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幸福蒙太奇》的封面是一塑料袋橙子，新奇士橙，饱满、明亮、振奋。橙子是其中一个故事的小道具，那个故事与亲密关系里的暴力有关。作者用明确无误的口气指出暴力，也指出亲密关系里的晦暗之处：为何一个受伤的人会忍不住一再回望那施暴的人？事情不是仇恨这么简单。她写：“我想用牙齿嚼烂他，我想吐在他身上，将他浸在我灼人的酸液里，我想在他体内释放一百万个婴儿，让他承担抚育的重负。”她又写：“或许你都不知道自己受了伤，直到你得到了解药。“
这本小说集有着奇异的开场，似乎那几篇小说致力于让你走入一个“绝对不是真的”的世界，罔顾其他奇幻虚构也在致力于构建某种虚拟真实；但后半本，她走入移民身份之中，又差点把现实感拉了回来，除了结尾那篇脱出母体的婴儿手臂。医学上这是不可能的，人体的一部分在子宫外发育——我更愿意理解为，身份成了幻肢，在现实人格之外给出自己的主张。马凌云是移民二代，她没办法忽视这个巨大的主题。
马凌云的语言很美式，让我想起《清洁女工手册》，都是机敏利落的女人，用一种疏离的目光凝视生活中的暧昧晦暗之处。
经出品方“明室”授权，我们把其中一个短篇的部分内容发布如下：
北京烤鸭
1.
我刚到美国的头几年，爸妈带我去图书馆，鼓励我学习英语。在我妈的指引下，我每周末借十到十五本书。尽管我喜欢图画书，我妈却逼我读更高阶的长篇故事。“单单读文字本身就够了，”她说，“要是你不能靠自己想出画面，便是想象力的失败。”
我就是这样读到《铁与丝》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将它作为易读的成人书推荐给我。这本书是马克萨尔兹曼的回忆录，他是一位武术爱好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第一拨进入中国的美国人之一。他去了长沙，在湖南医学院教英语。
萨尔兹曼讲起他曾让学生在一堂课上大声朗读他们自己的文章，题为《我最幸福的时刻》。这个班由一群想要提高英文水平的中年教师组成。最后一位朗读的是朱老师，他写的是几年前在北京参加晚宴的事。“我们先吃凉菜，”他读道，“比如卤猪肚和海蛞蝓。然后吃了蒸鱼，最后烤鸭端上来了！鸭皮是棕色的，酥脆光亮，入口即化。”他还细数了北京烤鸭宴的其他菜肴：鸭皮卷在饼里，就着甜面酱和葱一起吃；鸭肉炒蔬菜；还有鸭架子炖汤和餐后水果。
读完以后，朱老师放下文章，坦白说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是别人的记忆，他说：“我妻子去北京吃的烤鸭。但是她常常对我说起，一遍又一遍，于是我想，尽管我不在场，那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我从没吃过北京烤鸭，但它曾是一种近乎象征的存在。以前在福州生活时，它代表着一种日常的白粥、腌萝卜、白菜和排骨汤之外的现实。在晚上的电视节目里，我在讲述有钱人生活的电视剧和香港广告片中看到过烤鸭。然而，我到美国后便忘了它。翻阅图画书时，我有时会把北京烤鸭和其他相似的画面混淆：感恩节起源故事里的火鸡、出现在卖火柴的小女孩幻想晚餐中的烤鸡，那是她想象出来却从未品尝过的食物。
2.
