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捷：在古籍深处，打捞被遗忘的中医学知识｜京华学记|任应秋|伤寒论|被遗忘的|马捷(1923年)

马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医诊断古代文献与实证研究，中国传统医学文告研究等。著有《医道示告：纸本印刷“中医药文告”与古代医疗社会》等。

古人是如何就诊的？我们脑海中大抵会浮现这样的场景：患者走进街巷深处的药铺，老中医望其面色、察其舌苔、为其搭脉，四诊合参后开方抓药。而这一诊疗过程，正是中医学知识极为重要的载体。

如今，人工智能已进入中医的问诊、舌诊等诊断环节，人们正通过全新的医学知识媒介接受中医诊断，了解中医知识。

其实在新技术问世之前，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医一直在以独特方式传播医学知识，“中医药文告”（古代单页印刷的医药公告）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传播方式，或刻于石板，或印于纸张。遗憾的是，进入现代社会，它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2007年，一位年轻的中医学生在翻阅古籍时，偶然发现了一张特殊的纸，当时尚不知该如何称呼它、认识它。至2017年，他的研究揭示了这种文献的历史与特征，并将其命名为“中医药文告”。

当年这位中医学生便是马捷。他致力于中医诊断学研究，如今已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教授。我们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校区见到了马捷，听他讲述自己的研究兴趣与阅读经历。他还带来了一张特别的“中医药文告”。

中医学具有双重属性

新京报：马老师好，请简单谈谈你早年的学术经历。你对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马捷：上初中时，我对古物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古书等），所以当时希望将来报考考古学。后来，我在高中期间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了要学习中医。2002年，我考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求学期间，很多老专家在我学习过程中给予了很多指导，让我渐渐对古籍中的医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对诊疗方法、方药应用，还有古医籍文献与版本进行了一些研究。

马捷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新京报：2010年，你读研究生三年级时，发表了《从〈伤寒论〉谈五味子的配伍应用之法》（《甘肃中医》2010年第1期），追溯五味子的用药渊源；同年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小儿喉乳头状瘤病的中医病证研究》，探讨了治疗小儿喉乳头状瘤病的中医理论。前者侧重梳理文献、追溯源流，后者则需要结合临床病案和中医理论进行分析。在你的学术起步阶段，这两项研究反映了你当时怎样的学术兴趣和问题意识？

马捷：中医学有双重属性，一是（科学）技术，二是文化。可以说，一开始我还是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

我们知道，很多古代的理论和方药，都可以为现今人所用。所以我第一篇文章是研究“五味子”。《伤寒论》记载的方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伤寒论》中恰有一味药大家研究很少，这就是“五味子”。张仲景先生确实也用到了这味药，我就研究它的用药特点，形成了那篇小文章，这也是我研究的初始之作。

我发现，在文献和历史研究中，可以汲取古人的医疗智慧，并为现今疾病诊疗提供帮助。我延续这个思路，进行了研究生阶段的科学研究。

比如小儿喉乳头状瘤的中医防控。其实它是HPV感染后形成的肿物，对于儿童来说易于感染在喉部，形成肿瘤之后，会抑制呼吸。现代医学一般用激光切除进行治疗，但由于其极易复发，因此成为儿科的疑难疾病，以及家庭面对的重大经济负担。对于一位中医人来说，治疗疾病是第一使命。我就到图书馆，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把所有的喉科专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古人对这个病已有记载，叫作“蕈”（xùn），也就是蘑菇。它跟雨后的蘑菇似的，只要有适宜的环境它就长出来。依据古籍弄清它发病的病机，并在导师李峰教授支持下，在同仁医院进行治疗验证，效果非常好，可以延缓本病复发的时间。

在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中医学研究必须回归古代文献这一本源，也就是中医里最古老的内容，所以渐渐地将研究方向回归了中医历史文献学层面上来。

纪录片《本草中国》（2016）画面。

因此，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没有壁垒的。在研究中，应该对两者进行融合，更好地发挥中医学自身的独特性，为解除人的疾病痛苦服务。

被遗忘的传播媒介：古代如何快速传播医学知识？

新京报：你基于对中文典籍的查阅、考据和分析提出了很多医学发现，其中就包括“中医药文告”。这一被遗忘的中医药文献，是你首先发现的。什么是“中医药文告”？它和我们知道的古代医书、药方有什么异同？

