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天，山西文水县的一份普通举报材料，被送到了县公社的办公桌上。
没有盖章，也没特别说明。
但翻开第一页，工作人员愣住了。
举报人叫陈德邻，举报的，是一桩17年前的旧案。
那年，刘胡兰被叛徒出卖，年仅15岁。
她的名字早已写进了课本，可那个出卖她的人，却始终没有确凿的定论。
直到这份材料出现，很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有人，一直没忘。
这事儿，要从1946年说起。
那时候村里人都说，陈德邻和刘胡兰挺合适。
一个是地道的革命青年，另一个是刚满十四的女党员，生得清秀，干事利落。
两家离得近，家里人一合计，觉得早点把亲事定下来也好。
按当时的风俗，定亲没那么复杂。
媒人提个话，父母点个头，差不多就算成了。
可谁都没想到，陈德邻不答应。
他那会儿刚过二十，已经在区里搞工作了，人不多话，做事干脆。
他就一句话：“我心里有人了。”
这句话传回村里，炸了锅。
有人说他翘尾巴了，有人说他不识好歹，还有人可惜这门亲事没成。
刘家那边倒也没闹，刘胡兰反倒是把彩礼退了回去，还跟人说：“陈哥是个实在人，不能勉强他。”
这种场面，在当时的农村不多见。
更多人是认命。
可陈德邻不认。
他不吵不闹，态度却很坚决。
那年冬天，他到地委参加整训，临走前还特意去跟刘胡兰告了别。
她送他出村，只说了一句：“你以后要记得咱村里人。”
谁也没想到，那一次，是诀别。
1947年1月，敌人突然进村。
刘胡兰被抓，没几天就传来噩耗。
敌人用铡刀杀了她，活生生铡死。
她不肯招供，被当作“死硬分子”处理。
那时候陈德邻正在文水县城，听到消息赶回来，人都傻了。
他站在刘胡兰的灵柩前一句话没说，第二天一早就又走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偶尔听到消息也是支离破碎的。
其实他一直在查。
他想知道，是谁把刘胡兰出卖给了敌人。
可那会儿太乱了，敌人撤退，档案烧毁，知情人要么死了，要么闭口不谈。
他心里有怀疑的对象，但拿不出证据。
那人叫石五则，同村人，早年也参与过农会，后来忽然变得“特别老实”。
敌人来村里那几天，他曾被带走，几天后又回来，说是“查明了没事”。
可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提过去的事，甚至连刘胡兰的名字都不愿提。
陈德邻那时候没法动他。
他没职权，也没证据。
他只能记下来，等以后再说。
一晃十七年。
1963年，国家开始清查历史遗留的特务线索。
有人在县里提起石五则，说他“有点问题”。
陈德邻听到了，马上找到县公安。
他说：“我有点材料，可能跟刘胡兰的事有关。”
材料不长，只有三页纸。
里面列了当年敌人进村的路线，刘胡兰被抓的时间，石五则被带走和释放的过程，还有几位老乡的口供。
全是他这些年一点点攒下来的。
公安局重新调查，很快找到了当年参与抓捕的国民党士兵的笔录。
其中有一段话提到：“本次行动情报由地方线人提供，目标为地下党员刘姓女子，位置明确，行动迅速。”
再查，就查到了石五则当年在敌人登记的“协助人员”名单上。
名字写得潦草，但笔迹对得上。
石五则那年五十多，已经在另一村落隐姓埋名多年。
被带走时居然还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还查什么？”可面对证据，他很快承认了。
“那时候我也害怕啊，敌人说不说就杀人，我...我就说了。”
说完这句，他低下头，不再辩解。
陈德邻没有出席审讯。
他只是把所有资料交给了组织，然后回到村里，继续做他的农技员。
有人问他：“你干嘛查这事儿？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他只说了一句：“她是咱们村的。”
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有人提起刘胡兰。
陈德邻没多说什么，只是把她的照片重新裱了挂在村委会墙上。
照片下，是她牺牲那天的日期：194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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