我到美国时是冬天，此前几年，我爸妈一直生活在这里。在机场，我们下了飞机后，一个女人激动万分地向我扑来，我躲向祖父，是他陪我一起来的。我刚刚隐约认出那人是我妈时，自动门就在我俩之间合拢了。我那年七岁，过了两年没有妈妈的生活。但是我有祖母，她红润的手指上戴着黄金戒指和翡翠戒指，每晚都会轻轻拍我、哄我入睡。她身体温暖，打着鼾，我躺在她身边，床上铺着竹席，让我们在亚热带的热浪中保持凉爽。天气更热时，祖母便把床单挂在水泥阳台上遮挡阳光。
我到的时候可能是十二月，我记不清了。有些感觉对我而言只存在于英语中，大多和冬天有关，是我搬到犹他州时第一次感受到的。走在松树下的感觉；穿着肥大外套的感觉；初雪之后破坏干净雪面的感觉；在贴着白瓷砖的奥斯克药房购买打折商品的感觉，那里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清洁剂的气味，我总是将这气味与贫穷联系在一起；这是过度补偿的清洁。还有我妈用湿毛巾帮我擦拭脸上干掉的粥的感觉，以及湿漉漉的皮肤在外面刺骨寒冷的空气中变干的感觉。我们住在一套相当干净的一居室公寓里，但有时蚂蚁会从浴室爬进来。我睡在客厅，晚上，仿佛仍会听见祖母幽灵一般的鼾声。
在盐湖城外山区的一栋别人家的双层豪宅里，电视里播放着《小鹿斑比》的录像带，而真正的小鹿穿过后院，用牙齿啃食花园里的植物，我们与它们之间只隔着一道玻璃移门。
我的妈妈指着外面。我重复着这些词语，然后组成句子：小鹿用牙齿吃树。
英语课就在那个豪宅里进行，我妈受雇在那里当保姆，照顾一个名叫布兰登的幼儿。这户人家有酒店大堂般的门厅和电梯，气派到连摩门教徒都不会来打扰。也可能是因为它距离其他所有地方都太远，不值得他们长途跋涉。我刚到美国时，妈妈每天都带着我去工作，我爸开半小时车送我们到城外，然后再返回校园。在那栋房子里，我们的日子围绕着我的英语学习而展开。我们看《芝麻街》学习字母表，尽管那对我来说太幼稚了。我坚持写日记，每天用英语写三到五个句子。
等我妈照顾的孩子午睡时，妈妈会和我一起在厨房的桌上翻阅ESL练习册，这些书都是她在学校用品商店里找到的。其中一组问题要求说出发音相似的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比如老鼠（mouse）、房子（house）、衬衫（blouse）；药片（pill）和小山（hill）；钟（bell）和丧钟（knell）；桶（pail）和……她会给我提示。“你鼻子里感觉到的字母。”她这样说时，我就会知道她指的是字母n。答案是指甲（nail），桶（pail）和指甲（nail）。
推销员上门时，他发现很难和我妈沟通。她让他晚点再来，等主人在家的时候，而他把这当作进屋展示清洁喷雾的邀请。我透过栏杆往外偷看，认为他多半是故意误解她的意思，希望能够卖出产品。我妈发现我在偷看，就叫我去另外一个房间。
我不明白我妈自己的英语又蹩脚又结巴，是怎么教我英语的。和我爸不同，我妈在中国从没学过英语。即便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她的英语也始终谈不上流利，甚至算不上熟练。杂货店的收银员常常茫然地盯着她；上门的摩门教徒放弃了劝导我们信教的念头；后院旧货摊的摊主们也摇摇头，一字一顿地大声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即便如此，她那不完美、蹩脚的英语却支撑起了我英语的学习。
也是在那个冬天，我第一次触摸了雪，还尝到了冰激凌。在厨房里，我们用英语复习了冰箱和储藏柜里的食物。我妈说出每种食物的名字，都是我从没听说过的：美汁源浓缩果汁、优诺草莓香蕉酸奶、法利恐龙水果饼干、乐事薯片、卡普里阳光冲浪清凉果汁、午餐小盒。我跟着她重复每个词。单词悬停在真空中，没有对应的中文。而我们不被允许吃其中任何东西，于是我无法将这些单词和味道联系起来。
然而，还有冰激凌，在此之前我只在电视里见过。我妈偷偷从一个长方形纸盒里挖了一点给我。布雷耶斯法式香草口味。比我想象中的更浓稠甜腻。有股鸡蛋味，冻得太久，冰渣渣的。令我意外的是，我一点也不喜欢吃，那味道让我恶心。但我必须得喜欢，因为我在家乡的电视上见过冰激凌，我在那里的所有朋友都幻想它有多好吃。
我在日记本里写下，那本子是我妈给我的，用来记录在美国初来乍到的日子。英语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游戏语言，单词和它们的含义之间，以最松散、最脆弱的联结拴在一起。所以撒谎变得很容易。我用中文说实话，用英语编故事。我并不把英语当回事。当我终于进入一年级时，我告诉同班同学，我住在一栋带电梯的房子里，后院还有小鹿。即便我说的话他们一个字都不信，我在这门语言里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3.
