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茅以升自传》《蕙君年谱》《钱塘江大桥建设实录》新浪历史档案、中新网茅玉麟专访及相关亲历者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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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2日，北京。
一位93岁的老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窗外是北京初冬的灰色天空，病房里没有什么声音。
陪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女儿——茅玉麟。
这个老人，是茅以升。
中国第一座由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现代化铁路公路两用大桥的总工程师，被后世称为"中国桥梁之父"。
他这一生，主持建造了钱塘江大桥，在日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含泪亲手将其炸毁，又用后半生将它重新修复。
他写下《桥话》《中国古桥技术史》，培养了数代桥梁工程人才。
1987年，他以91岁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段被反复讲述的佳话。
1982年，他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84年又当选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名誉委员，是那个年代中国工程界在国际舞台上最具分量的名字之一。
按理说，这样一个走过93年的人，生命走到尽头，应当是儿孙绕膝，热热闹闹的。
然而那间病房，安静得出奇。
原配戴传蕙留下的六个子女，一个都没来。
不是没有时间，不是路途太远，也不是不知道父亲病危的消息——就是不来。
是那种历经几十年、积了几十年，到最后已经不需要任何解释的"不来"。
茅以升这一生，造了很多桥。
横跨大江的桥，钢铁铸就、万人踩踏也不会垮的桥。
可他与原配六个子女之间的那道裂缝，从某个关键的年份开始，到他1989年闭眼，将近四十年，从来没有合拢过哪怕一次。
【一】从一场断桥惨剧开始的少年志向
1896年，茅以升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书香门第。
他的祖父茅谦，是清末举人，家学渊源，这样的出身让茅以升从小就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教育。
他十一岁那年，端午节，镇江的文德桥因为观潮者人数过多，承重超限，轰然坍塌。
落水者无数，死伤惨重。
年幼的茅以升站在人群外围，目睹了这场惨剧的余波——哭声、混乱、被抬走的伤亡者。
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那以后，他开始留意一切关于桥的东西，走过哪座桥都要去仔细观察桥墩的结构，看桥梁是怎么承重的。
这个少年的心事，在后来的岁月里，演变成了中国桥梁工程史上最重要的一段。
1912年，16岁的茅以升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即西南交通大学前身），主修土木工程。
这所学校当时是中国工程教育的重镇，治学严格，茅以升在里面表现出了极高的数理天赋，成绩在同期学生中始终名列前茅。
就在唐山读书期间，家里按照那个年代的惯例，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
对象是江苏扬州诗书世家出身的戴传蕙，长茅以升一岁。
戴传蕙的祖父戴祝尧在书法和文学领域颇有声誉，家学背景与茅家相当。
两家门当户对，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定亲之后，茅以升继续在唐山求学，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被学校保送赴美深造。
他先入康奈尔大学攻读研究生，仅用一年便取得硕士学位，成为康奈尔当时最年轻的研究生之一；随后转入卡内基梅隆大学（原卡内基理工学院），1919年完成博士学业，成为该校建校以来第一位工学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获得了美国工程界颁授的"金质研究奖章"，导师在评价中写道，这位中国学生对桥梁力学的见解，在所见过的学生中属于罕见的层次。
这套理论后来在国际桥梁工程界被称为"茅氏定律"。
那些年，茅以升在美国求学、做研究，而戴传蕙一个人留在南京婆家，和公婆同住，带着他们婚后不久生下的长子茅于越，打理全家上下一切事务。
1919年，茅以升学成回国，被唐山交通大学聘为教授，这才将戴传蕙和孩子从南京接来，一家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独立住所，算是真正组建起了小家。
然而好景维持不了多久，茅以升的工作调动极为频繁。
从唐山到南京，从南京到东南大学，再到河海工程大学，此后又是各种职务变迁。
据茅以升在《蕙君年谱》里的记述，从1921年到1935年，一家人搬家超过八次，到1949年前后，累计搬家次数超过三十次。
戴传蕙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拖着一堆大大小小的孩子，跟着丈夫一次次打包行李、安顿家当、重新适应新的城市、新的邻里、新的生活。
先后七个孩子，其中一个早夭，活下来六个，衣食住行、上学看病，全靠她一手打点。
茅以升在《蕙君年谱》里后来写道：
"最大损失更是蕙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启炉灶，安排子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
这里说的"病根"，要从1930年说起。
那年茅以升受邀担任镇江水利局局长，结果遭遇淮河洪水、堤坝溃决，茅以升因此被撤职。
这是他事业上的一次重大挫败，也让戴传蕙在此期间日夜忧虑、精神高度紧张，由此患上了抑郁症。
此后，她的身体底子越来越薄，每遭强烈精神刺激，旧症便会复发。
这个细节，看似只是个家庭背景，却在后来二十年的故事里，变得极为关键。
【二】925个日夜，和那个炸桥的傍晚
1934年，一个改变茅以升人生轨迹的机会到来了。
