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皖南，一个19岁的浙江女孩独自蜷缩在山沟里。
周围是陡峭的崖壁，是荆棘，是漫过山头的黑夜。枪声随时可能响起，敌人随时可能出现。她一夜没敢合眼，心里只反复转着一句话：如果遇到意外，我要做一名有志气的女战士。
没有人知道她能不能活着出去。
时间拨回1938年。
浙江台州临海，一个叫周振的年轻人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他在临海县委做地下工作，消息传到家里，妹妹周临冰心里燃起了一把火。
那年她才17岁，不到18岁。但她看见了：日本人的飞机炸了上海，炸了南京，炸了无数中国人的家。哥哥在做一件比命还重要的事。
她决定跟上去。
1938年，周临冰离开临海，一路南下进入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从浙江到安徽，山路颠簸，前途未卜。这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女孩，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第一次真正靠近了战争。
到了皖南，她进入新四军教导队。这支队伍是专门培养骨干的地方，课目密集，训练艰苦，但周临冰咬牙撑了下来。1939年1月，教导队结业。1939年8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她被分配到一个特殊的岗位——军部机要科，专门负责机要译电工作。
这份工作听起来没有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但实际上，它握着整个军队的神经。每一封电报，都是党中央与新四军之间的联络纽带。每一份密码，都是战场上最核心的秘密。机要员知道的，往往比任何人都多；机要员出了事，损失比任何人都大。
机要科里，和她一起工作的女机要员共有四个人：周临冰、施奇、毛维青、汪企求。四个年轻女孩，守着密码本和电台，每天在云岭的军部院子里进进出出，把党中央的声音传递给前线，也把前线的声音传递给党中央。
1939年冬天，机要科长童世杰带着这四个女孩，在云岭的"叶挺桥"前合了一张影。叶挺亲自按下了快门。
时间走到1940年冬，战局骤然变化。
国民党方面的动作越来越反常。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50多万人缩编成10万。
这道命令摆明了不是在谈军事，是在搞政治。
中共中央看穿了这一手。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还是决定让皖南的新四军遵令北移，只争取宽限时日。
然而国民党一边催新四军动身，一边在暗里布网。到1940年12月下旬，7个师、约8万国民党军队已悄悄集结到皖南各要道，把北移的路堵死了大半。还有人故意泄露新四军的北撤路线给日军，让日本人加紧封锁长江渡口。
一张网，从四面合拢过来。
皖南的新四军，夹在日军和国民党之间，处境越来越险。军部里的人都感觉到了一种无声的压力，像山雨欲来前的闷热，压得人喘不过气。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从泾县云岭启程，分三路北移。
行军之前，周临冰和另外三名女机要员原本在先行转移的名单里。组织安排她们提前撤离，优先保证安全。
但四个人都拒绝了。
她们要求随大部队行动，和所有战士一起走。
1941年1月6日，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一切突然变了。
枪声从四面同时响起。
7个师、8万余名国民党士兵从山头压下来，火力密集，阵型已经部署多日。新四军9000人，走进了一个事先设好的口袋。
叶挺军长下令死守，指战员奋起迎击。从1月6日打到1月13日，整整七天七夜，血流遍了茂林的山头。新四军以寡击众，弹药越打越少，粮食越撑越紧，但没有人先退。
周临冰和其他机要员一直跟随在军首长身边，在枪炮声里发报、收报，让党中央的电报不断线。密码本不能落入敌手，这是铁的纪律。科长童世杰在一次险情中命令她们把密码分散埋进了水沟，宁可毁掉，也不能被缴获。