《医道示告：纸本印刷“中医药文告”与古代医疗社会》（入选北京社科青年学者文库）

作者：马捷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

马捷：这个发现非常偶然。因为我喜欢阅读中医古籍，就一直在收藏中医古籍。2007年，我在阅读一部中医古籍时，发现书间夹有一张整版刻有医学内容的纸。这件文献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其并非手写，而是用石印刊刻，前后文字一气贯通。这一文献就是改变我收藏轨迹和研究方向的“中医药文告”。

我查阅了相关的文献，发现在中医古籍界，甚至在传统古籍界，并没有关于这类文献的确定名称。一直到2017年，经过多方讨论，并不断收集此类文献，渐渐地就把它定义为“中医药文告”（以下简称“文告”），它是国家医疗机构拟定或地方医疗机构以及个人向政府或民众捐赠的疾病诊疗方法、效验方剂以及预防措施的文书布告，多以单页形式印刷，用于快速传播医药知识与疾病防治方法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通俗地把“中医药文告”理解为古代关于医疗知识的“公告栏”。

我在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支持下，将“中医药文告”的历史内涵进行了溯源。

这样的文告，最早称为“扁书”。扁书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是国家发布政令以昭告民众的形式。有记载的关于中医药防控疾病方法的文告雏形，可追溯至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须颂》。刘盼遂在《论衡集解》中指出“药方刻板，始见于此”。

《论衡》（明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刊本）。

传世文献中记载它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板榜”——用漆上黑漆的大型木板，以白字在上面书写效验方剂。由于古代医疗书籍资源有限，加上医药技术传承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多被掌握在官方或医学博士等少数人群中。

面对大范围的疾病救治时，社会将出现空间与时间上的巨大“间隙”。因此，当时国家就用这种方法，把疾病症状、效方、剂量等内容用“板榜”的形式“颁布天下”。如《唐大诏令集》载“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后来，因为板榜容易毁坏，所以逐渐演变为“碑石类文告”，如《龙门药方碑》《千金宝要碑》等。随着印刷技术兴盛起来，则改成了纸本印刷类“中医药文告”，可以贴在城门上，或者衙门墙壁上，让过往人们观看与应用。

一份独特的“中医药文告”

新京报：能否向我们介绍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份“中医药文告”？

马捷：今天我就带来了一件文告。这就是我2007年发现的那张纸。

马捷收藏的“中医药文告”（邵友濂公布的“龙虎丸方”）。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它是我国曾任台湾第二任巡抚的邵友濂（1841年－1901年）先生公布的一件特殊文告。文告中记载他的儿子得了癫狂症，很多当地名医都没有治好。聂仲方（1855年—1911年，曾任浙江巡抚等）先生赠给了他一首家藏效方。邵氏利用此方给孩子治疗，疗效极佳。所以他把治疗经过与效方在端午节这一天，用文告的形式公布于台湾省台北市，以期榜示民众，咸使闻知。

同时，这件文告先后在我国台湾、上海、江苏、北京等地多次被刊刻出版，甚至把它记载于书籍当中，体现出中医药文化传播不受地域所限制的旺盛的生命力，使古代中医医疗有了中国式的“温度”，让民众可以更加清楚与亲近中医学，中医医疗社会再度体现出了其医疗背后的人文特质。

所以，古代纸本印刷“中医药文告”构建了古代中国多元化的医疗社会现象。中医药传播中形成的“文化圈”，无不是由其自身的“文化”与“科学”双重属性构成的。“文化”属性使中医药文化在社会各阶层中传播，而“科学”属性又使其可以不断地在各“文化圈”的交流与融汇中革新与发展。这一张古纸真正激荡起了中国古代医疗社会的阵阵涟漪。

“历史上的中医药文告在政府救助、医疗、慈善、文化传播等方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也帮助社会机构及个人实现了自我价值，如政府、社会机构、医疗机构在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价值，中医医生在医疗活动中的价值，药堂在医疗商业中的价值，善堂、庙宇、道观在医疗慈善中的价值。” ——马捷：《古代纸本印刷中医药文告的演变与社会发展》。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中医药文告’传播视域下中国古代医疗社会发展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校区“五老上书”雕塑。马捷向记者介绍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李重人等五位教授，在1962年向卫生部提交关于改进中医教学计划的建议书的历史。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中医药文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新京报：人们常说，中医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强调因人而异。而你研究的古代“中医药文告”，往往是以“专病专方”的形式面向大众发布，比如一个方子治痢疾、一个方子救难产。在你看来，这种“标准化”的方药传播，与中医“个体化”的诊疗理念之间，是矛盾的吗？还是说，它恰恰反映了中医的另一种智慧？