在我读创意写作班的某一个学期，我们每次工作坊都以讨论《莉迪亚·戴维斯短篇小说集》里的一篇小说作为开场。那一周的小说名为《最幸福的时刻》。工作坊每周四晚上进行，地点在一幢通常为酒店管理班专用的楼里。导师大声朗读了整篇小说：
你要是问她，她写过的故事里最爱哪个，她会犹豫很久，然后说，可能是她曾在一本书里读到的故事：一位在中国教书的英语老师让他的中国学生说说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那位学生犹豫很久，最后尴尬地笑笑说，他的妻子曾经去过北京，在那里吃了烤鸭。妻子经常向他提起这段经历，于是他觉得，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她的旅行，以及她在旅行中吃烤鸭的时候。
导师看着全班同学，在亮着日光灯的研讨室里，八位学生散坐在会议桌旁。“那么，说说你们的想法？”
我们讨论了这篇小说构想和重构逸事的方式。人称“情节纳粹”的汤姆，把这种手法比作传电话游戏，因为这个故事是口口相传的。“妻子告诉丈夫吃北京烤鸭的故事，丈夫给老师分享了这个故事，还称之为自己的幸福时刻，老师又将这个故事写进一本书里。然后在戴维斯这篇小说里，作者描述了她在书中看到的这个故事，由叙述者讲述出来。故事又被再次重构。”
我们讨论了“重构”，以及我们认为它所试图实现的目标。我给他们讲了《铁与丝》，里面有同样的逸事。“戴维斯的这个故事并没有提及萨尔兹曼的回忆录，但我无法想象它没有参考那本书。”
马修是我们班上仅有的另一位亚洲学生，他也读过《铁与丝》。他说：“这种对同一桩逸事进行构想和重构的想法存在一个问题，复述他人故事的作者真的可以承担作者身份吗？按照这个思路，马克萨尔兹曼可以为他学生的故事承担起作者身份吗？”
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讨论挪用他人的故事，和通过重述让它成为新故事的区别，但没有得出什么结论。这时阿莉开口了：“作者通过写下这个故事，自然就拥有了这个故事。”马修对此回应：“但我们知道那只是借口，授权许可永远无法为挪用开罪。”
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导师微微一笑。“嗯，这些都是很好的观点。”她温和地说，“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得进入工作坊的主题了。”她朝向我说：“就从你的小说开始吧。”
4.
我提交给工作坊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中国移民保姆在一个周五的遭遇。那天她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她工作的豪宅。小说是从保姆的视角写的，一个看似平常的工作日，却被上门推销员的到访打断了，推销员孜孜不倦地试图说服她购买清洁产品。这一天以雇主下班到家后，将她解雇而告终。而她的女儿目睹了整个过程。
“很好，”导师语调轻快地说，“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故事。让我们展开讨论吧，大家有什么想法？”
汤姆总是第一个发言。“英语表达在这个作品里的表现有点太刻意了。我的意思是，第一视角的叙述读起来太顺滑，对非英语母语的主人公来说，表达得太好了。”
工作坊的其他人也赞同汤姆的观点，认为用英语表达非英语母语者的经历时，存在无法避免的笨拙感，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意见不一。有人建议用中式英语来替代，而另一位学生反驳说，这样会造成刻板印象。“使用中式英语会夸大角色的不善言辞，并将人物扁平化为一种移民比喻。”
在会议桌的另外一头，马修清了清嗓子，不知为何，我一直在等待他的回应。“无论这个故事是用英语还是用中式英语写的，”他慎重地说，“都不过是一个陈腐的亚裔美国人主题，这些故事讲述移民的艰辛，还有，代际的痛苦。”
我不敢看着马修。他的论文用他的话来说，是一部质疑白男气质的西部小说。极少数几次，我们在课后交谈，他说得最多的就是他在台湾和表兄弟们打篮球度过的夏天。他继续说：“而且，这种对中国女性移民的刻板表述没什么意义。”
一阵尴尬的沉默。导师清了清嗓子说：“我们有些同学可能对此不太了解，马修，你可以就刻板印象展开说说吗？”
我看着他。
“好的，”他说，“比如，当推销员自说自话进门的时候，她就顺从了。她太被动，完全符合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温顺听话的女性刻板形象。根本不真实。”他坚定地说，“这是一种对亚裔的丑化。”
见没人说话，汤姆便发言了。“这个故事是自传性的吗？”
“工作坊讨论环节，作者本人不能回答问题。”阿莉指出。
房间里又一次安静下来。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导师插话道，声音里带着牵强的欢欣，“它表明文化同化和英语流利程度的差异，是如何让一对移民母女彼此疏远的。”她提高了声音，“而且，里面又有一些的温柔时刻……”
5.
