庆府高要县发生四虎入村事件。一只华南虎正面咆哮，吸引村民注意力。另外三只则从村后小路包抄，短短一刻钟就叼走六名村民。
这种有组织的捕猎方式，在韶州府（今韶关山区）更为常见。为躲避虎患，当地客家人，不得不建造高达两丈的防虎楼。夜晚点燃火把聚居，不敢单独行动。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成为广东最血腥的虎年。时任广东巡抚朱弘祚在奏折中称，当年全省被虎豹伤害的百姓，超一千五百口。
更可怕的是，华南虎还养成了守丧习性。在广州府南海县，它们会潜伏在丧葬队伍经过的路旁，等待扶灵人群经过时，突然发动袭击。
这一事件催生了特殊丧葬习俗：死于虎患之人，需在当日火化，不得举办丧礼，以防吸引更多华南虎前来。
面对猖獗的虎患，广东民间与朝廷共同搭建了防御体系。民间层面，潮州府的村民，用浸过蛇毒的鸡内脏，设置陷阱。
广州府顺德县流行佩戴虎爪符，将真虎爪刻上祈福咒语，认为能驱避华南虎。韶州府乐昌县的瑶族人，则发明木刺阵，在村口与山道两侧埋设削尖的硬木尖刺。
朝廷行动更具规模。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在广东专门设立猎虎营。
士兵配备改良的连弩，这种弩箭涂有见血封喉的箭毒木汁液，可连续发射十五支。
要知道，华南虎虽皮厚肉糙，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但面对涂毒的锋利弩箭，也难以抵挡。
据清代《广东通志》记载，某支猎虎队在惠州府龙门县山区，曾创下一个月捕虎五十二头的纪录。
回溯历史，广东虎患的严重程度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明代后期，广东因海上贸易兴盛，人口激增。大量山林被开垦为耕地，华南虎的栖息地与猎物减少，于是开始出来吃人。
不过，战乱会暂时缓解虎患。顺治年间，南明军与清军在广东交战，华南虎因畏惧炮火声遁入深山。但战乱平息后，老虎又慢慢返回。
这种人虎冲突的局面，直到近代仍有延续，徐闻县便是明证。
曾几何时，徐闻县是国内最危险的县域之一。据《徐闻县志》记载，清末民初，徐闻人口快速增长，大规模垦荒随之展开，人们不断向深山腹地推进。
原始森林遭大量砍伐，华南虎的栖息地，急剧萎缩，食物短缺让它们不得不闯入村庄觅食。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匪患横行，荒野中的弃尸，又成为老虎新的食物来源，进一步加剧了其食人倾向。
为求自保，徐闻民间逐渐孕育出多样的防虎智慧：悬挂三角灯驱虎、敲锣打鼓驱赶、搭建防护床躲避袭击等。
但被动防御，始终难以抵挡华南虎的侵袭，人们最终转向主动反击，专业打虎队应运而生。
20世纪30至50年代，徐闻各地相继组建打虎队，猎虎手段从冷兵器升级为土炮、炸药，在数十年时间里，大约有3000只华南虎被猎杀。
1960年，徐闻最后一只华南虎消失，这场持续多年的虎患，终告终结，也标志着华南虎，在雷州半岛彻底绝迹。
在这场人与虎的地盘争夺战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在生存博弈中艰难延续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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