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多洛雷斯·雅各比的医生告诉她，针对她所患的急性髓系白血病，自己已几乎无能为力。病房里顿时陷入一片沉默，当时她的家人都围在身边。多洛雷斯不久前才被确诊这种罕见且进展迅猛的癌症。她深爱的护理助理珍妮丝当时站在病房门外。
医生离开后，珍妮丝端着托盘走进来，上面放着每位家属最喜欢的饮料。她对多洛雷斯的儿子约翰·雅各比说：“如果还有谁能挺过来，那一定是你母亲。”说完，她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病房。十多年后，约翰仍清楚记得那天在旧金山湾区医院病房里的情景。“我们刚刚听到这辈子最糟糕的消息，而珍妮丝给我妈妈、给她的血液、给整个病房的气氛，都注入了生命力，”他说。
多洛雷斯的孩子们说，母亲确诊后，医生曾判断她只能再活3个月。但她最终活了3年。家人很大程度上将此归功于珍妮丝。后来，珍妮丝还参加了多洛雷斯的葬礼，并一直与这家人保持联系。今年3月，《卫报》告诉约翰，来自洪都拉斯的珍妮丝因移民身份问题失去了工作。约翰深受打击。“这完全说不通，”他说，“为了病人，他们应该让她回去工作。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躺在医院病床上，却没有像她这样的人陪在身边。”
50岁的珍妮丝因其移民案件敏感，要求只使用她的中间名。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凭借“临时保护身份”项目在美国生活。这个合法项目让超过100万人得以在美国居住和工作。临时保护身份适用于那些来自冲突、环境灾害或其他不安全情形国家的人。去年，特朗普政府撤销了多个国家的临时保护身份，包括洪都拉斯。这使得原本受益的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合法移民身份，并在相关法律诉讼持续期间面临被拘留和驱逐出境的风险。
珍妮丝23年的护理职业生涯中，曾7次获得一项享有声望的全国护理奖项。但突然之间，政府认定她在美国“非法居留”。她和85岁的母亲不得不搬去与女儿同住，因为她已无力偿还房贷。“我只想要回我的工作，只想要回我的生活。我想再次照顾我的病人，”她说。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一项核心承诺，是大规模驱逐被认定为非法居留的移民。但较少受到关注的是，政府也在努力剥夺数以千计移民在美国的合法身份，尤其是这对在美国寻求医疗照护的人意味着什么。
这些政策正在加剧美国这个本已脆弱、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医疗体系的压力。直接参与病人照护的医院工作人员中，大约每6人就有1人是移民，估计4%的医院员工不是归化公民。专家表示，这些劳动者填补了医疗体系中难以替代的重要缺口。全国约90家独立教学医院组成的“独立学术医疗中心联盟”执行主任金伯利·皮尔斯·伯克说：“我们阻断移民通道、禁止这些国家的人进入，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能禁止病人。病人还是会继续来到医院和养老院，只不过现在，照顾他们的人手短缺了。”
究竟有多少医护人员受到这些政策影响，很难精确统计。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移民倡议组织“前进美国”利用人口普查和其他政府数据估算，截至2025年初，美国约有近130万人持有临时保护身份，其中至少50000人在医疗行业工作。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隶属国土安全部，该机构在回复《卫报》提问时表示，政府并不掌握临时保护身份持有者的职业数据。
临时保护身份制度设立于1990年，由国土安全部长决定某个国家是否符合保护条件。每次指定期限最长为18个月，并会持续重新评估，以决定是否延长或终止。像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其指定已被一再延长数十年。临时保护身份本身不会直接通向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但持有者可以另行申请其他移民福利。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他一直认为临时保护身份制度被滥用，且被不必要地延长。国土安全部一名发言人在向《卫报》提供的声明中说：“临时保护身份从来就不是为永久化设计的，但过去几届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把它当作事实上的项目来使用。”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政府已经终止或试图终止17个临时保护身份指定国家中的13个，包括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叙利亚和海地。这一政策已卷入多起诉讼、裁决和上诉。其中包括本月预计由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项裁决，决定政府是否可以立即终止海地人的临时保护身份。
