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生孩子”正成为各国政要的新口头禅。从埃隆·马斯克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再到教皇方济各，都在对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发出警告。这背后，是全球总和生育率自1950年以来腰斩过半的现实。
问题的根源远比数字更深。持续下滑的出生率揭开了更复杂的社会病灶：许多想生育的人，正被经济压力、住房困境、性别不平等和气候焦虑层层困住。这些因素交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让生育意愿在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不断被稀释。
自从二战后的婴儿潮攀至顶峰，世界各地的出生率便开始了漫长的下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地区，生育率已跌破更替水平。简单来说，这些地方的平均人口已无法靠自身生育来维持代际更替。
自1960年代起，公共辩论的焦点始终对准人口过剩的危险。这些担忧并未消散，尤其是在涉及移民的讨论中，它们依然活跃。但关注的指针正日益转向人口萎缩及其可能引发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挑战。
1968年，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炸弹》一书中发出骇人预言：1970年代将充斥着“人、人、人、人”，人口过剩如同“癌症”，将导致饥荒与战争。人类灭绝迫在眉睫。然而，这场被预言的大灭绝从未发生。
现实走向了另一个剧本。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如今仅为每名妇女1.46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代际更替所需的2.1这一门槛。全球人口预计将在2080年代中期迎来下降拐点。中国已进入人口下降的第四年，韩国自2019年起因近乎全球最低的生育率而持续萎缩，德国自1972年便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口的局面。日本、希腊、意大利、古巴和泰国同样位列人口萎缩俱乐部。
如果没有移民流入，英国也将面临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的下降趋势。距离澳大利亚遭遇同样命运，大约还有一代人的时间。而加拿大则因移民控制政策，已经出现了人口减少。
悖论在于，自1950年代以来取得的巨大进步——主要集中在免疫接种等健康与医疗技术上——让人类活得更长，却也让我们生得更少。结果就是老龄化。老龄化社会本是成功与人类智慧的标志，但现行的经济体系倾向于将其视为问题。
逻辑很直接：劳动者和适龄工作人口是维持健康经济的基础。以澳大利亚为例，个人所得税是联邦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当接替退休者的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时，经济福祉便会受到严重侵蚀，迫使政府在更拮据的财政下提供更多服务。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及其对政府财政底线的冲击，已经让澳大利亚政客们开始公开呼吁国民多生孩子。这种诉求本身，恰恰映照出从恐惧人口过剩到焦虑人口不足之间，那道深刻的认知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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