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赞同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定位，释放出寻求稳定、加强沟通的信号。一个月后，来自美国农业州的青年农民、地方官员和民间组织代表来到河南郑州，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
从最高层互动到地方交流，中美正在不同层面探索如何在竞争与分歧仍然存在的背景下，保持沟通、寻找新的合作空间。
“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多年来，中美双方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关系表述。”6月中旬，在河南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期间，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副主席董云裳（Susan Thornton）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这一定位意味着双方在经历起伏后认识到竞争和分歧仍将存在，但必须规避冲突，建立避免陷入恶性循环的“护栏”。
她指出，无论是科技领域的风险管控，还是经济深度依存带来的合作空间，都需要这种新的关系框架作为支撑。
在董云裳看来，这种稳定不仅需要领导人之间持续的战略沟通，也需要来自经济、地方和社会层面的支撑。此次来到郑州的美国农业州青年，和企业、民间组织代表，正是这种联系的体现。
“百闻不如一见。”她指出，在信息传播更加直接的当下，年轻人不再仅依赖外部叙事来认识一个国家，而希望通过亲身经历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来自地方、青年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连接，正构成两国增进理解、减少误判的社会基础。
6月15日至17日，董云裳出席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本文图片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供图。
以下为专访实录
“建设性战略稳定”为竞争设置了“护栏”
澎湃新闻：此次特朗普总统访华，两国元首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您如何理解这一定位？从美方视角看，这一定位与过去 “战略竞争”“战略对手” 的表述相比，最实质的变化是什么？
董云裳：多年来，我们始终没能形成一套双方共同认可的双边关系的表述范式。而中美双方同意将“战略稳定”作为处理双边关系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表述体现了双方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共识：
首先，双方意识到保持对话和沟通的必要性。其次，经历过双边关系几番起伏波动后，两国都清楚必须杜绝最坏局面也就是发生冲突。因此，“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份共识传递出：双方需要更多的沟通，让双边关系更加稳定。这是我们（美中两国）在尝试过其他相处模式后最终形成的共识。
虽然仍有人会强调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竞争和博弈，因为这类分歧确实存在。但我认为，两国元首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为竞争设置了一道“护栏”——双方不会让竞争升级到某个危险程度，而是需要让竞争具有建设性，以规避走向冲突。
它不仅关乎“稳定”，更重要的是，双方有意识地寻找沟通与合作的路径，避免陷入“恶性循环”。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对抗”或“战略竞争”使双方陷入了“双输”的局面，没有任何一方真正从中获益。如今双方已经认识到，“对抗”的相处模式对彼此都毫无益处。
澎湃新闻：不过，我们注意到美方在“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表述中增加了“公平（fairness）”和“对等（reciprocity）”两个限定词。从您的角度看，这两个词意味着什么？美国希望通过这两个词向中方传递怎样的信息？
董云裳：这是非常好的问题。确实近年来我们很少发布过联合公报，两国各自发布的会晤纪要有时会存在表述差异。
这里所提及的“建设性稳定”（constructive stability），核心在于“管控分歧”（management）。美中之间有很多需要处理的问题，有相对积极的议题，也有棘手难解的。我们实行两种不同的体制。因此，在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中，无论是积极议题还是困难议题，始终需要加以管控。而“公平（fairness）”和“互惠（reciprocity）”，恰恰正视了两国制度差异会长期存在的现实。
在我看来，“公平（fairness）”主要强调自由市场以及贸易层面的关系。美中经贸往来规模庞大，因此，美方强调经贸往来应建立在自由市场原则的基础之上。“互惠（reciprocity）”则涉及两国在开放程度上的差异。美方认为，两国在透明度和开放性方面存在“不对称”，希望缩小这种差距，使双方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澎湃新闻：今年被很多观察人士称做“中美关系的大年”。在领导人频繁互动的背景下，您认为华盛顿内部是否开始出现共识，要学习如何与持续发展的中国相处？
董云裳：我希望如此。我们需要让眼下逐步成型的稳定态势继续发展，其实我们已经踏上这条道路。元首会晤对于确保美中沿着这一方向稳步前行至关重要。
不论是两国元首互访还是今年潜在的更多会晤机会，高层互动都意义重大。因为两国制度不同，沟通方式迥异，导致存在滋生误解的空间。两国最高领导人需要通过会面来消除误解、增进理解，为双方政府后续开展工作确立目标和框架。这一点极其关键。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这类高层会晤并不多。我认为这也是双边关系时有起伏的原因。
元首会晤确实表明了双方在处理双边关系思维上的变化，而这种转变正体现在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共识的思考之中。
6月16日，董云裳出席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开幕式。
技术变革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议题
