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记者王文志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调查记者，是我一直尊敬的媒体前辈，曾多次凭借揭露真相的舆论监督报道获得新闻奖。
早在2014年，王文志就开始报道铁路施工中偷工减料的问题，由他采写的《山西太兴铁路被指偷工减料工程院士呼吁请深查》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并推动了该工程返工整改。
2020年，王文志报道《青海“隐形首富”：祁连山非法采煤获利百亿至今未停》后，破坏生态非法采煤的矿主被判刑，收受贿赂的副省长亦因此落马。这条新闻荣获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是国内舆论监督新闻的最高奖项。
2023年，王文志报道《山东莱荣高铁被举报：偷工减料暗藏重大安全隐患》揭露了高铁建设中螺纹桩尺寸不足的问题，后经官方调查证实，相关责任人被处分。
2024年，王文志发表“合新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相关报道后赴安徽跟踪调查，遭到利益相关方围攻，手机被抢，人被打伤，仍坚持发出后续报道。
王文志不仅多年来做出过很多揭露黑幕的调查报道，并且还是极为罕见的那种，在报社有了领导职务后仍然继续采写新闻的调查记者。调查记者本身已经很稀有了，王文志则是稀有中的稀有。
除了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内在驱动，我很难想象一位年龄已经47岁并且在新华社体系内做到部门主任的调查记者为什么还要去一线这么拼。
先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在纸尿裤相关报道的讨论中，不应该去质疑记者王文志的动机。他绝对不是为了追名逐利来做这个报道的。
但是！
新闻报道有正义感和使命感固然非常可贵，但最最重要的一点，永远是报道内容的真实与严谨，要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情况。
一名优秀的调查记者，怀着保护千万婴幼儿健康的初心，以莫大勇气孤身对抗一个千亿产业，这样的故事足以感动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包括王文志自己。在他的内心里，肯定觉得自己揭开的是一个堪比“三聚氰胺奶粉”的历史性重大黑幕，为此承担再多、付出再多也值得。
然而很可惜，王文志这一回关于纸尿裤含甲酰胺的报道，无论从产品质量检测的科学层面，还是从新闻报道写作的技术层面来看，都做得并不够好。甚至不客气地说，有些稀烂。
上述新闻报道在科学层面存在的问题，推荐大家去看前科学记者洪广玉的分析，还有科普博主Y博的分析，这方面我暂时没有更多意见，就不赘述了。
我重点分析下新闻调查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尝试帮大家还原下事情为什么会走向当前这个局面。
第一个问题：
交叉验证全凭爆料人指点
《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原文看起来从多方信源交叉核实了纸尿裤检出甲酰胺的问题，说明记者是具备对核心新闻事实进行交叉验证意识的。
为核实消费者反映的问题，本报记者委托专业实验室，使用气相质谱仪模拟婴幼儿穿戴环境，检测了多个品牌不同系列的婴幼儿纸尿裤
公众号：经济参考报
经参调查丨专业检测机构检出有毒物质 多款纸尿裤被指侵害婴幼儿健康
为进一步验证前述检测结果，本报记者购买了一些婴幼儿纸尿裤产品，送往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进行甲酰胺等物质的单独检测，检测结果与此前实验室检测结果大致吻合
公众号：经济参考报
经参调查丨专业检测机构检出有毒物质 多款纸尿裤被指侵害婴幼儿健康
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已针对日常使用纸尿裤的婴幼儿开展生物样本前置验证筛查
公众号：经济参考报
经参调查丨专业检测机构检出有毒物质 多款纸尿裤被指侵害婴幼儿健康
原文主要列出了三处信源，分别是“专业实验室”、“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和山东公卫中心。刚看报道的时候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前面两家检测机构要匿名处理，直到后来新闻发酵，更多幕后事实涌现出来才知道原因。
原来，第一处“专业实验室”就是“靠谱老王”的检测仪器公司，是没有检测资质的，当然不方便提。
第二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是合肥广测产品检测研究所，其实也是和“靠谱老王”有间接关联的公司，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的记者在深圳发现的线索要送去合肥一家并不知名的检测机构做检测，所以也没提。
第三处山东公卫中心是官方科研单位，公信力很高，所以实名出镜。但是，这家公卫中心恰好又是为数不多采购了“靠谱老王”检测仪器的客户。
看起来天南地北相互独立的三个信源，其实都由“靠谱老王”串了起来，又或者是由“靠谱老王”一手指导的。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评价，这样处于同一利益链条的交叉验证是不合适的，是有风险的。
第二个问题：
专家采访没有真正对口
纸尿裤甲酰胺的报道中一共出现了三位具名的专家，表面看起来记者采访工作做得很扎实，很全面。然而，经不起细看……
第一位专家，彭应登，是做大气污染处理的工程师，记者采访让他介绍甲酰胺的吸收途径与健康危害。