我妈在餐厅只喝水；点任何其他饮料都是不必要的花销。因为她是我妈妈，我也和她一样只点水，哪怕她早就已经放弃教导我要节俭。在我的书出版前的几周，我带她去了一家高档中餐馆，空空荡荡的宴席厅里，临街的前窗挂着烤鸭。这家餐馆以北京烤鸭而闻名，在一本旅行杂志评选的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二。
服务员走上前，我用英语点了几道家常菜。“我们想要B16、C7、F22。前菜要A5和A11。”
我妈放下菜单，看着我。“你就是这样点菜的吗？像一台电脑。”
“好的，没问题。”服务员是一位穿着空军一号运动鞋的中国少年，“我先去拿前菜。”
菜端上来之前，我掏出样书递给她。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封面是一幅含蓄的中国画，画着装在明代瓷碗里的柿子。“下个月上市。”
“这是最终版吗？我回去拿给你爸看，”她怀疑地仔细看着，仿佛这是一张永远不会中奖的彩票，然后对着书封勒口的宣传文案皱起眉头，“这些小说不是都发表过了吗？”
“有些发表过。现在只是都收录到了一本书里。”
“可以在其他地方免费读到吗？”
“你读过其中哪篇了吗？”
“我读过你发给我的保姆的故事，”她把书塞进皮包，“你的灵感来自哪里？”她装作记者，略带讥讽地问我。
“保姆的故事？显然是基于你很久以前的工作。”
尽管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英语，但我与我妈的对话最终总会变成普通话，只有在这种语言里，她表现得最机智。她会出言犀利，用尖酸的潜台词表达自己的观察。我的普通话已经不流利了，但还是尽力配合她。她的英语蹩脚糟糕，要在这个世界立足并不容易，她之所以能免遭他人的不善，全靠他们表面那套自由主义的体面。
那位少年服务员端着前菜和主菜一起回来了，摆下素鸡、莲藕、蒜蓉豆苗、麻婆豆腐，椒盐闻起来像是撒了墨西哥辣椒丁。菜上得太快，我不由怀疑起质量。服务员给我们加满水后，问道：“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吗？”
我妈懒得切换成英语，问他要一小碟辣竹笋。
“不好意思。什么？”他说。
“A2。”我告诉他菜品编号，然后他跑开了。我妈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豆苗，又闻了闻。“你觉得这里的东西好吃吗？”
“我喜欢简单的食物。”她说，既不确认，也不否认。可能跑来一家以北京烤鸭而闻名的餐馆，却只点了家常菜是可笑的。但是我俩都不喜欢吃鸭子，皮太肥了。她假装纠正自己：“不，不，我说错了。我应该说，我很喜欢，宝贝！这里的食物是最棒的。”
“但你永远不会这样说。”
她咧嘴笑笑。“我可不愿像某些中国妈妈一样，永远不知足，对着孩子大喊大叫，总在说着哎呀。”
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认为我故事里写的人都是你？”
“你的故事里有那么多妈妈，我该怎么想呢？”我妈突然愤愤不平起来，“但她们都过得很悲惨。非得那么苦吗？”
我低头看着盘子，米饭上覆盖着浓郁的麻婆豆腐。“嗯，也不全是关于你的，我并不想要占据你的经历。”
“你不想要占据我的经历，”她重复道，仿佛在自言自语，“那你为什么要写呢？”
这个问题让我吃惊。“好吧，相比其他故事，保姆的故事确实是以你为原型的。那是关于你当保姆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想要写出那有多可怕——”
“但你怎么会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当时你年纪太小，无法理解。而且你根本不在房间里。这一点我非常确定。”
“我在走廊里听着。而且你在我长大后告诉过我。细节很吓人。”
我妈勉强笑笑。“你看，你一点都不强硬。你得强硬起来。他不过是个蠢男人。你却几乎把他写成了危险人物。”
“他确实很危险啊，完全不可预测。前一秒还很友善，下一秒就变得很可怕。他对你说的话非常伤人。”
她叹了口气。“听着，我们和美国人不一样，我们不必谈论每一件带给我们负面感受的事情。要是我一直在想这些，我就无法往前走了。但我继续往前走，给你树立了好的榜样。你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我喝了一小口水。我们以前谈过这个。没有必要反反复复去澄清我的童年、我遭遇的校园霸凌。最糟糕的是，我妈鼓励我对她撒谎，要我假装一切多么美好。她会这样问：“你在学校很受欢迎是吧？”或者是，“你有很多朋友是吧？”引导我说出她想要的回答。她不可能不知道我在撒谎，但她想要沉浸在谎言里。她宁愿相信我能在美国茁壮成长，我的幸福是以她的幸福为代价换来的，而不愿意承认我俩在这个国家都过得很痛苦的事实。
这次我没有争论，只是简单地说：“我的心理治疗师说，最好还是承认现实。”
我一提到治疗，她就退缩了，不出所料地结束了对话。我们沉默地夹菜时，我听到电视里播放着餐厅主题的美食节目片段精选。在一个片段中，主持人告诉观众，北京烤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他注视着观众，打破了第四面墙。“所以请记住，当你咬下这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时，你品尝的是一段历史。”
那个服务员过来问：“吃得好吗？”
“很好。剩下的我们要打包。”我告诉他。
我妈转向他，用普通话详细说明她希望如何打包，以便我带回家。
他等她说完，尴尬地笑笑说：“抱歉，我不会说中文。”
题图来自电影《合法副本》
info@aves.art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