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沙窝会议上，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要知道他俩过去不是中央候补委员，更不是中央委员，而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整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陈昌浩作为四方面军政委，进入政治局多少也能理解，可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为何能跳过总指挥、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人被选入其中呢？
如果单从军职来说，虽然在方面军领导层，但资历、职务并不算突出。有人或许认为是张国焘强行加码的缘故，这话也对也不对。
认为对，是因为周纯全只支持张国焘的工作，张国焘在看到一方面军的兵力，认为四方面军力量大更有发言权，更想夺取更大权力。他建议将四方面军9位干部增补到政治局，这样就打破原有的格局，按照会议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可将高层改组，让张国焘的意见能得到更多支持，自然而然就可能成为最高负责人。
认为不对，按照组织原则不能毫无道理将一个干部塞到政治局，政治局可是权力中枢，没有能力、职务，仅凭个人关系就能进去，也是不可能的。
从军职来说，政工干部自带天然属性，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那时候一般军事主官能成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都可能是上限，就算能进入政治局，占比数量也是少数，因为很容易造成枪指挥党的局面。政工干部不一样，过去是被称为党代表，如今改为政委，依然抓党务、思想等各方面工作，在当时非军事干部在政治局的占比很大。
这也决定了徐总指挥、王副总指挥、倪参谋长作为军事将领在当时的上限，从增补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中央委员徐向前；中央候补委员傅钟、李先念来说，5个人就有4个是政工干部。
不过，周纯全能进入政治局绝不仅仅因为只是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他还有一个职务就是川陕省委书记。
按照枪指挥党的原则，省委可以领导辖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工作。举一个例子，四方面军主力走后，鄂豫皖根据地重建红25军、28军，都是在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领导下，在一般军事方面，省委书记不做干预，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为主，但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绝对领导。中央红军离开苏区，湘鄂赣军区以及下辖部队一直都在湘鄂赣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西北红军也是这样，刘志丹创建的红26军在陕甘省委领导下工作，后来，西北的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后，成立陕甘晋省委领导红15军团工作。
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川陕省委的职权很大，与四方面军能不能形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暂且不说，至少与四方面军是平级单位，一个属于地方，一个前线部队。那时候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都是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张国焘担任一把手，管军队也管地方。
从这一方面来说，陈昌浩作为军队代表被选入政治局，周纯全作为地方一把手被选入政治局。可以说地方包含部队，地方是部队坚强的后盾，比如两大红军会师，后勤保障方面主要由地方来负责。
后来，当一方面军要北上，张国焘要让部队南下时，是以川陕省委名义批判中央是右倾，从原则来说，下级无权批判上级的决定。为何他要以地方名义呢？
如果他本人发电批判中央，索要军权、等同于他个人公然挑战中央权威，换成川陕省委出面，名义上是地方组织向上级提意见，反应基础呼声，他本人可以置身幕后，一旦上级进行斥责，可以推脱责任等。
从军地两方面来说，大家是不是明白周纯全为何能进入政治局，很大原因是代表川陕省委，而不是军队。这也是上级为何同意他们俩进入政治局的原因，可以直观反映地方和部队问题。
只可惜张国焘嫌权力不够大，还南下时“另立中央”，成立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等单位，但随着南下碰壁一切也都相当于不存在。沙窝会议增补出来四方面军干部，是否在日后在履行责任，至少张、陈、周等政治权力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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