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找到他，邀请他主持钱塘江大桥的设计与建造工程。
在此之前，中国大地上虽然已有一些现代化桥梁，但无一例外，设计和建造者都是外国人：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美国人修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修的。
这一次，要在中国人眼中最难驯服的钱塘江上，由中国工程师自己来造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
茅以升接下了这个任务，担任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同时邀请同学罗英出任总工程师。
难点，远不止一个。
钱塘江是公认的险恶之江，杭州民间有谚语说"钱塘江造桥——没办法"，专门用来形容不可能完成的事。
江底流沙厚达四十余米，深不见底；水势一面受上游山洪影响，另一面又受下游海潮涨落制约；每年钱塘大潮汹涌而至，江面宽阔、水流凶猛。
就连当时参与方案竞标的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提出的方案造价高达758万银元，且对施工难度持相当保留态度。
茅以升拿出了不同的方案：双层桥，上层公路桥加人行道，下层单线铁路，造价仅510万银元，远低于华德尔方案，且在结构设计上更为扎实。方案最终被采纳。
1934年8月8日，大桥正式开工；同年11月11日，举行开工典礼，宣告工程全面铺开。
打桩，是第一道难关。
要在9个桥墩位置打入1440多根木桩，穿透四十余米深的流沙层，直抵岩石。
流沙又厚又硬，打轻了桩下不去，打重了断桩，最开始一个通宵只能打下一根桩，按这个速度，工期根本无法保证。
茅以升从生活里找灵感——浇花时壶嘴对准泥土，水流冲出一个小坑。
由此想到"射水法"：用高压水管向流沙中冲出深洞，洞打好了立刻插入木桩，再用蒸汽锤施打固定。
这个方法经过试验后效果显著，一个通宵能打下三十根桩，工期压力一举缓解。
第二道难关是水流湍急，无法在江中施工。
茅以升又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将箱内的水挤走，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让沉箱与木桩逐步结合形成整体，桥墩再在沉箱之上建起。
第三道难关是钢梁的架设。
茅以升用"浮运法"解决：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江水下退，钢梁自然落在两墩之上，省工省力，进度大为加快。
三年零一个月，925个日夜。
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铁路桥正式通车。
这是中国第一座由中国工程师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现代化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453米，正桥十六孔，桥墩十五座，下层铁路桥长1322.1米，上层公路桥宽6.1米，两侧还有人行道。
总投资540万银元，低于华德尔方案，质量却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然而大桥通车的那一天，茅以升并没有轻松下来。
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淞沪抗战正打得最惨烈。
早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茅以升就悄悄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洞——他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这个改动，但他心里知道那个洞是留来做什么的。
11月17日，公路桥全面通车。
那天两岸数十万群众掌声雷动，桥上挤满了人，没有人知道大桥的桥墩里已经预先埋下了炸药。
茅以升事后回忆说："所有这天过桥的十多万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而过。"
12月，日军攻克武康，向杭州逼近。
22日那一天，据铁路部门统计，光是过桥撤退的火车就有三百多辆，客货车两千多辆，大批百姓扶老携幼，争相过桥南逃。
12月23日下午1时，国民政府下达炸桥命令。但桥上还有大批逃难的百姓，无法动手。
一直等到下午5时，远处已能隐约看见日军骑兵的烟尘，桥面才被强行清空。
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桥墩被炸毁，五孔钢梁断落入江，这座历经925个日夜建成、耗资540万银元的大桥，在通车第89天，瘫痪在滚滚江水中。
那天夜里，心绪难平的茅以升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不复原桥不丈夫"——这句话，他后来用了整整十六年才兑现。
1946年，茅以升开始主持钱塘江大桥的修复工作。
期间数度波折，解放前夕，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又一次炸断了大桥，修复工程被迫中断。
直到1953年，大桥才最终修复完成，重新通车。
建桥、炸桥、复桥，茅以升三次参与同一座桥的命运，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被后世反复讲述的章节。
可就在这段被后世铭记的岁月里，他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悄悄出现了变化。
造钱塘江大桥的那几年，茅以升把几乎全部精力扑在工程上，常常数日不归家。
戴传蕙本就因多年颠沛、积劳成疾而落下了抑郁症的病根，在丈夫建桥那段时间，又日夜为他提心吊胆——工程一再遭遇险情，日军飞机的轰炸更是随时可能袭来。
那段时间，她的抑郁症再度发作，状态极差，但后来总算熬过来了。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更大的那一击，还在后面等着她。
【三】1946年，上海，权桂云的出现
1946年，50岁的茅以升受命前往上海，主持钱塘江大桥的修复准备工作。
妻子戴传蕙此时已在南京生活多年，身体一直不好，无力随行。
于是，又一次两地分居开始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的结果，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