马捷：秦汉之际多为专病（症状群）专方。针对某一个疾病或某一个症状提供一首方子进行治疗，这种中医思维模式记载于传世古籍与出土文献之中。随着中医不断发展，形成了“辨证论治”的诊疗理念，即根据某一个人自身的体质状态和症状表现，辨证形成不同的处方，正是您提到的“一人一方”形式。

这两种形式也紧密联系。面对特殊疾病、急性病或者是传染性疾病时，在病因病机不明的情况下，多以主要症状为核心进行诊断，并形成独立处方，也就是我们说的专病专方。同时，根据每一个人病情的差异，在专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因此，这是在医学不断发展中形成的两种形式，即“专方专药”和“一人一方”，它们并不矛盾。

新京报：进入现代社会，有了广播电视、互联网；如今又有了智能手机和AI，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回过头看纸本“中医药文告”，你觉得它对当下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或者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有效发布信息，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智慧或启示？

电影《李时珍》（1956）剧照。

马捷：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中医药文告是古代的一种特殊宣传媒介。我们现在都可以用手机迅速捕捉知识，但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所以采用了这一形式，然而它恰恰对我们现在中医药文化传播有很大的启示。

第一是“规范诊疗”。我和很多专家在讨论的时候发现，文告类似于现代医学当中的诊疗指南，明确诊断治疗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细节。同时，在内容与文字上进行规范，以充分发挥中医药“宣导”作用。

第二是“普适大众”。文告仍然延续着古代社会“宣布验方于民众”的初衷。文告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含了治疗疾病、防控疾病的具体方案，尤为重要的是，还在具体药物下标注了明确的剂量，这是诸多中医药书籍或方单中不常见的一种形式。同时，文告使用了相对直白的语言，更适合民众认知。

第三是“以法避误”。由于面对特殊疾病时，民众在初期救治过程中，或循据之前的经验，或延请医生治疗，难免会被误治或失治。文告通过解释相关疾病的病因、病机、病性等问题，可以避免或纠正治疗上的错误。

此外，我觉得文告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属性——它能解除人对疾病的恐惧和焦虑。对于不具备医学知识的普通民众，在面对一些特殊疾病时都会产生一定的恐惧与焦虑。大家可以通过文告初步认识疾病，知道如何治疗。此时，文告对于民众患病时的焦虑情绪，以及对疾病诊疗的诉求，都是一个很好的解答。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告，还是现今的医学知识普及，解除疾病与情绪的痛点对民众来说都非常重要。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或是一起完成一个学术项目？

马捷：我想和宗悫共事。因为我给自己写了一句话以自勉，就是“乘长风破万里浪，虽千险君亦往矣”。其中，前半句就取自《宋书·宗悫传》。宗悫是南北朝时宋朝人。宗悫小的时候，他的叔父宗炳就问他长大后的志向，他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最让我敬佩的就是他小小年纪为了志向不畏艰险的勇气。长大后，他为实现初心，征讨夷蛮，讨伐叛乱，屡立战功。如能与宗悫共事，我一定要与他对谈这份“虽千险君亦往矣”的心境，因为在研究中医药文告的过程中，没有同类文献与史料的参考，所以研究可用“开拓”二字来体现。要是没有如宗悫这般坚定的信念，是难以坚持这一研究方向的。

新京报：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关系？

马捷：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拥有深厚的文脉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厚基础和充足养分。我庆幸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在这里学习和工作多年。但我认为，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医学始终是一个关键支点——它可以解决人们的疾病问题。因此，中医学如何在城市中发挥其应有的属性与价值，是我目前特别想探讨的问题。

北京有许多传统老药店在医疗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同样也发布“中医药文告”。我做了一个初步研究，将这些老药店的位置标注在古代北京地图上，发现它们的分布具有明确的属性特征，主要集中在三个重要区域——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和大栅栏街区。我提出了近代北京地区“倒品字形”分布的“中医药地理文化圈”的观点，并绘制了《京都百家知名药店首善全图》。这个“圈”虽与其他商贸街巷纵横交错，但却有着自身独特的地理环境，既聚拢，又分散。由此可见，中医药的文化属性与北京城市的发展属性密切相关。

——马捷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