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里昂，午后总是带着一丝慵懒的困意。罗讷河畔的露天咖啡馆里，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围坐在一起，抱怨着连日来的罢工和停滞不前的市政工程。

皮埃尔坐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已经放凉的黑咖啡。他六十八岁，退休前是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两个月前，他刚刚结束了一趟遥远的旅行。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欧洲，去往那个在老友们口中充满偏见、落后与灰暗的国度——中国。

“皮埃尔，你真的在那边待了半个月？没得什么肠胃病吧？”安托万吐出一口雪茄烟圈，带着那种典型的欧洲式傲慢笑了起来，“我听说那里的街上到处都是自行车，空气里全是工厂的废气，人们连笑都不敢大声。”

皮埃尔将目光从河面的波光中收回。他看着眼前这群几十年的老朋友，看着他们被旧报纸和刻板印象禁锢的脸庞，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哀。他放下咖啡杯，手指轻轻摩挲着口袋里一本边缘已经泛黄的旧皮面笔记本。那是他已故妻子玛丽的遗物。

“安托万，”皮埃尔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沉静，“我回来之后一直没怎么说话，不是因为我生病了，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们解释，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个中国，早就不存在了。或者说，真实的中国，早已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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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得从今年五月说起。

玛丽走得很急，从确诊胰腺癌到去世，只有短短四个月。玛丽生前是个图书管理员，热爱东方文化，尤其是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的那个“人间天堂”——杭州。她曾在无数个冬夜里，指着泛黄的画册对皮埃尔说，等他们都退休了，一定要去看看西湖的柳树，去喝一杯真正的龙井茶。然而，命运没有给她兑现承诺的时间。

葬礼结束后，皮埃尔陷入了巨大的空虚。为了完成妻子的遗愿，他独自一人办妥了签证，带着玛丽的笔记本，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随后转乘高铁前往杭州。

在皮埃尔原本的预想中，这会是一趟艰难的苦行。他甚至在行李箱里塞满了肠胃药、防雾霾口罩和大量的现金，做好了应对混乱交通和糟糕卫生的准备。

然而当他走出杭州东站的那一刻，现实就给了他第一次冲击。没有震耳欲聋的喧闹，没有满地乱扔的垃圾，也没有想象中拥挤不堪、衣衫褴褛的人群。巨大的穹顶之下，光线明亮，空气调节系统送来舒适的微风。人们步履匆匆却井然有序，几乎所有人都拿着一块发光的黑色屏幕，只需在闸机上轻轻一扫，便能畅通无阻。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让他惊讶的是，那辆车安静得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而且车厢里没有任何异味。司机是个中年男人，虽然不懂法语，但通过手机上的实时翻译软件，微笑着向他问好，并准确地将他送到了西湖边的酒店。

第二天清晨，皮埃尔带着玛丽的笔记本，走进了西湖的薄雾中。

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湖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远处的山峦起伏，就像玛丽生前临摹过的中国水墨画。柳树的枝条垂在水面上，随风轻轻摇曳。皮埃尔沿着湖边漫无目的地走着，眼眶逐渐湿润。他多希望玛丽能亲眼看到这一切，这里的风景比书里写的还要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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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累了，皮埃尔在断桥边的一个露天茶座坐下，想买一瓶水。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一百元人民币，递给年轻的服务员。

服务员愣了一下，露出有些抱歉的笑容，用英语解释说这里现在很少收现金，她手头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他。她指了指桌角的一个黑白相间的方形图案，示意可以用手机支付。

皮埃尔感到一阵窘迫。他那部老旧的智能手机里，除了天气预报和家庭相册，什么也没有。他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张红色的纸币，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局外人。就在他准备收起钱、尴尬离开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旁边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