澎湃新闻：您认为，未来几年中美关系一个现实且可持续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建设性战略稳定”最终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双方是需要首先管控风险，还是优先维持稳定？
董云裳：维护稳定是很好的目标设定，管控风险同样不可或缺。但我认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意味着，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双方需要努力为双边关系创造积极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管理潜在的风险、避免最坏结果的发生。
而技术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将是未来中美关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它既关系到如何管控竞争带来的风险，也关系到双方能否找到新的积极合作空间。
技术变革确有可能加剧中美的紧张关系，因为科技本身就是双方的竞争领域。而且相关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人知道各类技术将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实现商业价值，也无法厘清其中的发展红利与风险挑战。但所有人都清楚，机遇与挑战并存。
尽管科技竞争成为加剧美中竞争紧张态势的因素之一，但我认为双方也存在合作的空间。五月元首会晤后，双方正式同意开展人工智能（AI）政府间对话。我希望这一机制能够尽快落地。推进这项工作绝非易事，但至少表明，两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必须共同面对这一问题。
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如果美中能够在某些议题上合作，能办成很多大事。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美国和中国是AI发展的两大领先国家，AI将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不只局限于两国经济、军事层面。双方必须携手管控AI带来的各类影响，这不单关乎中美两国，世界都会受到AI发展的深刻冲击，我们理应就此开展协同合作。
澎湃新闻：从您的角度看，中美围绕人工智能（AI）建立对话机制，最终目标应该是什么？
董云裳：在拜登政府时期，美中双方曾达成过一项共识——至少在核武器使用的决策环节，必须始终由人类参与最终决策。这是两国达成的首个最低限度共识。AI领域同样可以形成双方一致认可的行为准则。
目前AI技术的发展路径尚不明确，我们很难预判未来应当设立怎样的规则或原则。但当下就此开展对话，确实能有助于建立互信，增强双方的安全感和信心。
当前所有关注点都集中在技术研发本身，各方都在琢磨如何靠AI实现商业盈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各类科技企业、数据大模型及其应用前景的热度极高。不过我并不认同所谓“AI竞赛”的说法。我并非技术领域专家，但对此视角持怀疑态度。
纵观历史，技术扩散往往很难被完全控制，AI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中美两国企业都在利用彼此的技术推动自身发展。
在我看来，政府无法从根本上管控所有技术流动。正因如此，双方才更需要坐下来共同探讨如何防范最严重的负面风险。既然无法做到全盘管控、封锁，技术发展走向也难以预判，那么至少应当通过沟通建立互信，规避技术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美国民众普遍希望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动荡
澎湃新闻：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如果未来数月美台互动进一步升级，比如特朗普曾说过会与赖清德通话谈对台军售，您认为会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董云裳：这个问题必须拿出来探讨，因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会谈的核心议题。五月元首峰会也谈及了这一话题。我对这次会晤的感受是，特朗普总统充分认识到该议题的严重性、敏感性，理解中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他也从战略层面看清了台海局势的平衡关系、重要意义与历史脉络。
元首会晤后，特朗普曾发表过一些言论，其中就包括他可能会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其内阁官员也表态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中方则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表达了关切。
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管控这个极其棘手、高度敏感的议题。或者说自1949年以来，双方就一直在管控这个问题。多年的管控实践足以给各方信心：彼此都理解其分量极重，大体上也明白该如何稳妥处理，清楚红线与敏感点在哪里。
我认为，时间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这一点各方心知肚明。因此我对双方持续稳妥管控该议题抱有信心。
特朗普总统对习主席充分尊重，也深知其中的敏感性。这同样是稳定局势的有利因素。至于他会不会拨出与台湾方面的电话，我无法给出定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付诸行动。
澎湃新闻：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国内政治往往会外溢到对华政策。您认为特朗普政府当前推动稳定对华关系的政策空间有多大？
董云裳：观察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演变，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是：美国民众、主流舆论普遍希望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动荡、对抗乃至冲突。尤其是经历了伊朗战争、南美一系列局势发展后，美国公众愈发希望国际环境能够保持更多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美国两党都必须顺应这种公众情绪，与总体民意保持一致。逆势而行无法带来任何政治利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美中之间不再存在问题摩擦，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国会内部依旧会不断推出涉华议案。