如果是我来采访，会去北京化工大学找一位了解甲酰胺特性的有机化学专业老师，这才算对口，也并不困难。
第二位专家，时文歆，做水污染处理的，记者采访让他回答甲酰胺如何从固体的纸尿裤中释放并影响人体健康。
如果是我来采访，会去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找一位具备有机物中毒诊疗经验的医生来采访，他们才是对口的专家，也并不难找，离经济参考报还近。
第三位专家，山东公卫中心于兆衍，是耳鼻喉科医生，记者采信了他做的针对婴幼儿血液中甲酰胺污染的研究，也采信了他对于该检测方法科学性的解读。
如果是我来采访，会去找一位有机分析或者医学检验科的专家，请真正懂得如何检测分析血液中甲酰胺含量的人来解读，避免被一家之言误导。
找专家，是作为新闻记者最重要的一个看家本领，每个记者都会，但彼此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能不能找到精准对口的专家，能不能说服专家愿意开口，就是记者专业水平的分水岭。
找了不对口的专家，要么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套话，要么就是想当然给你编一些瞎话，对新闻报道的伤害会很大。
第三个问题：
套路化写作强行建立因果关系
写揭黑类新闻报道通常都需要一个引子，一个由头，类似执法部门查处某些违法犯罪行为通常都会说是“接群众举报”。
纸尿裤含甲酰胺的报道是用“多位消费者反映孩子穿纸尿裤后屁股发红、皮肤破溃”作为引子。
然而，读完整个新闻报道你就会发现，记者采访专家询问甲酰胺危害，有的说是“生殖毒性”，可以致畸，有的说是“肝肾毒性”，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或任何一份资料提及甲酰胺的皮肤刺激性。
那么，孩子用纸尿裤后出现红屁股和纸尿裤含甲酰胺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其实，我们新闻业内人士很容易就能看出记者这么写的“套路化”格式，先把消费者抬出来显示为民请命，然后把“肉眼可见”的危害列出来，引起读者重视。虽然套路化写作是俗了一些，但套路本身没问题。
问题在于，你用套路化格式强行套上去的婴幼儿症状，和你新闻报道中揭露的核心问题没有因果关系，这就属于套格式套错了。作为国字头新华社旗下媒体，犯这样的错误很不应该。
第四个问题：
对重大新闻线索的警惕性不足
假设你是一名调查记者，看到一条可能影响千万婴幼儿健康的新闻线索，涉及纸尿裤行业普遍存在的质量安全黑幕，几乎所有大牌产品都存在，而且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新闻界报道过，也没有被科学界关注过……
请问你会是什么心情？
是不是既愤怒又激动？愤怒的是相关行业如此丧尽天良，激动的是自己职业生涯即将走向又一个巅峰，足以青史留名。这个就是人之常情，记者也不能免俗。
然而，如果仅仅是愤怒和激动，那你还不是一名成熟的调查记者。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说，当然也会愤怒和激动，但更应该有的是警惕和慎重。
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来支撑。
如此普遍而恶劣的情况如果是真的，为什么此前从来没有被曝光过？纸尿裤行业是形成了共谋还是都被蒙在鼓里？
纸尿裤生产工艺本身并不需要添加甲酰胺，那超标的原因会是什么，动机是什么？
“靠谱老王”声称只有他的仪器和方法才能准确检测甲酰胺含量，他到底有何高明之处？其他大型专业检测机构的专家怎么看？
如果是我最早看到“靠谱老王”爆料的纸尿裤含甲酰胺新闻线索，我脑海里第一时间就会警铃大作，飘过上述疑问。如果这些疑问能够得到合理的解答，我才会考虑深入去调查这条线索。
简而言之，面对如此反常，又涉及如此重大公共利益，并且极有可能引发公众恐慌的新闻线索，激动归激动，但更多还是该警惕质疑，慎重求证。千万不能先入为主地认定存在某个巨大的阴谋，进而去找证据来论证阴谋存在。
第五个问题：
部门主任写稿编辑难以把关
以上指出的是四个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它们是这篇调查报道呈现出来的结果，要追溯到原因，可能还出在王文志作为部门主任的身份上。
普通读者看到重大历史性新闻报道，可能会记住记者的名字，比如最早曝光三聚氰胺奶粉的简光州，最早曝光化工罐运输食用油的记者韩福涛，他们都是好样儿的。但是，一篇扎实严谨的新闻报道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除了记者的功劳，还离不开编辑的功劳。
编辑，在新闻行业可不只是改改文字表达的角色，而是更重要的“新闻质量把关者”。编辑往往在选题阶段就会介入新闻报道，和记者一起商量采访角度，突破策略，在记者发回前方采访的第一手信息后，编辑需要站在“审视者”的角度去判断报道的事实是否足够完整，报道的内在逻辑是否成立，还有最最关键的，要判断报道的内容是否真实。
在一个正常的采编流程中，编辑是监督者，是新闻真实性和新闻质量的把关者，新闻最终能否刊出，是由编辑决定的。如果是特别重大题材的新闻报道，编辑还会叫上部门主任，乃至报社编委、主编来共同研讨把关。
然而问题在于，领衔纸尿裤含甲酰胺报道的王文志，是《经济参考报》经参调查室的主任，也就是该报社深度调查部门的负责人。
按理说，王文志应该是报社所有调查类新闻报道的最高监督者、最后一道把关人。但具体到纸尿裤的报道，王文志却成了负责采写新闻的“第一作者”。
大家可以想一下，部门主任领衔写的报道，哪个编辑还会提出质疑，哪个编辑还会提出意见，哪个编辑敢说这条新闻不合格？
部门主任和记者的身份交叉与错位，或许才是这篇调查报道出现众多专业问题的根本原因。
以上分析来自前纸媒记者项栋梁，谨供各位读者参考，并与王文志老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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