但七天之后，局势已经无法支撑了。
1月13日，国民党军第三次总攻，东流山阵地相继失守，整个战场进入混战。军部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分散突围，各自为战，目标是苏南或皖中。
就在这一刻，四个女机要员面临了彻底的分散。
施奇和汪企求被俘了。两个人落入敌手之后，拒不投降，宁死不屈，英勇牺牲。毛维青被捕后设法逃出，后来找到了组织。只有周临冰，在混乱中冲出去了。
她怎么冲出去的，回忆录里没有细说。那段时间太乱，子弹从各个方向飞，人群在黑夜里奔跑、倒下、消失。她只知道，自己活下来了，周围已经没有熟悉的战友。
她一个人，陷在皖南的山里。
接下来的日子，是和死亡面对面地赌。
突围后，她与几名同志在深山野岭里隐蔽了七天七夜。白天不能动，只能藏在荆棘丛里，看枪杆子从山上扫过去。夜里才敢挪步，但漆黑的山路随时可能走错。
一天下着雪，他们坐在坟地里，靠着几口棺材掩护身体。派人出去探路，一等就是一整天，到天黑才找到一户老百姓的住宅。敲门，没人应。国民党军队把这一带百姓都吓坏了，深夜敲门是大忌。
几个人搭起人梯翻进了院墙。
老奶奶出来，看见这几个衣衫破乱的人，没有叫喊，没有跑。她说，国民党搜查得很紧，男人们都被抓走了，村里的人都躲进山里去了。她连声说：你们是好人。
然后，她给他们做了一顿饭，又从小桶里找出一点米，塞进他们手里。
一顿饭，一点米。在那个时候，这是用命换的。
在茂林地区辗转几天之后，队伍里的人开始商量下一步。
大家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是扮成客商出去。但这里有一个解不开的难题：社会上没有女客商。
让周临冰扮成谁呢？有人提议，扮成夏老（即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夏征农，当时化名老夏）的女儿。但夏老是江西口音，周临冰是浙江人，只要敌人开口盘问，立刻穿帮。
大家冥思苦想，找不出办法。
最后，只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周临冰，单独转移。
她要走另一条路。
夏老把她叫到一边，仔细叮嘱：去茂林，找中华圣公会会长陆绍泉，就说是他叔叔介绍来的，他会帮你。陆会长的女婿吴寿祺和吴保萼两位老师，都是进步人士，可以求助。另外，万一遇到敌人，就说自己16岁——16岁在法律上够不上刑事追究。
这句话，周临冰记了一辈子。
当天晚上，大家分手。老乡把周临冰送到一条长长的山沟里。第二天，来过一个人探望，问她一个人怕不怕。
她说：不怕，你们放心走吧。
但那一夜，她怕得一夜没合眼。两边山崖陡峭，荆棘把视线切成一块块黑影，整片森林安静得像一个巨大的陷阱。她没有武器，没有同伴，没有退路，只有一个念头在心里撑着：如果发生意外，我要做一名有志气的女战士。
天刚亮，沟口突然响起枪声。她把身子贴进荆棘里，一动不动，屏住呼吸。
这一天，总算平安过去了。天黑之后，一个砍柴模样的老乡从她头顶走过来，解开围裙，把炒米球扔下来。安徽过年的特产——炒米球。就靠这些，她撑了好几天。
过了几天夜里，老乡提着灯笼在沟口轻轻喊：不要害怕，我们接你来了。
转移，再转移。老乡把周临冰送到离唐村不远的马路口，叮嘱她：这里也不安全，暂时装哑巴。
不出两天，敌人打了回来，老乡四处逃散。
周临冰不愿连累任何人。她一个人拿起要饭瓢，提上打狗棍，往茂林走。
路上遇到一批民工，问路之下，其中一个人主动停下来。他说，自己刚送新四军政治部的同志回来，路过这里。他看了周临冰一眼，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一个人去茂林有困难，跟我们一起走。
这个人，后来知道姓杜。一路走，一路说，话越来越投机。周临冰叫他干爹，求他送自己到茂林陆会长家。
杜大爷怕她不信任，一再说：政治部的同志在他家住过，他和他们很熟。他家离茂林不远，先到他家住，再送你去。他还告诉她，到了他家，有人问起，就说是某中学的学生，因为怕打仗，想回家过年。
一到杜家，全家人把她当自家人看待。
村子里的人很快也知道了她的底细，经常给她送新四军的消息，说要相信新四军会很快回来的。
除夕前，杜大爷替她打听好了陆会长的住址。他自己，也是当地圣火会的成员，是以进城办年货的名义和陆会长取得联系的。
正月初五，他给她借了一件新娘子衣服，说是回娘家。
