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兰姐，在这个城市的夜场里做过八年的领班。
现在我在老城区开着一家不起眼的便利店，每天面对的是来买油盐酱醋的街坊邻居。偶尔有熟悉的客人来买烟，看着我熟练地找零钱，会半开玩笑地问一句：“兰姐，以前你手底下那么多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后来她们都不干了，人都去哪儿了啊？是不是都傍大款当少奶奶去了？”
每次听到这话，我只是笑笑，把烟递过去，不接话茬。
那些没有真正在夜场里熬过的人，对那个世界总是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那里的钱像纸一样好挣，以为那些年轻姣好的面容总能换来安稳的后半生。其实，褪去包厢里昏暗暧昧的灯光，关掉震耳欲聋的音响，她们也不过是被生活推着走的普通人。
当青春这碗饭吃到了见底的时候，她们的去处并没有那么多传奇色彩。八年的时间，我看着来来去去几百个女孩，最后大多只走上了三条路。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雅，是在城南的农贸市场。
那天早上我去进货，在水产区湿漉漉的过道里，迎面走来一个提着两个大塑料袋的女人。她穿着一件有些起球的灰色羽绒服，头发随意地在脑后挽成一个低马尾，素面朝天，眼角有了细碎的纹路。
如果不是她因为躲避地上的污水，下意识地侧过身子，我几乎认不出她。
“小雅？”我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她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转过头看到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度复杂的慌乱。她下意识地往四周看了看，确认身边没有熟人，这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声音压得很低：“兰姐，这么巧。”
小雅以前是我们场子里出了名的“闷葫芦”。她不争宠，不抢台，客人说什么她都笑着附和，被客人灌酒灌到去洗手间吐干了胃水，回来还能接着倒酒。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她有个弟弟在读大学，家里还在农村盖新房，所有的开销都指望她每个月寄回去的钱。
在KTV的那几年，她从来不买名牌包，化妆品都是在街边小店买的便宜货。下班后别的女孩去吃夜宵去唱歌，她总是默默换上自己的平底鞋，一个人走回租住的地下室。
“我现在挺好的。”小雅站在农贸市场的过道里，手里拎着的塑料袋勒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里面装着几条鲫鱼和一大把带着泥的青菜。“我结婚了，孩子今年刚上幼儿园。我老公是做汽车维修的，人老实。”
她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像是在极力向我，或者向她自己证明什么。
我注意到她的手，那双以前在包厢里给客人倒酒、剥水果的白皙的手，现在变得粗糙，指甲剪得短短的，边缘还有些倒刺。
“他……知道你以前的事吗？”我没忍住，还是问了。
小雅的脸色瞬间白了一下，她猛地摇了摇头，声音压得更低了，甚至带着一丝恳求：“兰姐，以前的事我都忘了，当是一场梦。他是个本分人，以为我以前一直在广东的电子厂上班。我现在的婆婆就住在我家对面，要是让他们听到半句闲话，我这个家就散了。”
看着她紧张的神情，我心里猛地揪了一下。
我们站在人声鼎沸的市场里，周围是卖肉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声音。小雅急匆匆地和我道了别，转身融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看着她略显佝偻的背影，我知道，这是她这辈子最想要的安全感。
这就是很多女孩的第一种归宿：隐瞒过去，嫁给一个不知情的普通人，把自己彻底埋进柴米油盐里。
她们用曾经透支身体换来的钱，给自己攒了一份嫁妆，然后小心翼翼地编织一个体面的履历。她们比任何人都害怕遇到熟人，害怕过去那个浓妆艳抹的自己被翻出来。
为了守住这份平淡，她们在婚姻里往往极其隐忍，包揽所有的家务，精打细算着每一分钱。从前一晚上能挣几千块，现在为了菜市场里五毛钱的差价能和菜贩子磨上十分钟。
她们以为洗净铅华就能重新开始，但那种对过去的恐惧，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辈子都在她们的心底滴答作响。
与小雅的谨小慎微不同，婷婷走的是另一条路。
婷婷以前是场子里的“大姐大”，性格泼辣，酒量惊人。她从来不相信男人，经常在更衣室里叼着烟对新来的小女孩说：“别傻了，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只有攥在手里的钱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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