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四川作为国民政府战时大后方，承担着支撑全国抗战的物资重担，财政压力空前严峻。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成都一位名叫杨白鹿的人，突然说他拿到了失传已久的张献忠藏宝图，并把他献给了军队将领范绍增。
范绍增喜出望外，他对此深信不疑，斥资两万大洋，牵头联合一众川蜀乡绅、军政人士，正式成立“锦江淘江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运作张献忠沉银打捞项目。
团队依据藏宝图标注的方位，结合文献记载反复勘测，最终锁定成都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方的三角江段为核心藏宝区域。
从1939年开始，公司组织人力物力持续打捞三年之久，耗费大量资金与人力，但遗憾的是，最终仅打捞到少量普通铜钱，并未发现传说中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这场声势浩大的寻宝工程最终草草落幕。
后世考证发现，此次打捞失败的核心原因，是藏宝图标注的锦江藏银点位存在偏差，混淆了张献忠两处沉银遗址，真正的宝藏实则藏于彭山江口而非成都锦江。
那么，为什么会有张献忠藏宝图的传说呢？
据说1644年，张献忠攻占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数年之间劫掠川蜀各地藩王府库、富商望族，积攒了海量金银珠宝。
1646年，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兵败如山倒，自知大势已去，无法携带千万金银随军撤离。为避免巨额财宝落入敌手，他下令截断岷江江水、凿空江底，将数千船金银珠宝沉入江底，再恢复水流、杀死埋银工匠，仅留存手绘藏宝图与江岸石刻记号。
这些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清代《蜀碧》《鹃碧录》等均记载，张献忠兵败撤离前，将蜀地海量金银移藏江中，采用“涸流埋银、覆土放水”之法藏匿财宝，且诛杀所有参与施工的石工，彻底封存藏宝秘密。
《彭山县志》等地方县志也多次提及江口沉银事件，记录了张献忠兵败遭明军将领杨展伏击、金银船队沉没岷江的史实，为藏宝传说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在四川成都、彭山、富顺等多地，数百年来流传着版本相近的寻宝民谣，其中广为流传的便是：“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部分地区也流传着“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的变体歌谣。
民谣提及的石龙、石虎、石牛、石鼓，正是传说中张献忠特意留下的藏宝地标，用以标记沉银核心位置，待日后归来取用。
自明末沉银事件发生后，三百余年间，从明清官方到民间百姓，从未停止对张献忠宝藏的探寻。
最早的打捞始于明末清初。
张献忠江口战败后，伏击获胜的明将杨展率先组织人手打捞江中沉银，借此充盈军资、壮大势力，成为沉银宝藏的首批获益者。
清代立国后，朝廷深知这批宝藏的价值，先后组织多次官方打捞。
乾隆五十九年，彭山江口渔民偶然捞得装银木鞘，上报官府后，四川总督孙士毅亲自督办大规模打捞，成功出水万两白银及各类珠宝玉器，不过多数财宝被地方官吏层层克扣，并未尽数上缴朝廷。
至咸丰年间，清廷财政拮据，咸丰帝特意下旨重启沉银打捞，却因水域地貌变迁、藏宝点位模糊，耗时许久一无所获，最终作罢。
据史料统计，清代官方有据可查的打捞行动至少四次，民间零散打捞更是不计其数。
进入近现代，民间寻宝热潮依旧未曾消退。
上世纪90年代，彭山当地渔民多次在岷江河道中捞获银锭、银鼎等文物，零星沉银的现世，再度印证了宝藏传说的真实性，也引发了民间私自盗挖的乱象。
而1937年至1939年范绍增主导的锦江打捞，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投入最多、最具官方色彩的一次寻宝行动，虽因点位失误失败，却让张献忠藏宝图的传说彻底传遍全国，为后续考古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
数百年来，张献忠藏宝图与沉银传说始终被视作民间野史，直至现代考古发掘启动，这场跨越三百年的谜题终于被彻底破解。
2005年，彭山区岷江河道施工过程中，施工队意外挖出藏有七枚明代五十两银锭的完整木鞘，这是首次大规模出土张献忠沉银核心文物，坐实了江口沉银的真实性，也拉开了系统性考古发掘的序幕。
此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多期围堰抢救性考古发掘，聚焦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持续开展水下考古工作。
历经多轮考古发掘，遗址累计出水文物7.6万余件，出土文物种类丰富、等级极高，涵盖大西政权金银货币、蜀世子宝金印、各类藩王府银锭、金银首饰、兵器等珍稀文物。
其中，重达16斤的“蜀世子宝”金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藩王世子金宝，极具历史与文物价值。
这些出土文物精准对应明末大西政权的历史背景，与史料、民谣传说完全吻合，彻底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史实。
考古发掘同时解开了民国寻宝失败的核心谜题：杨白鹿所持的藏宝图存在地域偏差，误将沉银地点标注为成都锦江，而真实藏宝核心区域为彭山江口岷江水域。
所谓的藏宝图，大概率是后世结合传说推演绘制的图纸，并非张献忠当年的原始藏宝图。时至今日，真正的张献忠原始藏宝图仍未现世，成为留存至今的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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