出门前，他嘱咐她：茂林镇九步一个岗，碰到站岗的，千万不要答腔，一切由他来对付。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过一个又一个哨卡，顺利到达陆会长家。
周临冰把参军时唯一留作纪念的毛衣送给了杜大爷。这是她身上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
过了几天，杜大爷把毛衣送回来了。
他说：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我们盼望你们早点回来。
陆绍泉的家，是周临冰最后的庇护所。
陆绍泉，时任茂林中华圣公会会长，一个信基督教的普通老人。家里七口人：他和老伴，上有老人，下有两个女儿、小儿子，还有一个侄子。
吴寿祺和吴保萼两位老师来了，见到周临冰，商量之后，决定把她留在陆会长家，并告诉她：你叔叔（夏老）已经和我们联系过了。
陆会长很慈祥，不爱多说话。吃饭时老让着她，说就在自己家一样，我和你叔叔见过面，他把你送来是信任我们，我们对爱国志士是支持的。
但安置她并不容易。
彼时茂林的白色恐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国民党推行"五家连环保"，挨家挨户查户口，只要有一点嫌疑，全家就以"窝匪"定罪，牵连九族。特务网络遍布茂林每一条街巷，叛徒被收买，随时可能出卖任何人。
更要命的是：国民党贴出了蒋介石手令，捉到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各赏五万大洋。阁楼对面，就是关押新四军战俘的小学，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有人在审讯，有人在哭喊。
陆家商量之后，把周临冰藏进了阁楼。
这个阁楼低矮，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可以活动的范围，只有一把藤椅那么大。
就这样，周临冰在那把藤椅上，坐了四十天。四十天，是什么概念？
是四十个白天，不能下楼，不能出声，不能被任何人发现；是四十个夜晚，由陆会长的老伴和吴保萼先生的老伴悄悄叫她下来，在院子里走几圈，让她活动活动僵硬的四肢，然后再送她回去。
是陆家七口人，每一天都用命在帮她撑着这个秘密。
楼下是正常的家庭生活，邻居串门，孩子嬉闹，国民党的人隔三差五上门查户口。陆会长一家，一次都没有走漏风声。
不是没有人知道风险有多大。一旦被发现，整家人都难逃一劫。但陆家没有人动摇，没有人后退。
周临冰后来在回忆里写：这一家人为了我的安全，要担多大的风险啊。
后来，周临冰在1982年离休后，从各处听说了陆绍泉先生的结局。
1947年9月，陆绍泉在一次战斗中，为配合解放军向敌军喊话劝降，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就此牺牲。
夏征农1988年在上海口述这段历史时，声音哽咽：这位正直的老人，是我们生死与共的真正朋友。人民的恩情，谁敢忘，谁能忘。
四十天之后，周临冰等不下去了。她和陆家人商量：先去永康找哥哥周振，再想办法归队。
陆会长的朋友周璞堂，是做珠宝生意的浙江客商，刚好要去绍兴，顺路经过永康。两位吴老师高兴地说：周老先生原籍浙江，和你同姓同乡，机会难得。
启程那天，陆家全家人为她送行。她在阁楼上坐了四十天，没有哭过一次。但那一刻，她哭了。
离开茂林，像从水里浮上来一口气。
在周璞堂的带领下，周临冰从茂林出发，经诸暨，一路往浙江走。到了诸暨，周老先生替她买好去永康的车票，两人就此告别。
她一个人上了车。
永康，她找到了地下党联络处——俞振熙，这是嫂子的兄长，地址是嫂子当年到皖南看望她时特意告诉她的。
俞振熙在商办运输公司工作，那时候他们正忙着转移，几座高楼，人走楼空。周临冰借宿了一夜，空楼里，只剩她一个人。
好在白天哥哥周振来了。兄妹见面，周临冰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回部队有希望了。当晚，她美美地睡了一觉，那是很久很久以来，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
但第二天，麻烦又来了。天刚亮，城门口突然飞来一架日本侦察机。