但是，美中关系的总体趋势是，双方需要确保采取一种更加积极、持续的方式来管理彼此关系，从而在中期内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因此，无论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我认为任何政党都很难彻底扭转这条路线。倘若中期选举后国会控制权更迭，届时将可能出现“分裂政府”（注：split government，行政权与立法权由不同政党控制）的局面，这反而进一步降低了发生激烈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我并不期待双边关系在短期内出现重大的积极突破，但同样也不认为会出现急剧恶化的情况。美中关系更可能继续维持一种在竞争与分歧中被谨慎管理的相对稳定状态。
6月15日，董云裳与美国农业州青年代表团参访河南郑州多家企业。
美国年轻人越来越相信“百闻不如一见”
澎湃新闻：过去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但地方层面的合作和联系并未中断。在您看来，当两国关系面临挑战时，这些地方层面的联系能否发挥“减震器”作用？如果可以，未来最应优先恢复和深化哪些领域的合作？
董云裳：这是非常好的问题。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压舱石”仍然是经济关系。尽管近年来我们经历了关税摩擦、中国对美国出口有所下滑，但双方经贸体量十分庞大，两国依然深度相互依存，经贸纽带牢固。这确实是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精力管理分歧，同时积极寻找合作机遇的领域。地方政府服务当地民众的需求，致力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升民众福祉。因此，美中在地方层面的经济交流有着天然的契合点。
人文交流同样至关重要。没有什么比过去几十年来大量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更能体现这一点。这种交流不仅涵盖了对彼此文化、语言及知识的好奇与探索，更延伸到了经济往来、企业间合作等诸多领域。
所以关键就在于两个方面：经济联系与人文纽带。在整场对话会（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中，我们多次谈到促进两国青年交往的重要性。两国青年聪慧务实、求知欲强、思想包容。他们不会拘泥于过去固有的处事模式，而是更愿意思考是否存在新的路径和解决方案。
我相信，让两国年轻一代加深彼此了解，并共同寻求改善现状与加强合作的机遇，将创造广阔的前景。
澎湃新闻：更具体来看，您如何看待像地方合作对话会、友好城市这样的交流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
董云裳：友城交流是很好的平台，有助于促进民众接触，建立联系，并进一步开展符合各自兴趣的交流与合作。不过我更关注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建立联系的新方式。
一直以来，政府、各类正式交流机制以及媒体，都是连接两国民众、了解彼此的重要桥梁。它们一直是不同社会之间的“中介”。美国媒体向美国民众讲述如何理解中国，中国媒体向中国民众解释如何看待美国。但如今，依托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人们能直接接触信息源，不再完全依赖这些中介。
此前TikTok用户涌入小红书的现象，就充分体现出民间直接交流蕴藏的巨大潜力。在一个越来越受到外部信息干扰的时代，无论是舆论压力、商业宣传，还是深度伪造等技术，年轻人对信息来源变得更加审慎。他们会思考哪些信息值得信任，也更希望通过亲身经历来形成判断。
此外，能够在彼此的国家较长时间的学习和生活也至关重要。只有长期生活，才能真正读懂这个社会的运转模式，体会当地人对各类社会事务的真实感受。这类深入体验意义重大。中方官员常说“百闻不如一见”，如今年轻一代显然十分认同这个道理。
6月15日，董云裳与美国农业州青年代表团参访河南郑州多家企业。
澎湃新闻：您现在担任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副主席，从您的观察看，美国腹地地区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是怎样的？协会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董云裳：大家有个固有印象，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中部地区民众，不关心国际事务，只顾打理本地生意。但当我与代表团中的农民，尤其是年轻农民交流时发现，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中国客户，也清楚自己的产品如何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流动。民众的国际视野和自身行业、生活地域息息相关。
但总体来说，人们对于国际事务的认知和关注还需进一步提升。一方面要靠教育普及，另一方面离不开信息传播与工商领域的带动。我希望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能传播得更广。
中国也一样。大量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出境旅行的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但关键在于，要发自内心地想去了解对方国家的社会百态。
我们代表团中有一名学生，在随团到河南前从没有坐过飞机。尽管我们常说世界越来越小，人们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出国门亲身体验跨文化交流。我们应当创造更多对外交流的机会，鼓励人们走出去了解世界。
美国腹地中国协会成立的初衷之一，就是弥补美国腹地地区在国际交流机会上的不足。过去，东西海岸长期是中国留学生和游客的主要目的地，而美国中部地区却很难获得同等机遇。我们希望改变这种情况。通过搭建平台，让美国中部地区也能像沿海地区一样，拥有同样丰富的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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