珍妮丝来自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1998年，她带着女儿移民美国，以躲避枪支暴力并寻找更好的经济机会。她在美国有一个持有附条件绿卡的兄弟，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她自学英语，完成护理助理课程，随后开始在湾区一家凯撒医疗机构医院照顾术后病人和心脏病患者。
去年9月，政府宣布终止洪都拉斯的临时保护身份。该身份自1999年起一直有效。“我当时震惊了，吃不下，也睡不着，”珍妮丝说。这种感觉就像“我一直都在这里合法生活，可突然之间，我就不合法了”。同事们得知她必须突然停工后，通过众筹为她筹得超过13000美元。
她以前的同事说，医院每天都能感受到珍妮丝不在的影响。凯撒医疗机构的一名护士说，只要珍妮丝在，即便她是当班唯一的护理助理，大家也相信所有病人都会得到照顾。“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愿意多做一步的心，”她说，“她离开后，医院少了很多快乐和同事情谊。”
另一名曾与珍妮丝搭档的护士回忆说，珍妮丝总能把“难缠的病人”变成自己“最忠实的支持者”。她提到一名酗酒患者，原本谁都不愿接近，但和珍妮丝一起上过一个班后，病人此后只想让她来照顾。这名与珍妮丝共事8年的护士说，这样的能力“根本无法替代”。这两名护士都不愿公开姓名，因为她们仍在这家医院工作。凯撒医疗机构没有直接评论珍妮丝的个案，但表示，他们一直在“寻找办法，减轻任何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员工的焦虑和不确定感”。
9月8日，也就是洪都拉斯人临时保护身份终止当天，凯撒医疗机构退休医生迈克尔·范恩致信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亚当·希夫，谈及珍妮丝。他在信中只称她为“一位亲密朋友”，并提到她已在凯撒工作23年。范恩写道：“她可靠、富有同情心、敬业，而且专业。最近她被告知，自己的洪都拉斯临时保护身份已被撤销，必须返回洪都拉斯。这是毁灭性的，也极不公平。任何你能为支持临时保护身份所做的事，我们都将感激不尽。”
珍妮丝一直保存着一个小纸箱，里面装满了20年来病人写给她的手写信。失去工作后，她甚至不敢看这些信，因为太痛苦了。一名外科病房病人在2004年的信中写道：“珍妮丝花了很多时间做额外的贴心小事，让你的住院过程更愉快。她是我在医院里长距离行走时的啦啦队长。”另一名病人的女儿在2014年的信中写道：“我立刻就能看出来，珍妮丝让我的母亲平静下来，也给了她安慰。她给母亲洗澡，还花时间陪她，这是我母亲住院4天来，没有哪个护士做到过的。”
有一句话虽然不在这些卡片里，却一直刻在珍妮丝心里。她的病人多洛雷斯因为免疫系统受损，住在传染病病房，所有人都必须戴口罩。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洛雷斯看不到珍妮丝的脸，只能看到她的眼睛。她曾对儿子约翰说，珍妮丝那双浓密扑闪的睫毛让她想起蝴蝶。“所以每次她走进病房，我都觉得自己像在花园里。”
1998年，珍妮丝来到美国。同一年，约尼·席尔瓦也从洪都拉斯进入美国。当时他只有3岁。席尔瓦说，自己在旧金山湾区长大，一直尽可能让自己“像个美国人”。十几岁时，他曾试图参军，但因临时保护身份被拒之门外。他原以为美军是获得公民身份的一条路径，却不知道参军者必须已经是公民，或至少持有绿卡。不过，他真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护士。他进入护理学校学习，同时在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医院担任护理助理。
心脏外科和心脏移植病区资深护士蕾妮·易说：“我是在‘浮动人员池’里认识他的。”所谓“浮动人员池”，是指不固定在某一个病区、而是根据需要在不同病区之间调配的医护人员。易说，她所在病区的病人病情都很重，身上连着胸腔引流管和各种导线，还伴有多种并发疾病，很多人面对这样的病人都会紧张。“但约尼面对非常复杂的病人时很从容。”她对此印象深刻，便去找经理，要求把席尔瓦固定到这个病区。
他在那里工作了一年，直到去年临时保护身份被撤销，不得不离开。后来，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非营利组织“全国临时保护身份联盟”决定起诉政府、挑战这一决定时，席尔瓦主动站出来，成为主要原告之一。“我要用我的声音，为那些不像我这样能发声的人，说出正在发生的事，”他说。席尔瓦不仅失去了工作，也因为再也负担不起学费而退出护理学校。如今，他仍定期整理自己的医院工作服，希望有一天能重返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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