很快，九架飞机跟上来，六架一组，轮流俯冲，轮流轰炸。周临冰跟着人群趴在地上，头都不敢抬，整整两个小时，永康城被炸成一片焦土。
她随着无数市民流落在乡间山野，等到夜里才重新找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
大家互相都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特委同志沈景德找到她，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被日军轰炸切断了，短期内无法归队，要她暂时留在地方工作。
周临冰不甘心。她一心想回部队，整夜睡不着。偏偏这时候，一条腿突然红肿。
农村没有医院，没有药，只有哥哥拿来一把切菜刀，替她切开脓肿。感染之后，她手脚发抖，一条腿完全无法落地，最担心的事成真了：回不了部队怎么办？
哥哥安慰她：一只腿一样能为党工作，搞印刷、搞地下联络，照样能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
周临冰振作起来。一只脚跳着，去赶集。集市上，一个土医生注意到她，问了她的病情，给她放出脓血，立时就能下地走路了。
此后，党组织安排她去永康报社工作，配合报社总编周健，把没有公开刊登的电报译出来，供内部参考。公开身份，她和周健是兄妹。
在报社的掩护下，工作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她每天翻译电报，追踪战局，等待一个消息：去内地的交通，什么时候恢复。
消息终于来了。哥哥周振，把家里唯一的一床毛毯卖掉，给她凑路费。周健替她办好了通行证。
她踏上了回部队的路。
这一路，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到最终抵达苏中根据地，前后跨越数月，经过的地方：泾县山野、茂林小镇、诸暨街头、永康郊野，见过的人：杜大爷、陆会长全家、吴寿祺、吴保萼、夏老、周璞堂、俞振熙、周健……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命押进去的。
回到部队之后，周临冰先后在盐城、浙西、山东烟台、河南宝丰等地工作，历任机要译电员、市妇联主任、县妇委书记。
全国解放之后，她从地方转入中央机关，先后担任湖南长沙市西区区委书记、中央财政部党办组织组组长、北京珐琅厂党委副书记、国家工商总局副局级职务，直到1982年正式离休。
她活到了很老。
她把那四十天，每一个细节，都记了下来。
1939年冬，叶挺桥前。
机要科长童世杰，带着四个女孩，拍了一张合影：周临冰、施奇、毛维青、汪企求。
快门按下去的时候，叶挺就站在镜头后面。
施奇，被俘，宁死不降，牺牲。汪企求，被俘，宁死不降，牺牲。
毛维青，被捕后逃出，找回了组织。
周临冰，翻过一座座山，藏进一间又一间陌生人的屋子，最终活着回来了。
这个故事里，有太多值得记住的名字。
杜大爷，一个素昧平生的民工，带她走过九步一岗的茂林镇。
陆绍泉，一个信基督的老人，用自己的命护了她四十天，最后死在1947年的战场上。
那位给她扔下炒米球的老乡，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
但周临冰记得。她一辈子都记得。
她在回忆录末尾写道：不论是杜大爷还是陆会长全家，和我素不相识，都做到了舍命救人。这充分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我非常感激，永远铭记老乡们对新四军的这份深情厚意。
1941年的皖南，9000人走进了一个口袋。最后，约2000人活着出来。
周临冰，是这2000人里的一个。
一个19岁的浙江女孩，靠着一把藤椅、一碗炒米、一件新娘子借来的衣服，和无数普通人的一条命，活着走出了皖南。
她后来活了很久，见到了解放，见到了和平。
而那些把命押上去帮她的人，有的战死，有的被炸，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历史记住了周临冰。
那些人，值得被历史同样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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