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农村小伙自称黄克诚侄子到湖南省委门口|湖南省委

1949年底，长沙天气阴冷。在湖南省委机关门前，一名警卫战士拦下了一个农村打扮的年轻人。这个人穿一身单薄旧衣，脸上带着拘谨的神色。战士问他找谁，他说找二叔“黄时瑄”。战士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年轻人忽然想起父母反复交代的话，赶紧补了一句：“我二叔现在叫黄克诚，是省委书记。”

战士仔细打量他一番，才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里面走出一位中年干部，这个人正是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他站定之后，问面前的小伙子：“你是谁的儿子？”年轻人回答：“我是黄时玑的儿子。”黄克诚一听，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黄时玑是他大哥，这个年轻人叫黄开衡，是他的亲侄子。

这是叔侄二人第一次见面。省委书记的侄子从老家赶到省城，穿着一身不合时令的衣裳，被警卫拦在门外，当时湖南省委机关的不少工作人员都记得这个场景。

黄克诚本名黄时瑄，1902年10月1日出生在湖南永兴县油麻墟下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世代种田，日子过得很窘迫。他九岁那年，族中亲戚见他聪明好学，商量着凑了些钱物，送他去读私塾。这一读就是八年，中间全靠亲邻帮衬，你送一件衣，我出一斗米。

1922年，黄克诚考入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对下青村来说，这是破天荒的大事。离家那天，大哥黄时玑拿出家里一只旧木箱，替他装好几件换洗衣物和几本书，用扁担挑着，送他出村。那只木箱边角已经磨得发毛，可大哥挑在肩上，步子走得很稳。山路很长，两个人一路上话都不多。

进了省立三师，黄克诚接触到很多新思潮，很快被革命主张吸引住了。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从永兴山村里走出来的青年，从这时候起把自己交给了革命事业。

1928年，湘南起义之后，国民党当局悬赏捉拿黄克诚。他带着两名战友潜回永兴老家一带打游击，处境非常危险。白天，三个人藏在山上，不能露面。饭食全靠大嫂刘德姬送上山。她每次出门都要变换由头，有时拎个竹篮假装去扯猪草，有时担着水桶假装去浇菜，把吃的东西藏在最底下，送到约好的地点。

天黑以后，黄克诚他们才能摸下山，到大哥黄时玑家中碰头。那间土屋成了他们的秘密联络点，大哥大嫂不光管饭，还得替他们放哨。有一回，搜捕的敌人突然冲进村子。刘德姬听到动静，马上端起一盆泔水，不慌不忙往猪圈走，嘴里还念叨着喂猪的事。敌人看她一副寻常农妇忙碌的样子，没起疑心，从她身边过去了。黄克诚这才得以脱险。

这次脱险之后，黄克诚离开了永兴。他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再没有回过下青村。大哥大嫂留在老家，照旧种田过日子。

1949年全国解放，黄克诚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消息传到永兴，乡邻们都替黄家高兴。有人劝黄时玑：“你弟弟现在是省里的一把手，你去找他安排个工作，不比在家种地强？”黄时玑听了这话回答：“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两不相干。”

他当真没有去找。他和妻子刘德姬商量的，是另一件事：让儿子黄开衡去长沙找二叔，看看能不能读点书、找条出路。夫妻俩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不愿儿子再重复自己的命。就这样，黄开衡带着父母的叮嘱，从永兴一路辗转来到长沙。

黄克诚见他决心很大，就说：“那你去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吧。”当时黄克诚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考试是真考，这里面一道政治题要求阐述“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黄开衡没有学过，坐到考场里写不出一个字。结果没有录取。

亲侄子考自己当校长的学校落了榜，黄克诚没有替他说一个字。这件事，黄开衡后来很少对人提起。

黄开衡仍然坚持要读书。黄克诚看他不是一时冲动，便托人把他送进长沙的长郡中学，让他从初中课程学起。临别前，黄克诚叮嘱他：“孩子，我只能给你指一条明路，至于怎么走，就靠你自己了。”

黄开衡记住了这句话。他在长郡中学发奋用功，先后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后来，他考入中南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在一个偏远的基层法院工作。他背着行李去报到，没有惊动任何人。

1978年，已经在云南基层工作多年的黄开衡，动了调动工作的念头。他再次找到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说了。黄克诚听完，没有同意。他说了三条理由：第一条，我是国家干部，不能用手上的权力办自己的私事；第二条，调动工作这件事，我没有熟人；第三条，我没有时间管这个事。

“没有熟人”这四个字，从一位身居高位的开国大将嘴里说出来，分量很重。他不是真的没有熟人，他是不肯用这些关系来办私事。

黄克诚还郑重告诫黄开衡：“作为我黄克诚的亲属，不准找身边的工作人员为自己办事。”

这话不是只讲给侄子听的。黄克诚对自己的四个儿女，要求同样严格。他给儿女立下一条规矩：“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这里是没有后门可走的。”

他说没有后门，就是真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