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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维也纳文学博物馆开了一个特展。展览的主角叫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1989),他是奥地利人,而他毕生以奥地利为靶,以语言为武器,将重复与夸张锤炼成一种近乎音乐的叙事结构,令读者在阅读中既感到窒息,又无法摆脱。

展览题为:“给愚钝戴上精神之帽”——当代视野中的托马斯·伯恩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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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海报

先说说伯恩哈德这个人有多难搞。

他在遗嘱里规定,在他身故之后,任何奥地利机构都不得演出他的戏剧、出版他的作品。

2023年,奥地利以210万欧元的创纪录价格,把他的遗稿档案整个买下来,锁进国家图书馆。

然后,他们给他办了这个特展,是这批档案材料首次大规模公开展示。

一个靠遗嘱亲手设下禁令、不让奥地利上演和出版其作品的人,死后成了奥地利最重要的文化出口。

文学史最喜欢这种剧情。而他的文学早已超越了“不遗余力抨击奥地利”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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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文学博物馆

策展人伯恩哈德·费茨与卡塔琳娜·马诺伊洛维奇将此次展览定位为面向所有人:既为早已熟悉伯恩哈德的读者打开新的视野,也向从未翻开他一页文字的观众发出邀请。

展览呈现了来自遗产档案的手稿、书信与各生命阶段的照片,以及大量从未公开展示过的物品,揭示出一位作家所经历的创伤与狂喜时刻——这位作家从未停止在写作中一次次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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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精神错乱》创作提纲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文学档案馆

©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写作之外

伯恩哈德的人生轨迹充满了偶然与歧路。他曾萌生过去非洲当卡车司机的念头,考虑过去伦敦当图书馆员,甚至想过出任维也纳城堡剧院院长会是什么感觉。展览中有他的货车驾照——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可能性。

让他最终成为作家的,是一场几乎要了他命的肺病。疗养院的岁月把他带到了命运的转折点:他在那里结识了“命中贵人”黑德维希·斯塔维阿尼切克女士。她在经济上支持他,在精神上塑造他。档案中收有他们之间的数百封往来书信。她先他离去,他后来将她葬在自己日后也长眠其中的同一块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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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波斯女人》打字稿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文学档案馆

©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在这一切之前,他是一个在萨尔茨堡贫民区学徒的少年,上着声乐课,浸润在外祖父约翰内斯·弗洛伊姆比希勒的影响之下。伯恩哈德最初的诗,是歌咏奥地利与萨尔茨堡的抒情之作,其中有一首题为《城市女王》的颂歌。那个后来把奥地利骂得体无完肤的人,写过颂歌。展览将他的早期作品与晚期作品并置,陈列那两个伯恩哈德之间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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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摄于塞基兴,1938年(7岁)

© 托马斯·伯恩哈德遗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语言的建筑,建构的语言

伯恩哈德的小说往往是思想的建筑。建筑师根据他小说中的详细文字描述,制作出建筑的等比例模型:《阿姆拉斯》(1964)中的塔楼,以及《修改》(1975)中科学家罗特哈默尔为妹妹在森林中央设计的那座锥形理想住所——三位建筑师各自诠释,建出了三个版本。文字中的空间第一次以实物的形态站立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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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伯恩哈德书中描述,制作的建筑模型

另一边,展览专门设计了一个托马斯·伯恩哈德AI聊天机器人,以他的全部散文文本训练而成,让他以彼岸的声音重新开口。据报道,那个声音“听起来真假难辨”。而他生前,对任何模仿他风格的人都嗤之以鼻。这个AI,到底是对他最高的致敬,还是他最不愿看见的事?展览没有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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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AI聊天机器人

他是自己最好的演员

衣着考究的都市绅士,或穿着乡间传统服饰的农夫——两副面孔,都是伯恩哈德,都是表演,也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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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摄于北海,1956年

摄影:英格丽德 ·布劳( Ingrid B ü hlau )

各种姿态与生活场景中的照片,连同影像记录,构成了“伯恩哈德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自身形象的经营,即便从今天这个永久自我营销的时代来看,也颇为与时俱进。展出的原版服装中,有他那件“防风外套”(Wetterfleck),与同名叙事作品的草稿原件并置展出,置于为其专门设计的空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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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玩“二十一点”

摄影:埃里卡 ·施米德( Erika Schmied )

多年间,他接受了不同摄影师的拍摄,其中最为不加掩饰的,是与他保持多年友谊的摄影师埃里卡·施米德。展览专门辟出一个由施米德最初构思的听觉与视觉空间呈现她的作品,在那里还可以聆听到伯恩哈德罕见的早期原版录音。展厅里那把带投靠的大沙发椅,是伯恩哈德为他在上奥地利州奥尔斯多夫的农场亲手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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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设计的带投靠的沙发椅

埃里卡·施米德(Erika Schmied)出借

摄影:卡塔琳娜 ·马诺伊洛维奇( Katharina Manojlovic )

他对日常仪式中戏剧性的感知,早在童年便已显现。在遗稿中一则笔记片段里,他把自己最早的剧场体验,定位在巴伐利亚特劳恩施泰因一家殡葬用品店的橱窗前——那是他1938年至1944年间的居住地。年幼的他站在一只糖箱上,几乎每天都透过橱窗观察店内的情景,并在笔记中写下:“那是我第一次遭遇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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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手持壶杯(Mostkrug)

摄影:埃里卡 ·施米德( Erika Schmied )

展览主题“给愚钝戴上精神之帽”听起来像一句讽刺,也像一句挑战。或许伯恩哈德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教人如何思考,而在于逼迫人们不要停止思考。伯恩哈德是一个制造不适的人,他怀疑一切权威,嘲笑一切体面,拆解一切习以为常的语言与秩序。他不断重复、不断夸张,直到那些被人们接受为常识的东西显露出荒诞的本来面目。

而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习惯于被信息包围,被观点说服,被情绪裹挟。在这样的时代里,伯恩哈德依然显得危险。他拒绝安慰,也拒绝共识;他不提供答案,而是不断把问题推向极端。

当维也纳文学博物馆把这些手稿、照片、家具、书信和声音重新摆在我们面前时,他们真正展示的并不只是一个已经离世三十多年的作家,而是一种至今仍未失效的追问。

而这,大概就是“当下阅读托马斯·伯恩哈德”的意义吧。

托马斯·伯恩哈德在

《伐木:一场情感波澜》

《沉落者》

《历代大师:一出喜剧》

《我的文学奖》

《波斯女人·制帽匠》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

《习惯的力量》

《总统》

《英雄广场》

《阿姆拉斯》

《水泥地》

《声音模仿者·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