就在这一年，茅以升经同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权桂云的女孩。
权桂云当时大约20岁出头，出身贫寒，但性格开朗，气质温柔，说话带着软糯的江南腔调，颇为出众。
得知茅以升只身在沪、家人都不在身边，权桂云开始主动走近，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做早饭，整理衣物，打扫房间。
茅以升在上海孤身一人，面对这样的关照，没能守住。
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快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边界。
茅以升认识权桂云时，已经年过五旬，而权桂云刚刚二十出头，两人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
尽管如此，茅以升还是在上海为权桂云另置了住所，两人以事实上的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权桂云后来为他生下了女儿茅玉麟。
这一切，远在南京的戴传蕙，毫不知情。
戴传蕙对茅以升的信任，是近乎绝对的。
她曾不止一次对旁人说，自己做茅以升妻子最大的好处，就是从来不用担心他在外面沾花惹草。
这话，她是真心这样认为的。
几十年的婚姻生活里，茅以升对她在待遇上从来没有苛刻过，面子上也一直维持着体面，她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什么。
然而这个"绝对的信任"，在1950年，被彻底打碎了。
1950年，全国推行"忠诚老实运动"，各单位人员须公开坦白交代一切隐私和过失，不得隐瞒。
茅以升在单位里向组织交代了自己"家外有家"的情况，组织知道了，家里就自然瞒不住了。
茅以升深知，戴传蕙有抑郁症的病史，极怕受到强烈刺激。
他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找一个让妻子能够相对平和地接受这件事的切入点。
有一天，他和戴传蕙闲谈，说起一件事：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外室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经过。
戴传蕙听了，说：这肯定是正室逼着丈夫断绝关系，丈夫没了办法才这样做，外室用这个方法报复，也在情理之中。
茅以升听到妻子这番话，以为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觉得这是个开口的机会，于是将自己与权桂云的一切和盘托出——从1946年两人相识，到在上海同居，再到权桂云生下女儿茅玉麟，前前后后，一句没留。
戴传蕙听完，脸色大变。
她没有哭，没有摔东西，没有当场质问，就那么坐着，一坐就是几个时辰，任凭茅以升怎么开口，她都不说话，也不动。
茅以升在自己的回忆里这样描述那一刻："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
从那以后，戴传蕙的脸上，再也没有真正出现过笑容。
她的外孙女徐依协后来回忆，每次去外婆家，看到的都是同一幅画面：外婆坐在屋子里，眉头紧锁，眼神涣散，好像什么时候都提不起精神，也没什么真正高兴过的时候。
就那么坐着，一整天，不说话。
【四】那道裂缝，从1950年开始，拉了将近二十年
戴传蕙知道了这件事，六个子女也跟着知道了。
茅以升的孩子们，亲眼目睹了母亲从一个虽然疲惫、但还会操持家务、偶尔说说话的女人，慢慢变成了眉头永远锁着、心事永远重重、好像再也没有真正高兴过的老人。
这个转变，从1950年那次坦白开始，此后十余年，一点一点地加深，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六个孩子，把这笔账，清清楚楚地记在了父亲身上。
戴传蕙选择了一种最耗损自身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她表面上说不追究丈夫的过去，继续操持家务，继续照顾孩子，但那道心里的裂口，从来没有合上过。
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抑郁症持续发作，身体也随之一日不如一日。
她有过几次轻生的举动，都被家人及时阻拦了下来，六个孩子轮流守着她，生怕一个疏忽就出了大事。
而茅以升那边，陷入了持续的两难困境。
权桂云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她不愿意离开；茅以升本人也没有做出彻底断绝这段关系的决定。
两边都没有放手，两边也都没有真正稳住。
这种僵局，在家里维持了将近二十年。
1967年，戴传蕙在长期抑郁中辞世。
那一年，特殊时期已经开始，茅以升所在的铁道科学研究院气氛压抑，他本人已经经历了数次批斗，家里的环境也持续动荡。
戴传蕙在这段时间里承受了多次强烈的精神刺激，身体彻底垮下去，再也撑不住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戴传蕙去世的时候，长子茅于越远在海外，没能赶回来见上最后一面。
这份遗憾，在他后来得知父亲随后的举动后，彻底化成了无法消解的愤恨。
就在戴传蕙去世后没过多久，茅以升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权桂云母女接回家中，正式同住。
六个子女，包括长子茅于越，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父亲和他们之间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关系，彻底崩断了。
然而，没有人料到的是，权桂云进门之后，这个家的故事，并没有就此走向平静。
等待她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处境，而她最终的命运，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短暂……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段家庭风波已经走到了终点的时候，一个没有人预料到的转折，正悄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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